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以來，新冠疫情已歷時四個月，在全國共同努力下，疫情在國內的勢頭已日漸好轉。然而作為一種全球性的公共危機，世界其他國家仍處於抗擊疫情的高峰。在應對這場全球性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採取了不同的方式，而這些方式上的差異無不體現著兩種文明的對抗。
中華文明有著悠久的歷史，即使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仍是世界上經濟總值最大的國家。但隨著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中華文明日益衰落，民族復興成為近百年來時代的主題。伴隨著中國人民對國家出路的探索和變革社會的不懈努力，西方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興起了一種極端種族主義“黃禍論”，究其本質，是種族主義旗號下的中國威脅論。
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新的強盛的國家總會取代舊的強國而稱霸世界，而戰爭和科技的變革往往是造成國際格局新舊交替變化的肇因。此次新冠疫情就是一場無硝煙的戰爭，在解決這場無硝煙的戰爭時，各國都會考慮到這個全球性問題背後可能帶來的國際格局的變化。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逐漸強盛，形成了一種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同的話語權。而在如今種族主義興盛的美國，排斥外族，甚至將全球性問題歸咎於外族的態度屢見不鮮。早在疫情發展期，西方世界便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將中國作為疫情的始作俑者大加宣傳，甚至把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西方國家從這次疫情中找到了排斥中國的契機，甚至連中國留學生戴口罩的行為，也成了某些國家排斥的對象。同時，中國民間也流傳著新冠病毒來源於美國的流言，認為是美國的沒有及時發現造成病毒全球性擴散。
流言固然不可信，但輿情的力量也不容小視。新冠疫情輿情的背後明顯帶有著文明的衝突與對抗。
1. 文化的對抗
中國和美國都有愛國主義的傳統，但兩國愛國主義的內涵卻有所不同。美國愛國主義背後是一種崇尚自信的文化，而中國愛國主義背後是一種崇尚集體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指導下應對問題的措施也不一樣。自信的文化能過充分發揮自身的潛力，從而把事情做成，但其弊端在於每個自信心高漲的個體都很難放棄自己的偏見，而服從大局。集體主義的文化能發揮社會的力量，體現著社會形成之初互幫互助以對抗自然危險的目的，但在集體共同的意識下，個體的特徵需要有所收斂。新冠疫情作為一種全球性的問題，中國與美國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上無不體現著文化層面的差異，而這兩種具有差異的文化究竟誰更有利於解決問題，則形成了一種競爭和對抗。
2. 制度的對抗
中國和美國在處理疫情問題的背後還體現著制度的對抗，即社會主義國家高度集中的體制，和資本主義國家強調個體自由的體制誰更有利於解決疫情問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從政治體制上奉行一種民主集中制原則，在這種原則的指導下，一方面在面對重大公共危機時，我們能夠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將分散在全國的資源高效地集中於“病症”地區；另一方面，居民會在統一指導下規範自己的行為，以免疫情的蔓延。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源調動上需要通過繁縟的民主投票程序，而投票的背後則是利益的權衡，形式上的公平反而阻礙的效率，這就導致美國在疫情發生時不能反應及時，直至事態擴大才發現應急儲備資源俱為槍炮彈藥而鮮有醫療資源。
3. 純粹的霸權對抗
自古以來，文明之間的存在著對抗，而無論是政治制度的對抗，還是文化形態的對抗，歸根到底都是一種霸權的對抗。新興的國家崛起必然會給老牌強國帶來恐慌，一個強大的舊文明在新文明面前必然會採取自我保護措施，這也是一個文明強大以後往往採取閉關鎖國的原因。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曆來採取防範的措施，自清末便有了“黃禍論”，如今國際上宣稱中國威脅的聲音也並未消失。歷史上任何一個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都會導致國際格局的變化，舊的強國衰落，新的強國興起。新冠疫情輿情的背後，蘊藏著已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藉機崛起的擔憂，因此他們在疫情過程中藉機大做文章也不足為奇。
儘管在新冠疫情發生時，各國對中國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中國在抗疫過程中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如此高效地遏制國內疫情蔓延，如此迅速地恢復相關行業的生產，如此積極得幫助外國共渡難關，這充分展現了中國的制度優越性和社會主義文明的快速進步。即便如此，中國永不稱霸並不是一句空話，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國家應該看到，中國歷史諸如漢、魏、唐、明這樣的本民族王朝成為世界強國的例子並不在少數，而這些朝代面對世界各國的態度不是稱霸，而和諧交流、貿易互通。也許西方人的潛意識中仍延續著“黃禍論”的成分，但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和平共處的理念也未曾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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