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音 張惠蘭
10月28日，Facebook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趕到了北京。他從機場出來，沒有耽擱，徑直趕往清華大學。當天下午，扎克伯格穿著一件連帽衫，出現在清華經管學院的一間教室裡。
扎克伯格的另一重身份是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2014年他加入這個委員會後，每年都會到清華來與學生交流。這次經管學院舉辦2017年“顧問委員走進清華經管課堂”系列活動，他自然也不會落下。
除了扎克伯格外，這個顧問委員會的名單大佬雲集。它由數十位跨國公司董事長、商學院院長、知名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以及中國政要組成。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半數掌門人都在其中：蘋果CE0庫克、微軟CE0納德拉、Facebook CE0扎克伯格等等。
這些大佬，只是清華在全球吸引到的人才中的一小部分。現在大概是1949年後清華最光芒閃耀的時刻：它財力雄厚，光是接受校友捐助就已經超過25億;它規模宏大，現在佔地450公頃，猶如一座微型城市;它人才濟濟，本屆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3人曾在清華學習。在歐美等國院士與中國兩院院士名單上，有一百多人自清華畢業。它身上也散發著與眾不同的氣質，從清華走出的畢業生，可能是中國最具家國情懷的群體。
清華大學歷來重視體育鍛煉。7月11日，清華東操場，孩子在標語前玩耍。（張惠蘭圖）
大師之問
9月8日，清華大學校長邱勇邁步走進清華大學校史館，他要在這裡給31位長聘教授發放聘書。這是清華大學106年曆史上第一次、也是國內高校首次舉行長聘教授聘任儀式。據外界解讀，這其實是借鑑了美國終身教授制度。
“世間上百年名校無非育人，天下第一等職業還是教書。”在致辭中，邱勇還引用了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曾留下的那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是1931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在當年12月3日舉辦的就職典禮上，梅貽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論”，後來他又提出，“吾人應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
梅貽琦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則，給教師們極大的自主權，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在專業軌道上進行。他廣為延攬名師，劉文典當面頂撞蔣介石，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科學家顧毓琇是第一位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的中國人，梅貽琦隨後請他到清華擔任機電系主任，後來又做工學院院長。朱自清、潘光旦、華羅庚等人，都是在他校長任上進入清華大學的。
1941年，正值清華建校30週年。當時外敵入侵、家國破碎，清華大學與北大、南開等幾所名校，遷居雲南，成立西南聯大。雖然時局動盪、人心倉皇，但那仍然是中國高等教育最精彩的時光。在30週年紀念儀式上，清華收到一封美國大學的賀電，稱讚其短期內取得的成就：“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那時候的清華大學，不但聘用大師，而且在大師們滋養下，培養出眾多以後成為大師的人才。文學院培養出了吳晗、錢鍾書、夏鼎、張蔭麟“四才子”;物理系出了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這“三錢”;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也曾在西南聯大物理學部學習，師從清華大學教授王竹溪。
但這種氛圍，在此後數十年間再未出現。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看望錢學森，聽到這位清華走出來的大師一句感慨：“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錢學森之問”，成了梅貽琦“大師論”之後，中國高等教育的續篇，也成為清華大學的一個心結。
又紅又專
今年93歲的王煒鈺是清華建築學院的教授，據她回憶，1949年後，“大師”仍然是清華建築系念茲在茲的問題。“我們在教學討論中，大家的期望就不光光是培養一般的建築師，而是要培養‘大師’。”王煒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時他們提出的要求很高，並不打算培養普通的建築人員。
但這時候，風氣已經變了。1952年下半年開始，全國高等學校普遍開始了以“學習蘇聯先進教育經驗”為主的教學改革。在這場改革中，清華不但改變了英美教育傳統，構建起新的高等教育模式，而且院系也進行了調整，原來的人文、社科專業相繼消失，清華逐漸變為一座工學為主的學校。時任清華校長蔣南翔主導了這場教育變革。不但引進蘇聯專家到學校講學和指導工作，還仿照莫斯科大學主樓，設計建造了蘇聯風格的清華主樓。
蔣南翔可能是梅貽琦之後，對清華影響最大的校長之一。他也是清華校友，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時，校長正是梅貽琦。入學第二年，蔣南翔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北京高校爆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蔣南翔是主要領導者之一。在黨委指示下，他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其中有一句寫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49年後，他原本在共青團工作，1952年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上任之後，蔣南翔一直強調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1962年的迎新大會上，他在發言中提醒剛剛入學的新生：“我們同學雖然是學工科的，將來要參加工業建設方面的工作，但是政治的重要性決不可以忽視。一個人的成就和他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不只取決於他的業務能力，政治往往成為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我剛到清華來時，就聽到蔣南翔校長特別提出‘我們要特別明確培養什麼樣的人’。”王煒鈺回憶道，雖然清華也很重視業務，但談到人才培養時，“永遠是提又紅又專”。如果一個人不夠“紅”，道德方面有問題，“即使業務再好，也不能成為對國家或社會真正有用的人”。
時至今日，清華大學的操場上，仍然醒目地展示著“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標語，這就是蔣南翔提出來的。除此之外，他還倡導建立了政治輔導員制度，從學校選拔政治過硬的優秀人才，擔任低年級學生的管理工作，這一制度延續至今;也是在他領導下，清華大學率先在全國推行優秀集體評選，鼓勵各院系、班級加強集體主義教育。
“中國需要工程師加入社會主義建設，蔣南翔不止把清華建成為中國頂尖的工科院校，還通過大學的共青團和輔導員等系統，把清華改變成為一座備受尊重的政治訓練機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喬爾·安德烈亞斯接受本刊採訪時說。
安德烈亞斯曾多次訪問清華大學，1997-2001年間陸續在清華呆了20多個月，並根據此次訪學經歷完成了《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在他看來，清華大學趕上了中國兩次政治人才選拔的變革時期。“1977年之後，在鄧小平領導之下，中共中央決定把這些‘紅色工程師’引入行政系統，治理國家。在這種新的理念之下，很多清華培養的人才，出任政府管理者。”安德烈亞斯分析道。19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飛速發展，政府管理機構對人才的需求轉向經濟學、管理學和政治學等領域的人才，而在此之前，清華也恰好改變了以工科為主的辦學思路，開始建立經濟管理等經濟、社科類學院和專業，這時候的清華大學“仍然是培養政治領導人的第一學府，沒有其他大學可與之匹敵。”
“世界一流大學”
2001年完成訪學後，安德烈亞斯還曾回過幾次清華，也與很多清華教授保持著聯繫。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清華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有大樓拔地而起，“學校周圍也聚集了很多資本，大學社區與附近的平民百姓的社會距離被拉大”，安德烈亞斯說，這種現象存在於很多大學，“但似乎在清華尤其顯著”。
清華確實變得越來越有錢。據各校公佈的2017年預算中，清華大學以233.35億名列第一，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近40個億。除了國家撥款外，清華校產、校友捐款都給清華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雄厚的財力，使得清華有能力引進更多人才。他們開始全球招攬專家人才，甚至把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請回清華。據報道，為了迎接楊振寧回來，清華專門為他修建了一座小樓。2006年，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陳希親自找到在普林斯頓工作的施一公，請他全職回國工作。據清華大學官方統計，現在清華大學擁有諾貝爾獎獲得者1名，圖靈獎獲得者1名，中國科學院院士45名，中國工程院院士33名……
但錢學森之問，仍然沒能解開。清華大學在人才培養上，與世界一流名校仍然存在差距。早在1999年，清華大學就制定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規劃（1999-2001）》，提出“到2011年，即清華建校100週年，爭取把清華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到了2011年，這個目標顯然沒有實現，這座中國頂級名校再次提出，力爭2020年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標。
現在，距離這個年份，還有三年時間。與民國時代相比，清華已經不缺錢，不缺大樓，也不缺政界、商界的影響力。無論從哪方面看，它都迎來了建校一百多年來最繁盛的時刻，但距離世界一流大學，距離“大師”重現，還差什麼？
2008年初，施一公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回清華工作，當時他也是懷揣著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夢迴來的：“如果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個大國可以在某個方面取得突破，一個小國也可以達到全國富裕。但是，綜觀近代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後的情況下，真正成為全面領先的世界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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