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長們變身“網紅李佳琦”帶貨,互聯網思維給機關幹部帶來什麼?

為全面推進復工復產、尤其是打通產品銷路,中國各地越來越多縣級官員正加入“網絡主播”這一群體。在淘寶、快手等app的直播間裡,縣長們用“網言網語”帶貨,稱粉絲為“寶寶”“老鐵”,一邊互動聊天,一邊試吃推介,為當地產品“代言”。

  

縣長們變身“網紅李佳琦”帶貨,互聯網思維給機關幹部帶來什麼?

連日來,“縣長+直播+助農”正快速成長為各地促進消費和銷售的新電商模式。據報道,淘寶直播“春播月”活動中吸引百位縣市長為農產品代言;為支持疫情影響下生鮮農產品“保穩供應”,快手邀百城縣長直播助農。


縣市長們的“直播間”並不侷限於室內,有的在雞棚裡、魚塘邊,有的在果園和蔬菜基地裡,不少人“戰績”不俗:


廣西融安縣縣長陳文敏在直播間推介融安金桔,3小時訂單25000單,12萬斤果,幫助提升融安金桔的“網紅”熱度;


河北深澤縣縣長盧明剛在直播間為“深澤布藝代言”,吸引超過26萬人次圍觀,單場店鋪新增粉絲關注超過11萬元(人民幣,下同),網友們迅速搶單4000多件;

  

山東惠民縣委副書記李寧波在直播間推銷玉米、香菇、雞蛋、黑豆、蜂蜜等近30款農貨,被網友下單39000多枚雞蛋、7500根玉米、3000多斤大蒜、2000多斤香菇。

  

縣長們變身“網紅李佳琦”帶貨,互聯網思維給機關幹部帶來什麼?


2019年被稱為“直播電商元年”,以李佳琦和薇婭為代表的主播們被各方關注。據艾媒諮詢預計,今年中國在線直播的用戶規模將達5.24億人,市場規模將突破9000億元。記者注意到,在直播帶貨時,一些官員很注意借鑑著名主播的思路。

  

“我現在就是縣長中的李佳琦”,廣西平南縣縣委副書記楊大東在鏡頭前這樣開玩笑。他曾在2小時內幫種植戶賣出近萬斤大青棗。此外,他用接地氣的方式和網友互動:“我是不是縣委副書記,問問‘度娘’就知道啦!”“我怎麼能親民?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啊!”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戴焰軍向中新社記者表示,各地不少縣級官員變身“李佳琦”參與直播帶貨,展示了基層在新媒體渠道的主動作為,順應了新條件下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一現象有積極意義。為應對疫情不利影響,官方已要求各地利用互聯網拓寬銷售渠道,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官員在電商直播平臺開展助農戰疫,擴大產品銷路,此舉順理成章。

  

“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產品質量必須過硬。網友基於對官員的信任購買產品,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將不僅影響政府公信力,也會對產品銷售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竹立家認為,透過縣長直播這一現象,人們更應關注背後的互聯網思維。其包括但不限於,精準研究買家需求、“吃透”產品特點、運用互聯網語言拉進與網友距離、藉助政府資源對產銷進行全鏈條品控等。“只有做到這些,才能讓官員直播帶貨長久進行下去,樹立好的口碑。”

  

從更廣泛的角度講,基層官員參與直播帶貨、提升互聯網思維,也會對官場帶來更深層次影響。戴焰軍表示,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蓬勃發展,官員及時掌握新技術、新業態並加以運用,有助於提升領導水平和治理能力。

  

“互聯網思維不僅可以促進更高水平的經濟活動,也可以推動社會治理更完善。比如,一些縣長不僅自己帶貨,還拉著農民一起入鏡,讓他們去接觸新模式、構建新渠道,這就是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竹立家說。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縣長直播的火爆,極個別地方出現不當做法。比如,個別官員走進直播間的目的僅僅是“捧場”,並不真正用心瞭解產品和需求;甚至個別人一拍腦袋決定在直播中為某家企業代言。

  

戴焰軍認為,這些做法表明仍有個別官員不瞭解互聯網規律,各地應及時防止此種現象。

  

竹立家指出,官員應充分了解所在縣市的實際情況,再結合自身情況“因地制宜”判斷是否適合搞直播,如果以出風頭為目的,就很容易導致一些形式主義問題。此外,也必須釐清直播“代言”和給企業做廣告之間的界限。“電商直播的背後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需要參與其中的每個人拿出專業態度,去用心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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