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程老師學校補充了一部小說的整本書閱讀，這就是加繆的《鼠疫》。今天我的文章是《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如同中了鼠疫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只能臨時發這篇文章。
重讀《鼠疫》，驚心動魄，與眼前的疫情絲絲入扣。偉大的諾貝爾獎作品，都具有超越時間、空間和題材的能量。
在《小說的藝術》中，米蘭•昆德拉這樣說：“小說考察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東西，它是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是人可能成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
加繆諾貝爾獲獎作品《鼠疫》就是如此，在它的扉頁，加繆引用達尼爾•笛福的論斷：“用別樣的監禁生活再現某種禁生活，與用不存在的事表現真事同等合理。”
加繆毫不諱言，整部《鼠疫》意在言外。
把人物打入第二情境
“用別樣的監禁生活再現某種禁生活。”意味著在鼠疫的監禁生活中，作者試圖再現人們內心中的隱秘的不被別人甚至也不被自己所覺察的另一種情感趨向。
且看別樣的監禁生活。
奧蘭城市平常醜陋，毫無色彩。既沒有鴿子，也沒有樹木，也沒有花園。甚至連春天的到來，也只能坐實於市場上出售的鮮花。
這裡的人們，工作，既狂熱又心不在焉；不得不相愛又不知道在相愛；生病只會讓人倍感孤獨，死亡則更加令人乏味。他們既沒有學會相愛，也沒有學會死亡。
一切都在平庸之中，甚至連美不勝收的大海，奧蘭也背對著它建造。更要命的是，人們忘卻了思考，習慣了平庸，習慣了平庸生活中的功利，並且從平庸的生活中打撈出悠閒自在，然後，昏沉沉睡去。
這就是奧蘭的城市生態。但加繆一定要顛覆這種狀態。
如何顛覆呢？答案是“用別樣的監禁生活”，也即孫紹振所說的“把人物打出正常軌道”。
在正常的情況下人的知覺、感情、意志、慾望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多層次結構，你只能看到它的表層。只有把人物打出正常軌道之外，使人“處於別樣的監禁生活中”，在動態、動盪的情況下，人物內心深處就會一覽無餘。小說的藝術就在於衝擊人物靜態的感覺、知覺，使之發生動亂，失去平衡，從而解剖出人物真實的內心情感，深層的心理結構，以及剎那間顯露出來的心靈秘密。
這種所謂的“別樣監禁生活”，就是突然到來的鼠疫，鼠疫把奧蘭的人打出了正常軌道，並徹底顛覆了人們的世界觀。人們由起初的驚異逐漸轉為恐慌、疑懼和懷疑。與此同時，人們開始了思考，直到死亡成了冷冰冰的數字。
這種心理的變遷很好地詮釋了加繆的存在主義。作品是一種經常意在言外的哲學終點，是這種哲學的圖解和完成。
鼠疫是真實的荒謬
加繆說鼠疫是一個不存在的事，他不過要用它來表示真事。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在鼠疫中讀出了真實，讀出了多層含義。
首先，鼠疫就是鼠疫，絕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的附屬物。作為一個獨立體，它有自己的進程，真實的發展趨向，能夠自足存在。不能獨立存在的寓言故事是很難存活的。
小說開頭便以“編年史主題的奇特事件”強調了小說的紀實性。
作者先從鼠疫誕生的惡劣環境寫起，“整個夏天，太陽像火一樣燒灼這乾燥之極的房屋，給牆壁蓋上一層灰色的塵土，人們只能在關得嚴嚴實實護窗板的保護下過日子。”
再到對一隻碩大老鼠之死的細節描摹，“一隻碩大的老鼠突然從黑暗的走廊盡頭爬出來，步態不穩……原地轉了個圈，輕輕叫了一聲，終於撲到地上，從半張的雙唇間吐出血來。”
再有就是鼠疫到來之後人們真實的心理變化。
市民們“呆在路角上，咖啡館裡，或是朋友家裡，靜悄悄的，心不在焉，眼裡帶著如此厭倦的神情，以致整個城市有了這樣一群人在裡面就像一間候車室。”
身陷鼠疫中的人們，迷惘和絕望使得他們變得瘋狂：極端冷漠、花費競賽、情感敏感。
最後就是鼠疫症狀的高度逼真，高燒，澹語，嘔吐，淋巴結一觸就痛，稍一動彈就窒息而亡。
當人們面對這樣的恐怖的場景，相信誰都會戰戰兢兢，汗不敢出。
杜勃羅留波夫在《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中寫道：“真實是作品的必要條件，遠不能算作品的優點；’對於優點，我們是憑著作者的眼光之遠大，對他所涉及的現象的理解之正確和描寫之生動來判斷的。”
為了寫作這部小說，加繆翻閱了眾多醫學書籍，對鼠疫的疫症表現，發病規律，治療手段，鼠疫的可怖性，鼠疫來臨時人的複雜心理，都瞭若指掌，舉重若輕，但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的眼光之遠大。
加繆曾說：“我希望人們在幾種意義上閱讀《鼠疫》，但它最明顯的內容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作者明顯是用鼠疫的猖狂暗喻納粹的猖獗。小說真實的描寫了人們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鬥爭……法西斯思想就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瘋狂，野蠻，非理性，無孔不入，讓人窒息。
鼠疫還是荒謬生活的象徵。裡厄、朗貝爾、塔魯、科塔爾、格朗，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態度，但相同的是，他們都生活在悖謬之中，常常循著自己的方向，走向生命的無常。
鼠疫還是安寧的被流放，正常的生活是健康的，安寧的，充滿希望同情和愛的。而鼠疫則是對這些東西的破壞。鼠疫是不健康的，浮躁的，功利的，自私貪婪的，是適應了恐懼的麻木，是習慣了死亡的病態。
鼠疫的本質是被流放，被荒謬的生活所流放。起初，人們詛咒，掙扎；然後，接受、共處，並被格式化。當人們適應了這環境，就成了“鼠疫患者”。鼠疫的真正到來並非死亡的接踵而至，而是人們在鼠疫之中建立起的道德大廈的重新倒塌，在恐慌之中喚起愛的渴望再次逝去，當人們重新習慣了平庸和麻木，這才是真正的“鼠疫”。
從這個角度來說，真正的“鼠疫”存在我們內心深處，是人性之中的惡。腳下那些小動物的屍體。“彷彿承載我們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他感到重負的體液，讓一直在它身體內部折磨它的瘡癤和膿血升到表面來。”
其實，在瘟疫來臨之前，鼠疫已經不止一次肆虐。而真正的瘟疫到來，不過是“瘡癤和膿血”升到了表面而已。
塔魯說：“人人身上都潛伏著鼠疫，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健康、廉正、純潔，可以說是意志作用的結果，而這種意志作用是永遠不該停止的。”細菌是自然存在的，一旦意志作用的東西停止了，鼠疫就會突如其來。
流放讓人清醒，失落讓人清醒，死亡讓人清醒。
反抗荒謬的西西弗斯們
裡厄和塔魯，一個是人道主義者，一個是虛無主義者。裡厄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不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因此“他有意識地站在受害者一邊。愛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在他看來，這個世界是否荒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深愛著它，在荒誕中奮起抗爭，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但在和鼠疫的抗爭中，理性主義逐漸導致了裡厄的麻木。勝利之後，裡厄感嘆“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然而，知識和記憶依然逃不出牢籠。理性主義的裡厄，竟然染上了些許虛無主義的色彩。
塔魯則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一個精神上的聖徒，為了放棄殺人，他永恆地流放了自己。當鼠疫到來之時，所有的人都被流放，塔魯卻用通往安寧的同情心找回了自己。他避開政府單獨組織起了一個志願救護隊。如果說鼠疫是在人們的心中，那麼，聖人也該在人們心中。塔魯用實際行動表明：一個人不信上帝，照樣可以成為聖人。
但是他很快明白，在自己滿懷聖潔的同情心與鼠疫鬥爭中，自己卻一直是個鼠疫患者，一個謀殺的同盟者。塔魯說：“當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當鼠疫患者更累人。”在城門打開前夕，塔魯成了鼠疫最後的殉葬品。荒謬性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
神甫和朗貝爾。一個是英雄主義者，一個則是個人主義者。但神甫的英雄主義，只建立在上帝的基礎之上，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說背後，浮現的是上帝陰鬱的面孔，他最終被上帝拋棄，也被信徒拋棄。這是神甫的荒謬。
朗貝爾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個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為了自己的情人，千方百計的逃走。但在逃走的那一刻，卻選擇留下來，因為“不管我願不願意，我就是這城裡的人了，災難一旦降臨，就不是個人的痛苦，而是集體的遭遇。”一個極端英雄主義反對者，最後卻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英雄主義者。
科塔爾和格朗。一個是鼠疫的同謀犯，一個是典型的受害者。科塔爾犯了罪，活在深深的恐懼之中。一個正常的社會對他而言，就是“鼠疫”。當鼠疫到來之後，科塔爾身上的恐懼突然間被消解。他異常活躍，走私稀缺商品，大發橫財。當鼠疫結束之際，屬於科塔爾的“鼠疫”真正到來了。他發了瘋，對社會而言，科塔爾自身就是“鼠疫”。
作為志願者的格朗一直是個小人物，職位不能轉正，妻子與人私奔，不幸的生活就是格朗的“鼠疫”。但他依然有自己的理想，寫一部讓出版商在辦公室裡脫帽致敬的書。他不斷地修改自己的句子，就是不斷地在修改生活，修改自己的命運。這也是反抗，小人物的反抗。格朗在對荒謬生活的反抗中獲得了快樂和意義。
格朗遭遇了鼠疫，然而他頑強活過來了，他的痊癒是疫情發展的轉折點。這正好體現了加繆的人道主義關懷，雖然生活本身是荒謬的，沒有意義和答案可循，但是我們必須堅守和抗爭。像格朗一樣堅持修改句子，用所有的愛來抗爭。
格朗的活下來，代表著一種希望，真正的英雄人物就是小人物，在荒謬的生活面前，他們的反抗，能夠拯救大多數人的苦難。
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則走向幸福。
其實，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推著石頭上山，承擔無意義的世界，呼告無門，孤立無援。但加繆卻固執的認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能夠在永無止境的責罰中感受到幸福，這恰恰是人的尊嚴所在。
如何感受到幸福？勢必要用偉大的同情心找回自己，尋找被“鼠疫”流放的安寧，然後用意志力堅守住自己的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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