去年因事在邢臺常住一段時間，附近有一個地方叫豫讓橋，當時沒有多想其名來源，昨天看孫紅雷主演的電視劇《新世界》，裡面有一個孫紅雷飾演的金海給沈世昌獻畫的片斷，講了一個士為知己者死——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下面我們就透過豫讓的故事來了解一下中國古代的刺客俠士與其所體現的精神。
俠義文化
司馬遷在《史記》的《刺客列傳》中描寫了五位春秋戰國時知名的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全篇5000多字，單從字幅上來看，荊軻的故事就佔了3000多字，對豫讓的描寫並不佔據主要地位，但這無礙我們對士為知己者死、殺身以成仁為主導的中國古代俠義文化的瞭解。
金海獻畫
一、智伯與趙襄子的恩怨
春秋末期晉國國君勢力衰落，實權落在六個卿大夫家族手中，即智氏、韓氏、趙氏、魏氏、範氏、中行氏。六大家族相互爭鬥，先是智伯聯合韓、趙、魏滅掉了範氏與中行氏，剩下的四家中勢力最強的就是智氏了，如果不出意外或早或晚就是智伯代晉而立了。智伯要求韓、趙、魏三家向晉國君獻土，韓魏因懼怕智伯勢力而屈從了，只有趙國拒絕，這就為智伯找到了攻打趙的理由，當時趙的當家人就是趙襄子，他退守晉陽也就是今天的太原，智伯聯合韓、魏攻打，並決堤壩水淹晉陽城。這種做法使韓、魏心有餘悸，因為他們的城池周邊也有大河，也害怕有一天智伯會以這種方法對付他們。關鍵時刻趙襄子派出說客成功說服韓、魏兩家，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水淹智伯軍營，然後趁勢取之，這樣智伯被消滅了。
如果只是消滅也就算了，不會發生後面的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可是趙襄子竟然用智伯的頭顱做成酒器，這種行為極大地刺激了智伯的家臣豫讓，他決定為智伯復仇。他說：“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豫讓復仇
二、刺客——豫讓——局氣
1.發生在廁所裡的第一次刺殺
豫讓改名為被判刑處罰的人，到趙襄子的宮中去抹廁所的牆，企圖藉整修廁所的方式，以匕首刺殺趙襄子。可是趙襄子在上廁所時，突然有所警覺，命令手下將豫讓搜捕出來。趙襄子的左右隨從原想殺他，趙襄子說：“彼義人也......此天下之賢人也“。便將他釋放。這樣豫讓的第一次刺殺失敗了。
第二次刺殺
2.豫讓橋上的故事
豫讓仍不死心，為了進行第二次刺殺，他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這成本下的可夠大的。這一次他埋伏於一座橋下（這座橋就是今河北省邢臺市的豫讓橋，一說為赤橋，原名豫讓橋，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橋村）準備在趙襄子過橋的時候刺殺他。趙襄子的馬卻突然驚跳起來，使得豫讓的計劃又再次失敗。
國士待遇
捉了豫讓後，趙襄子責備他說：“你以前曾經在範氏和中行氏手下工作，智伯消滅了他們，你不但不為他們報仇，反而投靠了智伯；那麼，現在你也可以投靠我呀，為什麼一定要為智伯報仇呢？”(說的有情有理）豫讓說：“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趙襄子聽了非常感慨，便說：“你對智伯，也算是仁至義盡了；而我，也放過你好幾次。這次，我不能再釋放你了，你好自為之吧！”豫讓知道這一次是非死不可，於是就懇求趙襄子道：“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趙襄子與豫讓的相知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紅雷聞之，“豫讓，局氣！！！“。
紅雷哥說：豫讓局氣!!!
三、何為俠義——從士為知己者死看儒家的忠義觀
在豫讓決定為智伯報仇時講了這樣一段話：“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這段話中豫讓交待了自己的身份——士，他因為智伯的知，也就是智伯對自己職業價值的認同，對於這個認同就要予以報答。在最後趙襄子質問豫讓為何執意報仇時，豫讓講“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他之所以不會為範、中行氏報仇就是因為他們以眾人待人，我也就以眾人看待他們。而智伯能“以國士待我”我故國士報之。
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一種思維邏輯，就是士的職業價值與精神所體現出的“知”與“報”的對應。這種因“知”而有“報”的邏輯所體現的又是儒家所講的“忠”、“義”的內涵。第一次刺殺失敗後，趙襄子稱讚他為“彼義人也......此天下之賢人也“，這裡也可以看出，
趙襄子釋放豫讓行為本身也是在潛意識地遵循著“義”與“仁”的天下公意。直到最後，豫讓知今必有一死，講“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這段話中豫讓對趙襄子明主的認同及自己忠臣的定位，以及趙襄子最後同意了豫讓的請求，而脫下自己的衣服，讓豫讓象徵性地拔劍三躍而擊。可以講在這裡他們二人真正實現了以天下公義為名義的合謀。豫讓的第一次刺殺已經讓天下人知其對智伯的知遇之恩，同時也讓天下人知道了趙襄子的“義”與“仁”；而到了第二次刺殺，其精神意義已經遠大於現實意義了，正是基於對士精神的共識，他們共同將一場殊死的刺殺行為，演變成了一場有默契的演出。在豫讓三躍而擊之的精彩動作中，豫讓已經在精神意義上完成了"報"的行為，這裡顯露出的已經不是之前的仇恨而是勝利的喜悅。當然我們可以批判豫讓對忠與義內涵認知的狹隘性。刺客的刺殺行為本身就是不值得提倡的行為，而且 這種“報”的僅僅是一種忠君的私義而不是承擔起社會責任的公義，這種“忠義”的狹隘性是顯而易見的。
司馬遷之所以為其寫傳，肯定的當然是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這種對儒家忠義精神的認同直至宋明理學佔據主導地位，又把這種“忠義”的內涵上升到了天理的層面。我想這大概也是後世俠義精神一直沒有中斷反而流傳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了。
俠義之士——豫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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