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略之下，塔吉克族分布的新疆南部一带和全国一样，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在整个近代，英、俄帝国主义的魔爪频繁地伸入新疆南部，使这一带的半殖民地性质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另一方面，塔吉克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改设行省以后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无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塔什库尔干地区，还是普遍残存着劳役地租的新疆南部农村，经济上仍旧很落后，主要是封建性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塔吉克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斗争。
反对阿古柏侵略的斗争
一八五一年，我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风起云涌。一八六四年，饱受封建压迫的新疆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等连续影响下，纷纷掀起武装斗争，占领了许多地方。但是，各地起义的胜利果实都被地方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宗教上层所篡夺，形成了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一八六五年，喀什的封建统治集团和浩罕汗国相勾结，导引浩罕反动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占领新疆南部，建立了反动的侵略政权“哲德沙尔”(七城)汗国。一八六八年，阿古柏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谈判，无耻地承认“哲德沙尔”汗国对大不列颠帝国的从属关系。
残酷压迫和疯狂掠夺新疆各族人民的侵略者阿古柏，派爪牙阿山夏“镇抚”色勒库尔。由于塔吉克族人民不断反抗，加之色勒库尔又是英国供应“哲德沙尔”汗国军火，物资和“使节”往来的要道，阿古柏竟把当地大部分居民当作罪犯，流放到喀什城北的帕齐牙尔地方和莎车境内。被流放的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上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疾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喀什的维吾尔族人民极其同情兄弟民族的悲惨遭遇，激起了公愤。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阿古柏勉强把流放的人放回色勒库尔，但是还强迫他们集中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堡和提兹那甫堡内，进行监视。回到家乡的塔吉克族人民，仍旧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深受浩罕侵略者非人的压迫、掠夺和侮辱。
阿古柏的侵略和暴虐统治，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八七六年，清朝政府派左宗棠率领大军西征阿古柏。一八七七年春，左宗棠部刘锦棠进军新疆南部，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阿古柏 败逃到库尔勒，被部下杀死(一说自杀)。这年冬季，刘锦棠连续攻下喀什、莎车、和田等城，至此新疆南部全部光复。
当清军进抵莎车一带的时候，原色勒库尔回庄阿奇木伯克艾里布，利用清军胜利的声势和塔吉克族人民驱逐侵略者的要求，杀死阿山夏，收复色勒库尔。清政府赏给艾里布五品顶戴。1878年初，清军统帅刘锦棠委派他充当“总管色勒库尔等处布鲁特头目”，接管其父管辖的19处塔吉克乡村，并兼管色勒库尔西北9处柯尔克孜族游牧地。
但艾里甫贪暴骄横，任职不到几个月，人民便怨声载道。一次他骑马直入前道台衙门，被道台的专员笞责，他以为是奇耻大辱，当晚便服毒自杀。
同年六月，刘锦棠又委任艾里甫的兄长阿布都勒哈山署理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
阿古柏政权灭亡后，它的残部流窜在中俄边界一带，一八七九年夏秋之间又啸聚了三千多人，企图攻取色勒库尔，作为重新侵扰新疆南部的根据地。九月中，这股残匪窜抵苏巴什，因为当地有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率领居民把守，就走小路翻山直扑色勒库尔城。城内的塔吉克族人民坚守了七天。贼军因进攻不能得逞，派人到城下诱降。守城的明伯克(千户长)素唐夏将计就计，把贼首诱到阵前击毙。贼军恼羞成怒，攻城更急。正在危急的时候，刘锦棠率领大队马步军兵从喀什赶来援救。贼军撤围北窜，在刘军的追击下被彻底歼灭。英雄的塔吉克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起，终于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边疆。
清朝设立蒲犁厅和保留阿奇木伯克
一八八四年，清朝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发展生产以增加税收和供应驻军粮饷等目的，将新疆同内地一样改为行省。设巡抚管辖全省，省以下设立道、府、厅、州、县各级行政机关，取消了过去的军府制度和伯克制度。色勒库尔是边防要塞，所以起初设立抚辑粮运局(后改称转运抚辑局)，负责地方治安和转运军粮等工作，由喀什提督和喀什道台委派清军中的旗官一名管理局务，为当地军政首长。到一九O二年，改由莎车府分设“蒲犁分防通判厅”，委派内地来的“流官”担任分防通判。—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改为蒲犁县，划归喀什道管辖。蒲犁厅(县)下辖二十七个庄，每庄由分防通判(后来由县长)委派当地上层分子一人担任“乡约”，管理全庄。
清朝以及后来的军阀政府，同塔吉克族上层互相勾结，利用他们统治本民族人民，这在新疆建省以后塔吉克族地区长期保留“阿奇木伯克”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建省后，全省各地都废除了伯克制度，一些地位较高的伯克改充“头目”，“略如各省办公绅土”，大多数伯克改任乡约和各级衙门的书吏等职务。当时，色勒库尔还没有设“厅”治理，所以，地方民政仍由原来的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勒哈山管理。一八九二年，阿布都勒哈山因病辞职，莎车知州又委派他的儿子买买提·克里木接任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伯克受莎车直隶州和色勒库尔抚辑粮运局双重领导。到了设立蒲犁厅以后，本来应该按照一般规定，完全废除伯克制度，但是，由于这里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来的官吏不熟悉当地情况，所以仍旧留用正、副阿奇木伯克二人，以便进行统治。
买买提·克里木是清朝末年色勒库尔的塔吉克族阿奇木伯克。其父阿布都拉·哈山得精神病后，莎车知州委派克里木继任阿奇木伯克之职，那时，他大约只有十六七岁。设立蒲犁厅后，本应完全废除伯克制度，但由于这里地处偏远，外来官吏不熟悉情况，所以仍旧留用正、副阿奇木伯克。由于克里木一家几代充当色勒库尔的正阿奇木伯克，很有势力，清朝政府特别笼络他，1895年赏给他四品顶戴，1898年又赏他白银四百两修建宅第，到1904年，又赏给他三品顶戴。克里木晚年患有眼疾，将官职传给长子，自己到莎车县养老去了。买买提·克里木作为库尔察克和艾里甫之后在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的人物。他的一些事迹也反映在国内外著名探险家的著作中。如《沙埋和阗废墟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谢尔·穆罕默德的建议下，我提前了预定的拜访，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想利用初次见面的机会，见识一下这个帝国权力的代表人。所有当地的显要
人物都在色勒库尔首领卡力姆伯克的率领下，来向我表示问候。在谢尔·穆罕默德的协助下，在我毡房里的小小“接见”进行得很成功。伯克们讲了许多使我能理解色勒库尔的过去以及人口混杂的奇特情况。在等级较高的人们当中，似乎难以找到其家族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他们有些是瓦罕移民的后裔，少数是吉德拉尔和坎巨提难民，更多的是来自锡克南。” “…在克里木伯克的官邸…一会儿，一个汉人来报告说旅馆已准备好。于是谢尔·马合买德领着我们，到了一所距他住处有五六百米远的大房子。这是中国政府专为萨里库尔地方的首领马合买德·卡里木伯克修理的官邸，房间很宽敞，有两道门。我们住进了里面的一间，地上铺着美丽的地毯，还有暖炉。伯克是萨里库尔地方的四千户长，月俸30两，在中国官员管辖下，负责行政事务和征税工作。他身材魁伟，有一副“与四千户长之职相适应的相貌”。
民国以后，在正式的蒲犁县长之下，这一非正式的县长——“阿奇木伯克”的称号还保留了十五年。
由于通判、县长和塔吉克族群众之间彼此语言不通，存在许多隔阂，于是，阿奇木伯克克里木便成为上下往来的中间环节，大部分案件、差使和事情，都由他经转承办。外地来的官吏贪赃枉法，也串通他一起进行。而且，他可以经常利用职权欺上瞒下，对人民作威作福、滥施压榨。
自从色勒库尔改设蒲犁厅以后，克里木的俸禄减少到每月白银十二两，对群众的无偿劳役剥削也被限制在二十户以内。他很不甘心，一再要求增加薪俸和为他服役的人户，甚至提出辞职进行要挟，同时，又假冒小同庄的名义，给通判上禀帖说：小同庄是克里木的家乡，居民半数是他的家族，大家自愿为他当差，每年供应他饲养五十驮和零工、驮马等杂差。一九O四年，当时的蒲犁分防通判为了挽留他继续充当爪牙，每月另外津贴他白银六两，并且批准把小同庄的四十多户居民全部拨给他家派差使用，官府不再派该庄差事。其实，克里木的家在大同庄，小同庄并没有他的亲族，他骗到通判的批文后，就强迫小同庄的居民，每户每年出一个男劳动力，到他家大同庄、蒲犁城郊和莎车县当姆什乡等处的庄园去，服一百五十天左右的无偿劳役。患病的人必须雇人代替服役，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必须派儿童到他家去长年当奴仆。各家还必须自带耕牛、农具和肥料，无偿代耕他家小同庄庄园的土地。每逢节日和他家婚丧寿庆，以及克里木到小同庄巡视，各家都必须送礼。这些人户被强迫依附于克里木家庭，没有户籍，不能和官府直接联系，社会地位也被压低到一般群众之下。塔吉克称这些被买买提·克里木奴役的人为“羊契”，性质类似农奴。在残酷的压榨下，“羊契”普遍破产，田园荒芜，牛羊稀少，家家没有完整的毡子，顿顿吃不上饱饭，一辈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新疆建省后塔吉克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政府将新疆改为行省，在历史上起了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并且对塔吉克族的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清朝政府在蒲犁一带边境添设边卡，派兵驻守，给社会生产管管理带来了和平发展的环境。过去，由于寇乱频繁，不少居民逃亡他乡，自从边防有了保障以后，流亡的人民纷纷回来。到一九O七年，蒲犁厅境内已有居民二千四百七十四户，八千六百零九人，其中塔吉克族一千八百五十户，六千一百六十九人。同时，改变了过去牲畜常遭外寇抢劫，畜牧业难于发展的局面。许多塔吉克族人民向蒲犁北部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购买母畜和幼畜，和他们交流放牧经验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并且把畜群驱往边远的优良牧场上去放牧。在水草丰茂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等地，逐渐繁殖起许多大尾绵羊群和牦牛群。畜牧业生产在塔吉克族经济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据一九O八年出版的《新疆建置志》记载：蒲犁厅主要产羊和牦牛，每年外销羊数千只，牦牛数百头，牛羊毛数万斤。
占有大量牲畜的牧主和富裕牧户，大都自己直接经营管理所有的畜群，普遍雇佣牧工放牧。牧主对牧工的剥削虽然仍旧主要是封建性的，但比起农奴制度来，已略为进步。
新疆建省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加田赋收入和供应军需，曾在各地推广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塔吉克族原来就有农牧兼营的传统。因此，第一任蒲犁分防通判就曾在蒲犁城南八十里的地方，开渠筑堤，筹备垦荒。从一八九五年起，一些守卫边卡的官吏，为了鼓励塔吉克族人民在边卡附近耕种、放牧，以协助防守国境，也每年发给或借给“垦牧守界”的居民种子、粮食和牛羊，劝导他们开荒，指点“疏浚导流”的方法。当时热斯坎木附近就开垦了十几处荒地，一九一三年这一带丰收，有一千二百多亩青稞和豌豆的平均亩产量达到109.7市斤。
同时，边境安定以后，从新疆南部农村避难回来的人，带来了维吾尔族农民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维吾尔族商人也不断运来坎土馒、犁铧、镰刀等铁制农具，初步解决了山区缺乏农具的困难，并且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汉族、维吾尔族兴修农田水利的经验推广以后，大多数乡村增修了水渠，有些地方还架设了跨涧的水槽。因此，虽然当时塔吉克族大都注重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技术还是普遍获得了提高。特别是蒲犁东部地区，牧场较少而气候比较温和，又靠近维吾尔族农村，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生产关系方面，由于农牧兼营，牧工常被用于耕种、收获等劳动，因而，雇工也逐渐成为农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租佃关系和实物地租，在蒲犁一带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货币地租更几乎没有出现。
这一时期，塔吉克族地区同邻近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从喀什到蒲犁，大部分地段山高路险，沟深水大。特别是乌依塔咱到上盖孜之间的道路，许多处被河流隔断，夏、秋两季河水涨发时很难通过。清军平定阿古柏残部以后，专门抽调两营土兵，花了两年时间，在这一带修建桥梁。新建的五座“天桥”，各长数丈，高出水面十多丈，悬空而过，中间没有砥柱。以后，蒲犁厅又每年发动附近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人民进行维修。从此，基本上改变了这条道路一年只有半年能够通行的状况，方便了来往行人。从莎车到蒲犁，相隔四、五百公里，中间要翻越几座海拔四、五千米的大山，还要穿过好些两山壁立，微透天日的山谷，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几天才能到达。蒲犁厅成立后，在这条道路上设立了十一处驿站，传递公文，并为旅行者提供食宿的地方。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塔吉克族和兄弟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来到山区的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商人逐渐增加．他们运来牧民需要的布匹，衣服、茶叶、粮食和铁器等商品，交换羊只、牦牛和皮毛。虽然他们贱买贵卖，但是终究供应了一部分当地严重缺乏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一些维吾尔族工匠也来帮助塔吉克族人民建筑较大的房屋，修制器具，传授手工技艺。
在捐税负担方面，清朝时，由于蒲犁厅主要负责边防事务，不征粮税；民国初年，蒲犁县也仍旧不征粮草捐税。但是，地方官吏经常要人民为官府和他们私人服劳役、出马差和驮畜，并且需索食羊、毡毯、柴薪等物品。阿奇木伯克和乡约们经手摊派时，又层层加码，浮收中饱。分防通判还明文规定，居民要为正、副阿奇木伯克和各庄乡约帮作“小工”，以为津贴办公之用。因此，名为“不征粮税”，人民的负担却很沉重。
总的说来，新疆建省以后，特别是设立蒲犁厅以后，塔吉克族人民既摆脱了常遭外寇掳掠之苦，又发展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农牧兼营，在生产关系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上吸收了兄弟民族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交通，扩大了贸易，因此，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获得了某些提高。牲畜数量比过去大为增加，由于铁器增多，野羊角和陶器的使用越来越少；一般居民新建的房屋，大都比从前宽敞整齐，常年披皮袄，裹毡片的人逐渐减少，土布衣服日益普遍。
反对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新疆建省以后，帝国主义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侵略并没有放松。沙俄、英、法等国的间谍，不断以游历、考察、打猎等为名，到蒲犁一带进行侦察。臭名昭著的沙俄特务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旧译康穆才甫斯基)、英国特务杨哈斯班和斯坦因等人，就在这里进行过很多活动。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沙俄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事件。
葱岭--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清朝政府在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以后，为了便于管理帕米尔地区，委任沙依木伯克和库鲁木旭伯克为明巴什(千户长)，常驻帕米尔高原上的六尔阿乌(今木尔加布)，下设六个玉孜巴什(百户长)，分另管理郎库里、阿尔楚尔、六尔阿乌、切西都完、阿克苏和喀喇池等帕米尔地区。并由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负责统领这一带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人民。
当时清朝政府在帕米尔地区设有许多卡伦，以巩固边防。这些卡伦主要有：郎库里西北的黑孜吉牙克卡，六尔阿乌河上游的六尔阿乌卡，伊西洱库尔东南的图斯库尔卡，阿克苏河上游的阿克素睦尔瓦卡，巴什拱拜孜的巴什拱拜孜卡，雅尔特拱拜的雅尔特拱拜卡，丕伊克(在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的塔格敦巴什卡，一八八九年增设的苏满卡。这些卡伦分布在帕米尔的广大地区，是捍卫中国神圣领土帕米尔的重要军事据点。
自从公元一八七六年沙皇俄国灭亡浩罕汗国，把它变成俄国的费尔干省以后，扩张成性的沙俄处心积虑地准备继续南下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一八九一年七月，沙皇政府派遣土耳其斯坦常备营上校营长杨诺夫，带领一支三百多人的哥萨克骑兵，以“打勃罗羊和练习射击”为幌子向帕米尔进发，先后窜犯阿克拜塔尔山口和阿克拜塔尔、阿克塔什、阿克素睦尔瓦、布才拱巴什、沙和达等地。他们还进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地区。他们抢走清朝政府为纪念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在苏满塔什建立的乾隆纪功碑，妄图用这种卑劣手法，毁灭帕米尔是中国领土的历史铁证。
清朝政府对于沙俄的侵略行为立即提出抗议，授权当时中国驻彼得堡公使许景澄照会俄国外交部，指出黑孜吉牙克、苏满，阿克素睦尔瓦、阿克塔什等“皆系中属卡伦”，沙俄“无故越境侵占，殊属违约”，“须速将越境兵队撤回”。沙俄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帕米尔是中国的领土，被迫撤退侵略军。一八九一年十月三日，俄国外交副大臣基斯敬当面对许景澄说，俄兵已“回塔什干”，同意转告土耳其斯坦总督，“以后严戒俄兵不令越界”，并承认“此番俄武员带兵竟到中国界内，是其错处，已经行文申饬”。
但是，沙皇俄国贼心不死，于一八九二年六月又第二次派遣杨诺夫带领一千五百多名侵略军入侵我国帕米尔。杨诺夫支队从玛尔格兰出发，经阿克拜塔尔山口，进据六尔阿乌一带，分兵侵占各地。从此，我国帕米尔的绝大部分地方，沦于沙皇俄国的军事殖民统治之下。
沙俄侵占我国领土的卑劣手法，一贯是军事、外交互相配合。先行武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以外交讹诈，强迫签订条约，为其血腥暴行披上合法外衣。它在帕米尔地区的侵略行为也同样如此。杨诺夫出兵占领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大片领土--帕米尔地区以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俄驻华公使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会谈帕米尔的边界问题，主张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双方的边界线，妄图把俄国的非法军事占领线当作合法边界强加给中国。清朝政府当即驳斥了沙俄的这种无理要求。双方反复进行交涉，直至一八九四年四月初，沙俄提出“两国各不进兵以作调停”的建议，说“拟请彼此按照现在局面情形，各饬该管官员仍驻原处，不准前进，……徐候商议定局”。它企图用这个办法拖延中俄关于帕米尔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清朝政府穷于应付紧张局势，被迫同意这个建议。但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代表中国政府在给俄国外交部的复照中，对于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领土主权作了明确的保留声明，指出：“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沙俄自知理屈。在复照中说：“帝国政府在自己这方面，已根据相互原则命令俄国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沙俄对于清朝政府的保留声明，无法提出异议，不敢公开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边界线。但是，它却在背后勾结英帝国主义进行肮脏的交易。
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经过互相剧烈的角逐，在一八九五年举行的“伦敦会议”上，背着清朝政府，瓜分了帕米尔。结果，原来绝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高原，除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全部(属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地)和郎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仍属中国以外，其余全被非法侵占。
以后，英帝国主义又企图并吞蒲犁地区，曾多次指使坎巨提土邦向清朝政府借垦蒲犁南部的热斯坎木，作为蚕食领土的步骤。沙皇俄国知道以后，以此为要挟，也提出：如果允许坎巨提租地，则俄国要求中国让给蒲犁北部的塔合尔满。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这种贪得无厌的侵略阴谋。腐朽的清朝政府由于失地过多，民情愤慨，也不得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拒绝了英俄的要求。
当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企图侵占新疆南部重要门户蒲犁的时候，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民，发扬了爱国主义热忱和保卫边疆的光荣传统，同当地驻军一起，英勇地严守着边防。这对阻止帝国主义并吞塔吉克族地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八九六年，许多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青年，应募组成“色勒库尔绥远回队”，由驻防当地的马队旗官兼任管带，阿奇木伯克兼任总哨。负责保卫地方。一八九五年，有六十四户牧民自愿到热斯坎木附近各边卡，长期参加“垦牧守边”；一八九八年，又有五十户迁到明铁盖等处放牧，担负守卫边境的任务。
但是，帝国主义还是千方百计地阴谋在蒲犁建立侵略据点。一八九七年，英国驻喀什的“游历官”，借口寄递印度文书，在蒲犁设立邮站。一九O一年，沙俄驻喀什领事援引英国的例子，也借口往塔什干等处递送文报，在蒲犁设立邮站，并派军佐一人，骑兵五名驻扎该站，后来驻站俄军增加到二十名。一九一六年，英国又按照沙俄的“章程”，以保护邮站为名，擅自派兵十六名进驻蒲犁南部丕依克的英邮驿站。
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设置邮站和任意驻军，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这些机构和军队又大量进行各种侵略活动。邮站不但非法收寄国内外民间邮件、转运盗自我国的名贵文物，并且大量贩运鸦片、走私军火、盗窃情报，成为间谍中心。外国军队横行无忌，任意欺压中国人民，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国边防，阻挡经过蒲犁回国的其他外国人出卡。对于这些侵略者，当时蒲犁“官民均视为眼中之钉，欲拔不得”。
一九OO年，英国在喀什设立领事馆，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南部各地的侵略。由于清朝政府和沙俄曾订有“俄国人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的条约，英帝国主义也援例取得了同样的特权。实际上，当时英、俄两国侨民，不论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都不向中国政府交纳任何税收。同时，英侨、俄侨又依仗“领事裁判权”，横行无忌，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英国领事馆就以此为诱饵，滥发通商票照，引诱中国人当英国“侨民”。后来又散发所谓“调查户民注册章程”，非法规定：各属“英民”专由英领事调查发票，不和中国地方官相干；凡想当“英民”者只须填写一张申请书，找一证明人，缴票费银一两五钱，英领事就给发票；凡一家中有一人领票，全家男女及其亲戚、同住者、雇工，就都算作“英民”，受英国保护。妄想先大量诱骗新疆各族人民加入英籍，进而达到并吞我国新疆的目的。
当时，英国领事及英国“商总”在蒲犁进行吸侨的阴谋活动时，遭到了塔吉克族人民的普遍反对。在新疆南部其他地区，受骗的人也很少。只有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地痞恶霸，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仗势欺压本国人民。莎车县扎热甫夏提乡的一个塔吉克族大地主，就凭借“英侨”头目的身份，横行乡里，私设牢房、刑具。任意压迫和役使全乡农民。这些所谓“英侨”头目，实际上是领取英国津贴的特务，他们到处煽惑人冒入英籍，为英国收集情报，甚至组织阴谋暴动。这伙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唾弃。
当时所谓外来的“英商”，在英国领事的庇护下，享受免税等特权，大都以放高利贷和走私贩毒为业，并且经常仗势诈骗、霸占中国人民的财物、牲畜甚至田园。对于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强盗般的掠夺行为，塔吉克族人民不断进行斗争。据一九一七年一至四月统计，在蒲犁这样人口稀少的地方，有关外侨索债和诈骗的诉讼案件即达二十一起之多。英商倾销毒品，给塔吉克族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危害，走私马帮往往一次就把上百驮的鸦片偷运入蒲犁，使许多人染上了烟瘾，弄得倾家荡产，社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当时也有些正义的牧民，向官府报告或自动捕捉越境毒贩。但是，清朝和军阀的官吏，不但以“得钱卖放”走私犯为重要的贪脏来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烟鬼。
英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派别矛盾干涉地方事务，他们利用国外宗教势力，在外国主子的唆使下、竭力利用塔吉克族和兄弟民族信仰不同教派的差别，制造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他们还向教徒横征暴敛、诈骗大量金银、牲畜，供自己挥霍和孝敬宗教头目。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他们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广大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越来越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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