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尘封
明朝天启年间，朝廷里流传着一部奇异的名册。乍一看上去，这本小册子仿佛是某位水浒爱好者的笔记，上面列举了一百零八个人，就连“及时雨”、“玉麒麟”等绰号也与书中一模一样。
但再看绰号后的人名，竟然全是北京、南京两府中的朝廷大员。这本奇怪的名册，叫做《东林点将录》。它的编撰人，是当时的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手下干将王绍徽，而名册上的人就是让魏忠贤最为痛恨和忌惮的群体—党
从明朝万历年间起，东林党逐渐成型，以致逐渐壮大。在明末的政坛上，东林党人一直以“特别能战斗”著称：与太监斗、与群臣斗、甚至与皇上斗，当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堪称明朝最强文官集团，成为了决定明朝命运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
“聚义”东林
东林党的创始人，是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偶像派”——顾宪成。
说他是“偶像派”，并非夸大其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顾宪成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里。顾宪成打小就有才子之名，成绩很好，明史上记载他“资性绝人”，属于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他的科举之路也是一帆风顺，26岁时考中解元，30岁时又以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成为了正经八百的国家公务员。
以顾宪成的学识和年纪，步步高升甚至进入内阁，都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然而，从一开始，顾宪成就没把升官发财当回事。
自做官以来，他一不溜须——当百官都联名为首辅张居正祈福时，他硬要从中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二不贪污——万历二十一年考核官员时，他以廉洁而得第一。
三不怕事——万历不喜欢长子朱常洛，要搞“三王并封”，他上书劝阻；万历不喜欢大学士王家屏，他偏要推荐王家屏做首辅......顾宪成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戳万历的肺管子，终于把自己戳回了家。
万历二十二年，当了14年官（中间请假三年、为母服丧三年，实际只当了8年官）的顾宪成被革职削籍，彻底成了一名老百姓。
丢官后的顾宪成并没有垂头丧气，反而更加忙碌起来。
实际上，在官场中目睹了大明朝廷的种种黑暗之后，顾宪成早已对仕途兴趣寥寥，转而将人生目标放在了传道授业之上。
在顾宪成的家乡，有一座始建于南宋的废弃书院，名叫东林书院，南宋大儒杨时曾在此讲学。在顾宪成剩下的生命中，这里将成为他建功立业的主战场。
经过整整十年的募款和修葺，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重新开放。从此，顾宪成和许多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在这里开坛讲学。一时间，东林书院声名大噪，即使八年后顾宪成去世，这里依然是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学习。
在斗争中成长
按理说，明朝时全国的书院并不止东林书院一家，诸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千年书院当时依然书声不断。
然而，为什么只有从这里走出的官员最终形成的“东林党”，而没有“岳麓党”、“嵩阳党”的说法呢？
这就要从东林书院所教授和讨论的内容说起了。
表面上，东林书院所宣讲和讨论的仍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经典，但是，与其他书院不同的是，东林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议政”。
从顾宪成开始，在东林书院主持讲学的高攀龙、安希范、叶茂才等“东林八君子”始终强调的一点便是：“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标准，强调学必有用，“无用即是落空学问”。
这样来看，东林学院实际上自建立起就有着明确的宗旨：治学只是手段，而通过政治实现所谓“天下承平”才是最终目的。这一宗旨，从顾宪成所题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可见一斑。
东林书院中的依庸堂 依然悬挂着这幅对联
明朝末年，许多士大夫已经深切感到了朝政腐坏所导致的种种恶果，因此，东林学院所倡导的“扶大厦于将倾”这种理想主义式的思想，在天下读书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和赞同，也吸引了一大批朝廷官员加入其中，所谓的“东林党”得以逐步成型。
东林党鼎盛时期，甚至连朝廷首辅（叶向高、韩爌）、蓟辽督师（孙承宗）等文武重臣都是其中一员，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在当时的朝廷中，除了东林党之外，还有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北人为主的楚党、浙江人为主的浙党等大大小小的数个官僚集团。于是，从万历后期开始，东林党与这些朋党之间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一场明末党争的大戏轰轰烈烈的上演了。
党争初期，东林党人与其他的朋党集团相比，由于没有重臣压阵，一直处于劣势。为了扭转局势，东林党人将目光锁定在了皇位继承人上，在由皇室继承人之争而起的“梃击”、“红丸”、“移宫”明末三大案中，东林党人始终坚定地站在皇室继承人一方。
终于，在明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成功地扭转了局势，利用“京察”（六年一次的官员考核）之机，将其他几个朋党集团一一击败，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人纷纷加官进爵，成为了朝中的主流力量。
按照东林党人的一贯主张，此时正应各显其能、匡扶朝政，让大明盛世重现。
然而，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才突然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此时正笑嘻嘻地举起了屠刀，正在前方等着他们呢。
这位最大的敌人，就是魏忠贤，以及他身后的一群徒子徒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号——阉党。
败给太监还是败给自己？
魏忠贤，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人），地痞出身，文盲。
这就是魏忠贤进宫前的简历，与饱读诗书的东林党人相比，魏忠贤实在有点拿不出手。然而，历史曾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文化知识是有用的，但不是次次都有用。
进宫后的魏忠贤，虽然靠着溜须拍马，混上了一个管仓库的差事，但直到四五十岁，还是一个普通的宦官。由于常常做出一副憨厚相，还得了个“傻子”的诨号。
如果不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贤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由于魏忠贤和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是“对食”（宦官与宫女相好之代称），当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一步登天，成为了掌握内廷的头号大太监。
即使在此时，魏忠贤既没有胆子、也没有水平去挑战东林党人。但是，由于东林党之前被其他朋党打压的太厉害，如今掌了权，自然要秋后算账。
在东林党人的弹劾下，曾经反对东林党人的大臣们降级的降级、罢官的罢官，朝廷中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眼见大事不好，许多曾得罪过东林党人的大臣们便投靠到了魏忠贤的门下，开始为他出谋划策，对付东林党人。得到这些人相助的魏忠贤如虎添翼，开始走上了掌控朝政的“权奸”之路。
看到这一情况的东林党人自然不肯罢休，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其中杨涟的奏章骂的最狠，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如果按照这些罪名论刑，恐怕魏忠贤就是有十个头也不够砍的。
然而，东林党人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上书弹劾这一招，在其他时期、对付其他人物时也许管用，但这位明熹宗朱由校除了在做木匠上天赋异秉之外，不仅在治国上不灵光，文化水平也有限的很，基本上是个半文盲，看奏折还要靠太监给他念。
有这样的皇帝在，弹劾魏忠贤的结局基本是不言自明了。
对付无赖，就要用无赖的方法。不懂这个道理的东林党人在魏忠贤的反攻倒算之下损失惨重：首辅叶向高辞职，杨涟、左光斗等被阉党谋害，就连东林书院也被捣毁，曾经依靠党争而风光无限的东林党最终还是倒在了党争上。
直到崇祯帝即位，惩办了魏忠贤等一干阉党后，东林党才有所复苏。
但在此时，大明王朝也已走上了末路。随着清军入关，东林党人殉国的有之、投降的也有之，最终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东林党从兴起到式微，历经半个世纪之多。后人在评判这一朋党集团时也是众说纷纭，称赞的说他们小处有失、大节无亏，是中国文人气节的代表；批判的则说他们掀起了明末党争的序幕，使得朝廷内斗不断、祸国殃民。
实际上，在当时的局势下，无论是谁，恐怕都难以使大明王朝逃脱覆灭的命运。而在数百年后的现在，那座书院里所曾经闪现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和心忧天下的情怀，依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余家春子
从狭义上来讲，东林党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从广义上来讲，东林党代表着一群人，
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准则，关心国事，改革弊政，
他们结党成群，党同伐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与坏来看待东林党人，因为好得如圣人般崇高，坏得比大奸大恶之人还要可恶，
他们做过所谓的好事，也做过不少所谓的坏事。
他们可以是好人，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力求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他们提倡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政治思想，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即便被魏忠贤残害也没用放弃。
他们也可以是坏人，他们结党成群，残害同僚，
对与他们有相反政治主张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们既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认同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
他们扭曲了道德，将道德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们不断地发动政治斗争，
他们以狭隘的道德教条来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却也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
东林党人既是一群心怀天下力求造福苍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狭隘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
他们有着实现国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们也为了传统和道德要求与皇帝作斗争，
他们是一群坚守传统和所谓虚伪的道德的人，
他们并没有那么与时俱进，总是用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容不得与其相左的政治主张，
对于权力他们展现了嗜血的一面，从与其他政治群体的党争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体现了他们虚伪的一面，
由于东林党权力欲望的加剧，斗争由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
明朝政治不仅没有变得清明，还因为不断的权力和政治斗争变得污浊腐败
东林党人作为一群拥有政治抱负的人虽然在不断的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奋斗，却并没有改变日渐恶化的政治环境，也没让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转危为安。
吴伟逸的文章认为：“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
《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
《明代政治史》认为：“从主观上说，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相反，诸邪党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
后世对东林党的评价两极分化，但总体评价并不高，可以说东林党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是一群无知和虚伪的政治和权力欲望下的囚徒，
这也说明了道德倘若不与时俱进就会害人害己，无论哪个时代，搞政治斗争都不利于民生发展，
唯有以人民为中心，可惜君主专制的时代家天下条件下，人民的权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所以专制集权要经历革命的摧枯拉朽，从底层将一切革新。
Moriarty0224
东林党、宗室、小冰河、鼠疫，为明末四大灾害。小冰河是天灾，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进而引起植被大范围恢复，使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因此温度降低。其余三个皆为人祸，而东林党首当其冲，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诞生之初还是很有正面意义的，大家聚在一起针砭时弊，倡导廉政清明。当时参与进东林党讲学活动的，大多数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
但是，这些人都有个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顺的人，大多数都是没当上官的，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这些读书人都是以当官为荣誉。他们考不上科举，当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情绪汇集，矛头对准的必然是当权者。
于是他们的对抗皇权，针对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由此拉开了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和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和各党的争斗造成的内耗也是明朝的灭亡的重要因素。
东林党起源于江南，那里自古以来便是商贾富庶集聚之地，而一个党派的发展，必然缺不了财力的支撑。东林党的后台也正是这些商人，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报，东林党也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捍卫者，这也为东林党内部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随着东林党不断地发展强大，这个种子也在其内部逐渐生根发芽，开始扭曲了这个团队的核心价值观。
开始的引导社会风尚的理念逐渐被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斗争所取代。
东林党在和各方势力斗争中尝到了政治斗争的甜头后，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再加上和阉党之争，以崇祯拿下阉党，拱手将朝政大权相让于东林党为结局。至此，东林党可以说是一家独大，朝廷再也没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势力。
东林党当政那些年，明朝没有出现能救国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们只懂得疯狂的用手里的权利侵占国家的利益，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东林党人都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找出各种理由来抗旨。
面对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当好皇帝的崇祯也无能为力。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起兵，东林党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击。李自成进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时间去李自成那里献忠诚，保平安，谁也没理崇祯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后，带头跪迎清军的正是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这不得不说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气也荡然无存。
东林党虽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这一点不如人家张居正。
党争历来都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内耗，浪费国家的政治资源，影响社会发展，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会支持党争，甚至会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党争自然也是逃不过这种历史规律。
综上，明亡于东林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