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馨（上圖）、廖若愚（下圖）是孿生姐妹，她們同時在歐洲留學。歐洲疫情爆發後，她們選擇留在當地抗疫。
封面新聞記者 何晞宇
2月24日，儘管意大利已經開始封鎖部分市鎮，巴黎時裝週還是緊接著米蘭時裝週，如期開幕了。
2月25日，正在巴黎留學的盛可馨和她的小夥伴們，結束了“help wuhan”募捐行動，共籌集到5560.09歐元，採購500餘件防護服早已送抵武漢。當日，盛可馨的家鄉成都，已經連續5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巴黎之春
22歲的盛可馨是巴黎第十大學金融學的研究生，今年研二。不出意外的話，她將在今年6月進行畢業論文答辯，並開始在巴黎實習生涯。
但從春節到現在，盛可馨的生活就像是網上的段子，“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海外華人打全場”，可馨還添了一句，“無縫對接”。
“（1月下旬以來）我們在海外焦慮得不得了。很擔心家裡。每天刷（社交平臺）沒有任何好消息。總是烏雲密佈。”2月21日成都清零，但可馨還沒來得及鬆一口氣，海內外的狀況就對調了。
2月26日巴黎的報紙上，有關中國和意大利新冠疫情報道，依舊龜縮在國際版裡。頭版要不就是對法國退休體制改革計劃的熱烈討論，或者極右翼對馬克龍的抨擊。
但就在當天晚上，法國衛生部召開緊急記者會，宣佈法國出現首個無疫區旅行史的確診案例。這位法國公民在確診幾小時後便去世了。
24小時內，法國新增了6名確診案例。不過衛生部長奧利弗·維蘭在記者會上說辭還是，“疫情沒有在法國擴散。”
這時，可馨和身邊的華人社群已經開始擔憂。經歷一個多月國內疫情的消息轟炸，可馨她們判斷病毒可能已在法國擴散。“（2月24日）意大利北邊封城那段時間，我們就覺得歐洲危險了。”
而巴黎街頭依舊平靜無波。
一個星期後的3月2日，巴黎的半程馬拉松活動取消，選手們自發聚集比賽。一名參賽者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必須要杜絕被害幻想，客觀的看待疫情”。
此時，可馨的法國同學們也沒有停止聚會，遊玩，享受著巴黎春日。但可馨和她中國同學們已經開始討論回國的事宜。可馨不想回國，她剛剛得到法國一間著名銀行的實習崗位，機會太難得。
“我同學裡回國的也很少。因為我們都是研究生，生活自理能力都比較強了。回去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是本科生，還有更小的高中的孩子。學校（後來）都停課了，他們呆在這裡確實很困難。”
“另外機票實在太貴了（笑）”，可馨說，“原來往返都才4、5千（元），後來暴漲到單程要2萬人民幣。”行程時常也從13個小時，變成各種轉機周折超過20小時。她覺得這麼波折的行程，只會徒增感染的風險。
3月6日，媽媽寄來的口罩到了。可馨第一次戴口罩出街。她擔心遭遇“異樣”的目光，在口罩外面又圍了一層圍巾。
德國波恩，廖若愚隔離在家兩個多星期，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做飯。
“我又戴上了自己買的口罩”
媽媽寄給可馨的口罩裡，有100個繞了地球半圈，回到了原地。
這100個口罩是可馨的孿生姐姐廖若愚1個月前寄給成都家裡的。若愚也正在歐洲留學。她是德國波恩大學中德翻譯系的研究生。因為轉了專業，她比妹妹低一個年級，正在讀研一。3月6日，妹妹收到後家裡的包裹後，又從巴黎寄還給了她。
“最後我戴上了自己買的口罩”，若愚在電話裡無奈地著說。
妹妹可馨正處在畢業季，課程在疫情爆發前已經全部結束，實習的單位也允諾她可以推遲到崗的時間。雖有擔憂，但可馨現下主要任務就是乖乖呆在寓所，嚴防死守，直到法國戒嚴結束。
同是蹲守家中，姐姐若愚卻心慌的不得了。同樣的聲線，但若愚語調更低沉。由於學業繁重，歐洲疫情擴散對她的打擊，比妹妹更大。
“突然一切都亂了，不知道怎麼辦”，現在正值學校春假，若愚原本計劃回國的，“我在2月初就買了2月12日荷蘭皇家航空的機票，但買完以後，荷蘭皇家航空（因為中國的疫情）取消了飛成都的航班。”雖然當時還能買轉機的機票，但若愚放棄了，選擇留在德國。
3月初，疫情開始在歐洲蔓延，爸爸媽媽開始和姐妹兩人討論回國的事宜。“討論來討論去，結果是不回去。”
父母分析了3個因素：第一，長距離飛行，途中感染風險很高；第二，回國後，姐妹兩人在歐洲學業工作會受到很大影響，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返回繼續學業；第三，回國後也需要隔離14天，如此這般不如就在原地隔離。
兩個星期後，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對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做出了同樣的建議。
不回國的決定做出以後，若愚就開始主動進行防疫：儘量減少出門，不參加團體社交活動，即便外出也不乘坐交通工具，“到哪裡去都走路。”
若愚所在北威州是德國疫情最為嚴重地區之一。2月中旬這裡舉行的一次狂歡節，導致了聚集性感染，3月1日已有1000人被居家隔離。
“但這邊大學裡的學生完全沒有任何（緊張的）感覺”，若愚說，“因為政府一直說，這就和流感差不多，年輕人就算感染也能自愈。所以大家還是該幹嘛幹嘛。”
若愚的中國同學阿柴（化名）在超市裡打工，做收銀員。3月初的時候，阿柴勇敢地和超市經理建議，讓接觸繁雜人群的收銀員們戴口罩工作。“但超市經理拒絕了，阿柴出於對安全的考慮，只好辭職。”
3月13日，另一位中國同學張媛（化名）在戴口罩坐地鐵時，狼狽地被一群德國小學生追趕了兩個車廂，孩子們朝她喊著，“你是病毒。”
若愚表示在歐洲人的觀念裡，只有病人才會呆口罩，“而且如果你生病了，就根本不應該出門。”
不過，若愚的中國同學們還是試圖與德國同學普及中國抗疫的經驗。若愚還和一個德國朋友本傑明（化名），進行了一場“辯論”，最後當然誰也沒能說服誰。
“他（本傑明）覺得中國人過於緊張和敏感了，而且這個疫情導致（的恐慌），讓人展現出最壞的那一面”。
3月20日，慕尼黑所在的拜仁州獨自宣佈採取出行限制政策。兩天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宣佈禁止兩人以上聚會，關閉服務類的店鋪，餐廳只允許提供外賣。違者罰款200到2500歐元。
這時候，若愚已經主動在家隔離了近一個星期。
德國波恩超市，大家自覺拉遠距離排隊。攝影/廖若愚
德國人的理性
法國比德國早幾天宣佈限制出行，出臺的隔離政策很嚴格。“出門除了帶身份證件還要寫一張‘保證書’”，可馨說，“上面寫著你保證，只因為看病、購物、運動等幾個特殊原因出門。”
“但這也擋不住法國人”，可馨笑道，“這幾天巴黎街頭突然多了好多‘熱愛運動’的人，你要知道巴黎人本來很懶的。”
這使得法國政府不得不出臺更嚴厲的限制政策，“後來又增加了‘三個一’原則，就是說你只能1個人，出門1小時，活動範圍不能超過1公里”。
但巴黎的春天實在太誘人了。“不知道為什麼，開始隔離以後，天氣就好得不得了”，可馨終於也忍不住，搬了小凳子，去院子裡曬了一下午太陽。
巧合的是，德國的天氣也十分晴朗。若愚的印象裡，波恩已經很久沒有連續這麼長時間的晴朗天氣。作為同樣迷戀陽光的成都人，若愚只敢在朋友圈裡吐露心聲，希望能出門曬曬太陽。
“一個德國大叔給我留言說，你可以出門，但是你不能接觸別人，你只能自己去草坪上躺著。他還建議我乾脆去森林裡散步（笑）。”
默克爾的政策出臺以後，若愚感覺波恩街頭變化並不大。“本來這裡人口不多，德國人也不像西班牙，意大利人那樣愛熱鬧。街上人走路原本也就離得比較遠。”
“德國人非常的剋制”，德國政府出臺的隔離措施，在若愚看來更像是一種“強烈的建議”。大家都很自覺地呆在家裡。
3月24日，德國確診人數突破了3萬。若愚聯繫了本傑明，本傑明老實向她承認 ，西方這次確實沒有做好準備。
德國波恩，廖若愚說大學留學生聯合會與領事館合作，建立了微信群，以幫助當地中國留學生。
不確定的未來
德法兩地城市在封鎖期間，食物供應都很充足。這讓遠離家鄉的留學生們有些許安慰。
一日三餐成了姐妹兩人兩地生活共同的的重心。
“就是有一點比較煩惱”，若愚說，“超市裡消毒水之類的（防疫物資）早就沒有了，這也就算了，關鍵是完全買不到衛生紙。”
若愚完全想不明白防疫和衛生紙之間有什麼邏輯關聯，“不曉得他們為什麼要搶購衛生紙。可能是家裡孩子多，用得比較快？”
但搶購帶來的短缺，令本來沒有需要的家庭也加入進來，生怕以後買不到貨，“這樣越搶就越緊缺，成了個閉環，造成群體恐慌。”
“搞得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起個大早去超市拎兩提回來囤著”，若愚盤算著。
她不知道自己還要在家“躺屍”多少天，無法利用學校的資源完成課業，暑期聯繫的實習眼看也要黃了。如果5月還不開學，她要回國嗎？回國以後，回不來難道要延期畢業？可馨雖然樂觀一些，但也認為這樣的生活要是持續一兩個月，讓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
“而且啊，超市裡的收銀員還是不戴口罩”，若愚說道，“不過默克爾的電視講話過後，他們在收銀處豎了一個塑料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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