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經濟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

雲胡說歷史


這次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浩劫,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同時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

安史之亂後,唐玄宗任命劉晏為宰相,在發展經濟上,培養民力,發展生產,開闢財源。對於戰亂造成的災害,積極恢復,使人民生活逐步安定。改革賦稅,平衡社會負擔,緩和階級矛盾。恢復和改革漕運,使運輸通暢。整頓鹽鐵政務,實行鹽鐵專賣。推行常平法,調節物價,解決財政困難。實行穩定貨幣政策,創立兩稅法,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經過劉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唐王朝的危機算是解除了,平安渡過了安史之亂後的危險期,使大唐國運又多延續了140多年 。








文旅攬勝


公元618年李淵代隋,建立唐朝。唐朝前後兩百九十餘年的時間裡出現了兩個盛世,分別為“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縱觀唐朝,治國者在國家治理和經濟改革方面均頗有建樹,成為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被後人稱為“盛唐”。

“開元盛世”時期,世界其餘城市的人口沒有一個達到十萬人,而長安、洛陽、揚州、益州等城市人口均超過10萬,長安的常住居民更是達到了60萬以上,整個國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公元755年,安祿山和史思明兩位北方將領發動叛亂,河北、河南迅速淪陷,唐玄宗奔蜀,後又被迫殺死楊貴妃和楊國忠,自此,唐朝盛世到此終結,史稱“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被平叛後,國家極度衰弱。地方多為藩鎮所控制,稅賦大幅度減少,國庫裡的財政收入已經將近枯竭。在這種窘迫的背景下,唐朝的經濟政策開始了一系列的變革:

一、保留“公廨錢”制度,增加“率貸”政策

初唐時期,李世民在農業稅和專營稅的基礎上,創建了“公廨錢”制度。“公廨錢”制度就是為供官府各種公用和充作官吏俸錢而設置的由官府經營商業和高利貸的本錢。

公元637年,李世民設置公廨本錢,由各州令史經管,人稱“捉錢令史”。每人以五萬本錢,用於商業活動,每月收取息錢四,一年有四萬八千錢。這個政策從長安城內的富豪家庭中每年徵收一筆個人所得稅,用來養官。

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才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歲滿授官。”—《新唐書·食貨志》

李世民為了讓富人接受這個政策,在全國設立了七千多個基層崗位,只要符合納滿一年的要求,富人家庭便可派出家族一人去當官,後期取消官吏,改為免除徭役。“公廨錢”政策養活了官員又避免了對民眾徵稅,只是對富人的一種低級別的剝削。

“安史之亂”時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面對這種情況,治國者提出的第一個做法就是向富人徵收財產稅。唐肅宗即位後,派遣御史去往江淮和蜀漢,對富裕家庭按資產徵稅,臨時徵納所有財產百分之二十的稅率,稱為“率貸”。

“ 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新唐書·食貨志》

通過增加“率貸”政策,唐朝的財政逐漸擺脫了窘迫的現狀,為下一步變革提供了基礎。

二、恢復國有專營政策

李淵建國後,政府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將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等產業全部交給民間自主經營。這項政策造就了民間的商業繁榮,出現了大量的富商。

公元758年,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治國者重新恢復了國有專營政策,將鹽鐵這種利潤最為豐厚的產業收歸國有。

主管全國財政的劉晏設立榷鹽法,由民眾進行生產,政府負責收購,商人進行銷售,這種方式減少了政府的人員和行政支出,最大限度的減少政府投入。另外,在全國產鹽區設立機構,不僅打擊了私鹽的產生,而且保護了鹽商的利益。最後,劉晏為了穩定鹽價,制定"常平鹽"的政策,在距離產區較遠地方運儲食鹽,以保證非鹽產區的食鹽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屯鹽牟利。

通過劉晏的政策,食鹽的收入不斷增加,到了唐代宗末年,十多年增加了十幾倍,乃至鹽稅的收入佔據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帝王后宮、軍餉以及百官的俸祿都仰仗於劉晏,同時這也是歷史上,鹽稅佔比最高的時期之一。

“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新唐書·食貨志》

三、建立“常平法”管制商品,獲取利潤

“安史之亂”後,商賈亂中打劫,操縱市場,侵佔平民利益。面對這種情況,劉晏在各地建立常平倉(倉儲和物流中心),以用來儲備和調節物資。為了更加有效的發揮常平倉的盈利功能,劉晏建立了“常平法”:

  • 中央直接經營常平業務。

面對之前常平業務由地方自行辦理,各州常平贏利有限的情況下,劉晏設置了知院官,負責各地的常平倉,由中央統一指揮 。通過減少中間環節,加快了商品的週轉速度,利用市場上信息的及時性的掌握,因此使得常平倉的盈利水平大幅上升。

  • 擴大常平品種。

傳統的常平倉存儲的物資一般是具有調節糧價的糧食品種,但是劉晏充分發揮了常平倉營利的作用,把常平倉裡面的品種由糧食擴展為更多的品類,然後獲取利潤。

“ 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新唐書·劉晏傳》

常平法的本質實際就是通過政府財政調節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保障經濟穩定。除此以外,在掌控各種商品的價格動向後,低買高賣,從而獲取利潤。

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 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舊唐書.劉晏傳》

總結

“安史之亂”後,中唐基於當時內憂外患的局面,開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使得國家逐漸恢復元氣。也正是因為這些的經濟變革,才為唐朝中興奠定了基礎。


詫寂說史


大唐王朝這個在中國歷史上無比輝煌的朝代,不只是在當時讓人驕傲,即使現在大家也是津津樂道。安史之亂前大唐王朝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經濟極其發達,社會空前繁榮。我們以古代衡量經濟的兩個指標人口和糧食來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

在武則天退位的時候,唐朝人口一共3700萬,到了唐玄宗天寶元年人口已經達到了4891萬,安史之亂爆發前總人口為5288萬,而當時實際人口估計已經超過7000萬了。糧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時人均佔有量是700斤,這一數字在我國建國後直到1982年才達到。這一時期的糧食儲備有一億石,是當時四年的糧食總產量。經濟之繁榮那是不言而喻的

階級矛盾加劇

然而,在經濟繁榮下社會階級矛盾卻越來越嚴重。唐太宗時期,雖然賦稅較輕,但是徭役卻逐漸繁重。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不但徭役沒有減少,賦稅還越來越重。貧苦百姓在這樣的雙重剝削和壓迫下,紛紛起來進行反抗鬥爭。從唐太宗貞觀年間到唐中宗時期,就發生了六、七起農民起義,有的起義隊伍甚至達到好幾萬人,影響深遠。

唐玄宗時期,雖然出現了社會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但是廣大老百姓受剝削和受壓迫的程度卻沒有減輕,階級矛盾還越來越嚴重,反抗鬥爭依然沒有減少。

安史之亂後,大唐政府財政嚴重不足,經常是入不敷出。怎麼辦呢?就只能不停地增加賦稅,對老百姓的搜刮和盤剝更為嚴重。南方江淮一帶是當時朝廷最重要的稅收地區,其盤剝程度已經達到了即使全家死絕,租庸都不得免除,還得讓其親鄰交納。

所以,有沒有戰爭老百姓的負擔都是最重的。老百姓負擔的加重,導致社會矛盾一次次的升級,急需及時有效的措施來解決緩和這一矛盾。

財政支出與日俱增

首先是官員俸祿的急劇增加。唐朝貞觀時期,官員數量文武官員加起來總共642人。從武則天開始,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到了唐朝中期,官員總數達18805人,是貞觀時期的30倍。官員多了,費用就相應增大了。

唐朝官員的俸祿是很高的。從正一品到正九品平均每人每月的俸祿米是84石(唐朝一石大概60公斤),錢是900緡(一緡為1000文銅錢)。那麼,唐朝中期所有官員的俸祿一個月就支出米160萬石,錢1700萬緡。一年下來這是多麼龐大的一筆費用啊!不僅如此,到了唐代宗時官員俸祿還不斷增加,權臣月俸9000緡,刺史月俸全都是1000緡,而大將郭子儀月俸有二萬緡。這比前面支出又多增加了三分之一。

還有皇室費用隨著奢侈之風越來越嚴重也是逐年增加。比如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用百鳥的羽毛織成的兩條裙子,價值就在1000緡。唐玄宗本人也是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一頓飯就是中等家庭十家的家產。楊貴妃的奢侈更是甚於唐玄宗,宮中專門為她織錦刺繡的工人就有700人,為她雕縷器物的也有數百人。據估計,唐玄宗時皇室各項費用每年實際支出就有100萬緡以上。

除此之外,還有軍費的開支、賞賜的費用、其他基礎建設的費用,比如農田水利、交通運輸、工礦貿易等等。這些所有的支出光靠當時的稅收是已經很難達到了,財政赤字極其嚴重。

稅收逐漸減少

安史之亂前,藩鎮主要是邊境上的十方節度使。安史之亂被平息後,內地也開始設置節度使,藩鎮逐漸增多,甚至長安城附近也設置了藩鎮節度使。隨著藩鎮權力越來越大,地盤也越來越大,與大唐中央政權的矛盾也逐漸尖銳化。節度使的設置,不僅急劇加大了財政支出,藩鎮的不受管制也使財政稅收大大減少。

安史之亂後藩鎮的獨立,不僅控制所轄區域的稅收,對於本地區屯田的收入也加以控制,致使財政上地方富裕而中央不足。最後只有南方江南八道上交賦稅,總共有四十州,一百四十四萬戶。這個數字只有唐朝天寶年間的四分之一,財政收入也比天寶年間減少了一半。

當然納稅人口的減少除了因為藩鎮割據,戰爭的消耗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八年的安史之亂全國人口只有1699萬人,比之前下降了一半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唐朝的物價急劇上漲,一斗米從戰爭前不到20文上漲到400文,有些地方甚至漲到1000文到1400文,是之前的幾十倍,百姓們是苦不堪言啊!

面對這種情況,唐肅宗提拔了時任戶部侍郎的劉晏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以宰相的身份主抓人事與經濟的工作。

劉晏,曹州南華(今山東菏澤東明)人,唐朝著名的經濟改革家、理財家。劉晏生於唐朝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從小就聰慧過人,七歲便被稱為“神童”(唐朝的神童可真多,那個挽救大唐命運的道士宰相李泌小時候也被人稱
為神童)。


在宋朝人編的《三字經》裡也提到過劉晏:“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

唐玄宗到泰山封禪路過劉晏的家鄉,劉晏拿著自己寫的一篇《東封書》半路見駕,受到唐玄宗的召見。宰相張悅當場出題考劉晏,劉晏對答如流,被唐玄宗授予秘書省正字,即掌管校正書籍的官員。楊貴妃也很喜歡劉晏,把他抱在腿上親自為他畫眉。劉晏還沒成年就成了朝廷的公務員。

劉晏任宰相後培養民力,發展生產,開闢財源。對於戰亂造成的災害,積極恢復,使人民生活逐步安定。他還改革賦稅,平衡社會負擔,緩和階級矛盾。恢復和改革漕運,使運輸通暢。整頓鹽鐵政務,實行鹽鐵專賣。推行常平法,調節物價,解決財政困難。他實行穩定貨幣政策,創立兩稅法,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經過劉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唐王朝的危機算是解除了,平安渡過了安史之亂後的危險期,使大唐國運又多延續了140多年。


殿閣大學士


安史之亂是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之間,發生在唐朝的一次動亂,因為是由安祿山和史思明聯合發動的,所以稱為“安史之亂”。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唐朝走向了滅亡。

關於安史之亂對唐朝的政策和經濟帶來的影響,我大概給大家說一下。

一、政策方面

政策方面的影響,有兩個方面導致唐朝朝堂變化。

一方面,削弱了關隴集團對唐朝的控制。我們都知道李淵建立唐朝,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關隴集團的支持,而李家也是關隴集團的一員。

在唐朝建立之後,關隴集團的勳貴一直把持著國家的朝政,也壟斷了唐朝的很多要職位置。

雖然從李世民開始,就大力發展科舉,李世民還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句話就說出了李世民對於科舉選拔的得意。

但是實際的情況是,唐朝的高層還是由一些門閥把持,其中就包括關隴集團最為耀眼,他們甚至有直接推薦做官的權利。而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很難獲得唐朝的要職地位。

而“安史之亂”的發生,使得朝廷內部出現分裂,關隴集團的地位也漸漸下降。很多出身科舉的人,都慢慢的走上了要職。這使得關隴集團對於朝堂的壟斷開始被打斷,而到了唐朝末年,更是出現宦官把持朝政,皇帝名存實亡的情況,這些都讓關隴集團的影響力大大減弱。

另一方面,因為安史之亂而導致節度使權力過大。唐朝在建國之初,以及安史之亂爆發之前,朝廷對於整個國家的控制力還是很強的。

而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為了使戰亂早日結束,朝廷沒辦法只能大量招收降將,並且大量冊封節度使和觀察使。

如果只是給一個名頭,本身這也沒什麼。問題就在於,當時的唐朝正處於動亂之下。對於這些所謂的節度使約束力很低,而且為了儘快穩定下來,甚至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地盤和兵馬。

這也導致了整個唐朝出現蕃鎮數量劇增,還都是有獨立兵權的那種,使得唐朝後期國家陷入分裂。

這也為後來五代十國,混亂不堪的社會形態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大致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

一方面,國內戰爭導致的苛捐雜稅,以及貨幣的混亂。

打仗就需要大量的錢財,這在任何時代都是通用的。安史之亂的爆發,涉及到了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不僅是朝堂,還有百姓。

百姓不僅沒辦法安心種地,還需要面對一波一波徵收稅用的軍隊,打勝了要用百姓的錢慶祝,輸了要用百姓的錢東山再起,總之能想出各種收錢的辦法。這就導致,百姓平白無故需要繳納很多的稅,經濟也陷入蕭條狀態。

安史之亂後,又有各個節度使之間相互搶奪地盤,地方性的戰鬥爆發的更加激烈,百姓更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且,還有很多人私自造錢,造成貨幣混亂,更別提經濟了。

另一方面,唐朝的混亂給了別的國家可乘之機。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影響力大大降低,再也沒有李世民“天可汗”的霸氣,吐蕃也乘機開始下高原,攻佔西域諸國。

這不僅使得唐朝失去了大部分的西域地區,經濟方面更是相當於切斷了絲綢之路。征戰不斷的情況下,經商就成了笑話,絲綢之路也慢慢斷絕,這對唐朝的經濟也是一個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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