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国际合作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的得力干将陈炯明发动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去往上海，组织军队镇压叛变。孙中山因为历次的失败和陈炯明叛变受到了很大刺激，开始反思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在苦闷中，他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一生中伟大的转变。他着手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2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来到上海。12月20日，孙中山致函越飞称：“我现在可以调大约1万人中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可以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经过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技术、军火和专家等的方面的援助。”孙中山询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支援我？”

共产国际代表越飞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同越飞签订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间，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西北计划”，希望苏俄能够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越飞表示他会将孙的愿望报告给莫斯科。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开广州前往苏联。代表团共5人，蒋介石为团长，其余为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邵元冲（时在欧洲），代表团此行目的是洽商合作，取得苏联的援助，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就“西北军事计划”同苏联协商。

张太雷（中共党员，革命烈士）

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月9日，代表团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代表团提出了中国的军事计划，蒋介石阐述了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的隐患和北伐的困难：孙中山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原本唯一的兵工厂还在陈炯明叛乱时被炸毁了。英国殖民地香港距离广州只有40里，英国人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因此，孙中山的军队长期装备不足。而且，香港对南方军队的后方造成严重威胁，一旦北伐，英国人就会收买附近几个省的军队在后方暴动。此外，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还拥有舰队，南方军队一接近这个地区帝国主义的舰队就会阻止。帝国主义决不允许南方军队打败吴佩孚。因此，南方军队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代表团在动身前来莫斯科前夕决定，将战场转移到中国的西北地区。

孙中山与蒋介石（后中）、何应钦（后左）、王柏龄（后右）

他还声称：孙中山在南方虽然只拥有一个广东省，但其影响已经扩大到了周围的几个省，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江西。这些省份有很多人拥护孙中山，他们都服从广州的指挥。目前，孙中山的军队有6万多人。并且，孙中山准备在库伦以南临近中蒙边境地区建立一支新军，由当地的中国人组成，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进行训练，然后从这里发起进攻。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没有当场表态，只是建议蒋介石等以书面形式阐明这项计划。

过了一个多月时间，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提交给苏俄方面。

1923年蒋介石在广州

西北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

这份《中国革命的新前景》虽然早已完成但蒋介石一直在修改，直到10月5日才定稿，并定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最终交付苏方。代表团以备忘录的形式具体阐述了“西北军事计划”，《备忘录》共分四个部分：《绪论》《军事计划》《宣传》《结论》，共计8200余字。

备忘录认为：国民党的士兵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沾染了很多坏习惯，军官们有时不服从命令。如果国民党有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式军队作为主力，我们就可以领导其他军队去推翻北京政府，实现中国统一。

关于西北军事基地的选择，第一是蒙古的库伦，第二是新疆的乌鲁木齐；从各方面比较，库伦优于乌鲁木齐。

蒋介石与陈洁如

一是距离：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大概8000中国里程，但库伦到北京只有3500中国理程，库伦至北京的距离比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距离近70％。

二是地理：从乌鲁木齐到甘肃甘州约2500中国里程，其间还有大沙漠，道路崎岖，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从甘州府到陕西西安也是2500中国里程，其间还有山脉，军队通过很困难。从西安经潼关到吴佩孚的司令部洛阳或到山西太原，又大约700～1000中国里程。所以如果以乌鲁木齐为军事基地，在进攻北京之前，就必须先进攻兰州、西安、洛阳、太原等城市。如果从库伦到北京，道路是在高原上，宜于行军，供给充足。两相对照库伦比乌鲁木齐更有优势。

三是时间：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对于一支1万人的军队说来，如果路上没有战斗，至少需要6个月。但如从库伦，仅需40至50天。如果使用汽车，仅需5天。因此，如果从时间考虑，库伦也优于乌鲁木齐。

四是国际关系：新疆靠近西藏，英帝国特别注意那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则强烈地希望使蒙古殖民地化。由于在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外国资本主义力量为了分离中国和俄国，力图使蒙古成为亚洲的波兰；在远东共和国加入苏联后，协约国的力量渴望实现他们的蒙古计划。所以，为了组织革命的力量，必须预防资本主义影响的扩张。

备忘录还说明了：乌鲁木齐现处于北京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如果我们决定以之作为军事基地，必须以军事力量去夺取。此前我们就必须在俄国边境以内组织进攻力量。如果我们决定以库伦作为革命基地，以俄罗斯红军的名义训练我们的革命军，以防止外国干扰和吴佩孚的阻挠，这将是可取的。在军事准备完成之后，我们将以国民党的革命旗帜领导这支军队向南进军。

五是内部关系：库伦特别便于军事行动。第一，在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与蒙古人达成谅解并与蒙古军队合作是比较容易的。第二，我们将建立一道屏障，以反对吴佩孚军事影响向北的扩张。第三，在蒙古南部，将有约5000志愿者参加我们的队伍。第四，我们能和张作霖合作。

六是战略：库伦靠近中国本土。如果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国民党人将能和国内形势保持密切的接触，不会失去任何面对敌人的机会。两年以后，国民党人将能进攻，民族争议将尽早解决。如果在乌鲁木齐建立基地，由于该地远离北京，将需要5年或更多的时间解决那里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的革命基地，从那里，我们能经过西藏帮助印度革命者，并且能通过土耳其斯坦联合土耳其。

备忘录着重提出：

在我们计划的第一阶段，我们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库伦建立基地，但是，不能忽视在乌鲁木齐的计划。

陈立夫，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机要秘书

备忘录还说明了军事准备的情况。

如果与库伦为军事基地，以北京为第一目标，军事准备，大概需要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23年10月至1924年10月。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官员，选拔宣传工作者。第二阶段，自1924年11月至1925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为组织军队、军事供给及军队的宣传任务。第三阶段，自1925年11月至1926年5月。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向南调动部队至蒙古南部靠近绥远、察哈尔的地方，准备进攻。第四阶段，自1926年4月起，主要任务是向北京进军。

关于战争的进行，备忘录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全境，目标指向北京；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和陇海铁路，夺取洛阳、开封和徐州；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夺取武昌、南京等地。

备忘录对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力及武器做了总结：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有三个混成旅，每旅6000到10000人，全体18000至30000人。同时，备忘录开列了一份所需武器的清单：

（1）15000～24000支来福枪；

（2）54～108挺机关枪；

（3）12～18尊大炮；

（4）1500～3000匹骡马；

（5）50～300辆汽车。

备忘录还说明：上述军队与敌人相比，根本不足以发动进攻，只适用于组织革命的主要力量，完成之后，将会有5万蒙古志愿军协同我们进攻北京。

备忘录进一步规划了准备工作：

（1）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

（2）征募士兵；

（3）训练士兵；

（4）制订军事预算；

（5）选择训练士兵的地址。

备忘录并提出，将在哈尔滨、满洲里、赤塔、鄂木斯克、乌鲁木齐、库伦等8个城市公开设立征募机构，在广州、上海、海参崴、哈尔滨、满洲里、赤塔、库伦等9个城市设立运输应募士兵的机构，同时在广州、海参崴、赤塔、库伦设立军事训练机构。

此外，备忘录还说明了与军事行动相配合的宣传工作计划。

苏联不可能支持“西北军事计划”

苏联人员收到这份备忘录后，并没有及时回复蒋介石等，一方面，苏联忙于东欧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想支持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提交备忘录之后一个月，苏联才给回复。

其实俄国人长期将蒙古视为其势力范围。1910，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沙皇俄国趁机派兵进入蒙古促其“独立”。1921年，苏俄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伦，此后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当然不能为俄国人所允许。

10月21日，蒋介石拜会契切林，集中谈“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契切林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笼统的说“芒果人怕中国人”。总之，苏联将不会帮助国民党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这让蒋介石十分气愤，使他对苏联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神经过敏到极点”，认为俄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斯克良斯基援引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俄国革命成功并不单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此前有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为这场革命做了准备。国民党在国内亦应首先照此办理。为此，国民党应当倾全党人力、物力先搞宣传——办报纸，出刊物，搞竞选活动，等等。政治准备，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固然，军事也不应忽视，但只有在完成大量的政治工作并具备了有助于大为减轻军事工作的负担的内在前提之后，方可大举用兵。”但是，斯克良斯基表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中国派遣同志到军事院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收3至7人，陆军学校可收30至50人。

蒋介石并不同意斯克良斯基，对苏方表示很失望以致愤怒，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托洛茨基

为了安抚蒋介石并缓和其情绪。在代表团回中国之前，11月27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当时苏联最高军事长官）同代表团谈话，建议国民党更应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宣传，要求国民党人从事“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在报刊上发表“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而将“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甚至说：“只有当孙逸仙把军事活动置于一旁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对于蒋介石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南伐的计划，托洛茨基明确地加以拒绝，声称“国民党可以从自己的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此次访苏，代表团虽然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但最重要的西北军事计划却因为苏联对蒙古的领土野心而放弃了。

在几个月的访苏时间里蒋介石对苏联很多事物都充满好感，还时常赞美苏联红军，这应当是发自内心的，蒋介石那段时间的日记也常常赞美苏联，但是苏联对蒙古的领土野心改变了他对苏联的态度。30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当谈到涉及苏俄利害关系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

假如苏联同意了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或许蒋介石仍然会对苏联保持好感，便不会有北伐战争，而代之以“南征”“南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或许也会更晚……

参考文献：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

《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邢和眀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杨天石著

《蒋介石传》严如平、郑则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