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兵（女外交官），曾任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溫哥華總領館一秘。
外交部東北五七幹校紀事（一）
紅眼蛤塘是指表面積水有坑窪的沼澤地。
到幹校不久，天氣開始轉暖，雪化冰消。原來一馬平川的大平原現了原形，到處是紅眼蛤塘，隱藏了許多塔頭和樹根。
塔頭是一種高出水面幾十釐米甚至一米的草墩，是由沼澤地裡各種苔草的根系死亡後再生長，再腐爛，再生長，週而復始，並和泥灰碳長年累月凝結而形成的，年歲最長可達10萬年。
大的樹根有幾百斤重，小的也有幾十斤。至於那些塔頭，更是盤根錯節糾集成一個個的大草糰子。拖拉機根本無法開進田裡。不清除這些“地雷”，就無法進行機耕。
見此情景，大家意見很大，紛紛埋怨當時選點的人。可是，埋怨已無濟於事，只能面對現實。為了生存，為了自我改造，只有幹，沒有退路。一些連隊分析了形勢，做了動員，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大會戰。除留少數人搞後勤外，男女老少齊上陣。
連隊插秧忙
一連指導員邢松鷁（前局長）同志年近五旬，甩開膀子和年輕人比著幹，砍塔頭，刨樹根，從不示弱，人曬得賽包公。杜攻（前大使）、湯永貴（大使）和黃舍驕（前大使）等年輕同志幹得就更歡了。這叫“螞蟻啃骨頭”。
拖拉機轟鳴著，像捱餓的巨獸，在那些新開的小塊地裡，尋覓覓，打轉轉。本來是要機械化，大兵團作戰先開3萬畝，長遠規劃是開荒10萬畝，成為外交部的大糧倉。結果事與願違，被迫只能改作小農經濟，這更加重了連隊的負擔。他們要蓋房、種菜，要開荒種田，要為貧下中農修橋補路，要接受再教育，還要鬥私批修，學習毛主席著作。從早到晚，每個人都在超負荷運轉。於是，關節炎、腰肌勞損、婦女病在同志們中間蔓延開來。
校部領導之一、年過五旬的前領事司副司長、大使徐晃同志，每天從早到晚奔波在田野裡，為幹校查地形，看地貌，劃邊界。因對當地情況不熟，高一腳，低一腳，常摔跟頭。他拄了一根榆木棍子，每次踏查回來都是一身泥水。有一次，他不小心，陷進了紅眼蛤塘，費了好大勁才將腿從泥沼中拔出，險些丟了性命。
同行的王炳章同志主管生產，也已年過五旬，常常揹著一個軍用背壺，裡面裝點兒白酒，用來禦寒，褲腰帶上還彆著一根小菸袋鍋，簡直就是一位老農。
校部一般人無權享受熱水洗腳，但對徐晃是例外，這也是當時唯一能辦得到的對他的褒獎。
7月27日，雨天，校部成員在鄰居一家空房框裡開會，老徐頭夾著小板凳，端著水杯，還拿著一本筆記本，搖搖晃晃地走到田埂上，一不小心，摔倒了。
大家聞聲趕過去，只見他抱著一條腿，摔斷的骨頭一點點支出來，血泉湧般冒出。 大家七手八腳趕緊送他去當地醫院，後又轉送北京。一年多以後，他方能下地走路。真不知這300多天老人家是怎麼熬過來的。
就在徐老摔傷不久，王國權同志又不慎摔了一跤，所幸未摔傷。校部幾個年輕人慌了，提出一定要保證老同志的人身安全。從此，重活、累活和危險的活一律不讓他們幹，請他們多下連隊，幫助出主意、想點子。但連隊離校部都不近，又怕他們走在路上出危險，便派年輕同志充當“警衛”，陪他們下去。
那時，我們都到不遠的小河溝裡去洗衣服，但坡陡路滑，年歲大一些的同志去那裡很不方便。於是，我便偷偷地幫王國權同志洗過兩次衣服。想不到，這件小事竟讓他終生未忘。當時他58歲，我只有他一半大，難道不該幫他做點什麼嗎？
1997年9月12日，他送我一本《王國權回憶錄》，其中的一章寫五七幹校生活，他就提到了這件小事：“從這件事情，我開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狂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味響應的，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在內，惡勢力終將一天天地被覺醒了的人民識破和掃除。”
9月7日，天驟冷，開始下霜了。下午3點，王炳章、石午山和我一塊去五連的後丘守業看青，防狗熊劈玉米。這是我們校部向五連爭取到的鍛鍊機會。路過五連的瓜地，這是王進（前大使）班長的“領地”。校部曾吃過他們“進貢”的瓜，甜極了！下午瓜地沒人，我們三人商量一下，來個先斬後奏，吃了一頓瓜，還帶走一個，留到晚上當水喝。
晚7時許，穿過一片古老的森林，露水打溼了鞋和褲子，終於到了目的地——五連玉米地。周圍是一片黑壓壓的樹林環繞，東邊和南邊的樹林背後是長白山餘脈。
這裡異常靜，開始時，還有野貓和蟋蟀的叫聲，後來就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唯一陪伴我們的就是這片老林和那滿天的星斗。我真有點兒怕，兩位男同志自然明白，便講些有趣的事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們點起了篝火，燒土豆（從地裡現挖的）和玉米（從地裡現劈的），還烤上了帶去的饅頭，就著鹹菜，吃得真香，甚至覺得比北京的黃油麵包還好吃。
按五連規定，今晚應該是指導員馬毓真（前駐港特派員）帶兩位同志來巡夜，以此來落實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
9點10分，樹林後面突然滑過一道亮光，我們誤以為是巡夜的來了，便拼命地喊：“馬毓真，是你們來了嗎？”等了一會兒，一點兒迴音也沒有。
9點30分，又見到一道亮光，比前次的亮光弱些。我們屏住呼吸，仔細聽，有微弱的說話聲。這回一喊，果然是他們來了，大家高興地擁到一起。講起20分鐘前的事，馬毓真說：“肯定是放信號彈的。”當時我心裡想：階級敵人近在眼前啊，看來我們的敵情觀念還不強。
半小時後，他們走了，消失在莽莽的林海後面。我們爬上了用玉米秸扎制的窩棚，敲響了掛在上面的一塊道鐵，夜半鐘聲，格外悠遠。為他們壯膽，伴他們前行。
1969年9月7日，石午山、王炳章和本文作者在後丘看青。
我們帶了三件雨衣，深深偎在鋪滿稻草的窩棚裡。一個人睡覺，兩個人值班，兩小時一換班，有情況就敲鐘。
除了防狗熊劈玉米，還要警惕壞人。為此，身邊擺了數根粗木棒子。當然是女士優先，我先睡。夜涼似水，不一會兒就凍醒了，只好再撈些稻草蓋在身上。不守夜，哪知夜冷；不守夜，哪知稻草的珍貴。後半夜3點鐘，都凍得受不了，把梯子順下去，三個人爬下地來，又點起了火，燒玉米土豆，身上重新暖和起來。渴了，開西瓜，每人一大塊，守著火堆啃起來。吃完了，三人圍著火堆跑啊、跳啊、喊啊、唱啊。
一直堅持到5點鐘，天已大亮，我們重重地敲響了警鐘，向遠在8裡外的五連報告：“平安無事嘍！”三個人困極了，又爬上窩棚，蓋上席子、稻草，緊緊地偎在一起，甜甜地睡了一覺。
7時左右，五連起土豆的同志來了，見到他們，真是又高興又愧疚，他們多麼辛苦啊！白天干活，晚上還要守夜。我們只是偶爾來替替班，已深深領略箇中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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