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对陶渊明多有“其真率如此”“任真自得 ”之类的评价。陶氏之“真”，实在是其某些性格缺点的体现。不能让“真”成为一切恣意妄为以及任性的借口和挡箭牌。窃以为，陶氏之“真”反而足见其“伪”也。
文人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故文人饮酒也应当有文人的姿态。酒量佳者，自然可以稍稍多饮；酒量不佳甚或不能饮酒者，大可少饮或不饮而只开坛闻其酒味。文人饮酒应当追求一种微醺之境。甚至可以三五好友，相互对坐，杯酒不置，单凭想像交谈而能至微醺之境，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像陶渊明那样“性嗜酒”“酣饮致醉”和李太白那样“斗酒”的过度过量饮酒，然后大耍酒疯，与一般人一样去痛饮、豪饮、狂饮，以至于到了一种酗酒的地步，失态失言，只不过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口腹之欲。这实在是不可为，文人风度尽失矣！
《晋书》和《宋书》对于陶渊明均有“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的记载。陶氏仅仅因为自己“不堪吏职”，就置“亲老家贫”于不顾而不再上班。这难道不是其任性的表现吗？对此，陶渊明有自己的愧疚，“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辩解，“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
可是有两件事，我想陶渊明应当辩解不了。一件是陶渊明当上了彭泽县令后，他居然让人在一百亩的公田里全都种上高粱以供自己酿酒喝，根本就不考虑家人的吃饭问题。后来还是在妻子和儿子的一再坚持下，其中的五十亩种上了粳米。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朋友颜延之送给他两万钱，可是他一分一毫也没有留下来给家人，全都送给酒店，以便于自己一来就能喝酒。这种自私自利之“真”能谓之“真”乎？我想，陶氏于家尚能如此不顾，他一旦入仕，就一定能够对于国家人民有所作用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晋书》和《宋书》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陶渊明，陶渊明却清高不肯来。于是王弘让陶渊明的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在半路上邀请陶渊明去喝酒，陶渊明欣然应允。随后王弘在酒酣之时出现，陶渊明此时倒表现得很正常，既没有避让也没有表现出厌恶之情。另外《晋书》还有载：“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忤。”在萧统所写的《陶渊明传》中，陶渊明“偃卧瘠馁有日”，可是此时仍然不接受前来探望他的江州刺史檀道济馈赠的粮食和肉，足见其气节之高。可是当另一位江州刺史王弘送酒给他时，他却欣然接受了。
因为酒，陶渊明妥协了一切。这种在一己之嗜欲面前不顾原之“真“能谓之“真”乎？我认为，陶渊明甚至是有假清高而无真气节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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