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時間3月28日5時，美國成為了全球唯一一個確診病例超10萬的國家（是18日的12.96倍），而在前一天的3月27日晚間，又傳來英國首相約翰遜繼查爾斯王子之後，被確診的消息……
僅僅10天之前，在一些國家眼中，這還只是一場裡自己很遠的局部危機而已，並試圖把病毒蔓延“甩鍋”給特定群體。
3月21日，援引兩名白宮匿名官員爆料以及白宮的一份政府電報的內容稱，特朗普政府正要求聯邦政府官員在對外談話中都要指責中國“掩蓋疫情”，強調中國官員“負有特殊責任”。
隨著疫情的瘋狂蔓延，現在，全球都已經形成了共識，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話說：“這是一場人類危機......我們正面臨著聯合國75年曆史上前所未見的全球健康危機。”
1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舉行視頻記者會
我們已然站在了全球盛衰的關鍵節點上，但人類似乎還在爭執當中：是先穩定經濟，還是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生命？是儘快學習中國的防疫經驗，還是堅守自己的“中間路線”？……
各種聲音紛亂搖擺，我們究竟該如何化解這場空前的人類危機？
在眾多能對這個問題作出精彩詮釋的智者中，阿信要向大家推薦其中一位佼佼者：賈雷德·戴蒙德，世界上最重要的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家、思想家。
戴蒙德（左），學識極為淵博，通曉六國語言。他對於大問題的關照，讓他成為少數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也因此收穫了諸如比爾·蓋茨（右）在內的全球眾多政商“大佬級”讀者。
上世紀90年代，戴蒙德憑藉代表作《槍炮、病菌和鋼鐵》為“人類命運”三部曲拉開序幕，轟動世界，他宏大的歷史觀對《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等一眾歷史學家影響至深。
2019年，賈雷德·戴蒙德帶來了耗時14年的新作，“人類命運”三部曲終篇《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也許是一個不幸的巧合，不到一年，這本書的主題就與當下的現實形成了強烈的映射。
無意於批評當下，在這位83歲思想者看來，要是人類果真能吸取歷史中經驗教訓，我們沒有理由對2020以及以後的任何一場危機垂頭喪氣。
1、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是解決國家危機的第一步
探討“一個國家乃至人類整體面臨的危機”，這樣宏大的命題，戴蒙德在《劇變》中做了一個非常巧妙的前提預設：
應對危機的最小單位是個人，進而由個人構成了國家、全球社會。所以，在化解危機這個問題上，國家、全球社會不妨向個人學習。
結合到當前的疫情危機，戴蒙德認為國家層面可以做到的最起碼有：
第一，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不隱瞞，承認危機的存在。
對個人來說，這一問題至少可能出現三種複雜的情況：個人可能一開始拒不承認危機的存在，或者只承認部分危機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 。最後，個人不得不“大聲求助”的時刻其實就是他承認危機的時刻。
就像個人一樣，國家一開始也可能會忽略、否認或者低估某個危機，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現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機。
3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表示，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出現大幅增長，有可能成為全球新冠疫情新的“震中”。而現在，美國已經成為了“震中”。
第二，願意承擔責任，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憐憫，不推卸責任。
在踏出承認危機存在的第一步後，解決個人危機的下一步是承擔個人責任，避免使自己沉溺於自我憐憫的情緒中，不要總把自己當成受害者，而要意識到做出個人改變的必要性。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
《華盛頓郵報》的攝影記者拍到特朗普講稿裡原本印的是“新冠病毒”，被用記號筆圈掉改成了“Chinese Virus”。
歷史為拒不承擔責任的極端例子給出了結局，比如說，一戰後的德國。
那時大量德國民眾聽信了納粹分子和一些德國人編造的謊言，認為德國戰敗是因為國內社會主義分子“在背後捅刀子”，而不是由於協約國軍隊在軍事上具備壓倒性優勢。
納粹分子和一些德國民眾將心思都放在《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問題上，卻不承認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戰前實施的一連串錯誤的政治決策使德國在不利的軍事條件下參與戰爭，進而戰敗。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如此一來，德國人對一戰不負任何責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場自居，沉溺於自我憐憫的情緒，這使德國國內納粹勢力盛行，從而導致了二戰的爆發，最後為德國帶來更為悲慘的結局。
第三，借鑑他國應對危機的模式。
正如他人應對危機的方法對解決個人危機來說很有借鑑價值，他國應對危機的模式對於一國應對危機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對於明治時代的日本而言，借鑑西方的模式並對其加以調整，在維新變革中發揮了尤為重要的作用；在二戰之後，日本再次在調整的基礎上借鑑了美國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
比爾蓋茨喊話學習中國
3月26日，比爾·蓋茨警告稱，在對抗新冠病毒鬥爭中“沒有中間立場”，他呼籲各方協同努力，有效地停擺美國各地的正常生活，以阻止COVID-19的傳播，並將其對經濟長期影響降到最低。
第四，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比起個人問題，國家問題的處理不適合速戰速決，也很難保證能一舉成功。
不管是國家問題還是個人問題，危機往往具有複雜的屬性，我們往往需要嘗試一系列不同的解決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個，而這需要有耐心，能夠忍受挫折、不確定性和失敗。
現代的美國算是個例外。它沒有像德國、日本、芬蘭等國家那樣，在戰敗與被侵略的經歷中鑄就一身鋼筋鐵骨。在《劇變》一書中，戴蒙德說：
1840年以來，美國對外幾乎戰無不勝，所以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時，美國人很難接受任何失敗和妥協。
進入21世紀，美國身陷複雜的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困境，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決方法，都需要耐心與妥協，然而美國目前還未展現出這些品質。
鳳凰網3月24日報道，美國防疫法案闖關再失敗，民主黨和共和黨互懟
2、全球化時代下流行病防控的根本舉措
上面說的是單個國家應該如何應對眼下的危機。
但事實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國蔓延開來，每個國家都同時面臨著國內和國外兩個傳染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圖:南都大數據研究院
近幾十年，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過遊客，從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衛生條件欠佳的落後國家被帶到發達國家—例如霍亂、埃博拉病毒、流感、（特別是）艾滋病等。
戴蒙德在《劇變》中寫道：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上升。如果不建立起全球的應對機制，各種傳染病會將人類整體的生活標準越拉越低。
3月18日，比爾·蓋茨在Reddit論壇上主持了一次討論會，就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問題與用戶進行了討論。蓋茨寫道：“當前階段，富裕國家……通過採取適當的行動……應該能夠避免高水平的感染”。
但更糟糕的是“疫情將如何影響不能像富裕國家一樣進行社交隔離、醫院容量也更低的發展中國家。”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過度獲取，既包括化石燃料釋放的溫室氣體導致的全球氣候變化，也包括人類為了糧食、土地開發而造成的對野生物種的侵擾。
而這一切都歸功於，人類以發達國家為標杆的、對高資源消耗的生活方式的追逐。
現實是，如果未來全球所有人口向美國人的平均資源消耗量看齊的話，那麼這樣的資源總需求，將相當於現在地球800億人的水平。可能嗎？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國民信誓旦旦地說，只要他們採取正確的政策，例如建立誠實守信的政府，實施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有一天也能變得像繁榮昌盛。
在戴蒙德看來，這種承諾是不切實際的，是一個殘酷的謊言。現在全世界的 75 億人中只有10 億人享受著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可這已經是我們勉力維持的結果。
2019年，亞馬孫森林起火點統計 圖：BBC
所以，不僅僅是著眼於眼下疫情的這種“燃眉之急”，如果人類想從根本上減少類似的傳染病大流行，只有一條路：努力使全球各地民眾資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水平接近均等，這樣才是全球化的世界唯一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2月，比爾·蓋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撰文指出：
“除了保護好本國公民，各國應該幫助中低收入國家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通過幫助非洲和南亞的國家做好準備，我們不僅可以拯救生命，同時還能減緩病毒的全球擴散。”
要做到上面的這一點，必定要建立在發達國家作出犧牲的基礎上，但人類卻往往難以放棄眼前的利益，最典型的對抗性觀點來自於美國前副總統迪克·切尼，他說：“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妥協的。”
理查德·布魯斯·切尼，老布什總統的國防部長，小布什總統的副手
願意與否，無論是面對全球資源的殘酷現狀還是當前全球性傳染病高發的態勢，戴蒙德在《劇變》裡說：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是，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必將發生變化，並且我們將見證發達國家人均資源消耗水平的下降。
3、當前國家層面已無法解決全球性危機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這是一場需要團結應對的人道危機。當前國家層面的應對措施將無法解決危機的全球規模和複雜性。”
上面講到了解決全球危機的大方向，但問題是：How？
全球問題的解決是人類被迫進入全然不熟悉的領域，幾乎沒有任何歷史先例能夠為我們指引方向。
就全球來說，
國與國之間因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差異而彼此區分，在很多問題上有著根本不同的看法。
在《劇變》中，戴蒙德認為，我們的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擁有國家層面的優勢，也許這正是我們應該儘快彌補的，比如：
首先，對於我們的全球危機，人們尚未形成普遍共識，
全人類之間缺少普遍的、一致的身份認同和共享的核心價值觀。面對疫情，各國首先想到的是封閉自己的國門，更不用說，在更大的全球危機層面，還有不少人至今仍認為全球氣候危機是人為編造出的謊言。
其次，各個國家都缺少承擔責任的意願，我們缺少一個真正的全球領導者。
全球平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圖：世界氣象組織
最後，我們的選擇自由和容錯度都受到嚴重的制約，制約因素包括勢不可當的全球資源枯竭趨勢、全球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以及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這些制約因素令我們沒有進行試驗和調整策略的餘地。
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尤其是最近幾十年以來，我們的世界正著手建立處理全球性問題的機制。
全球化既給人類帶來了問題，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這主要集中在技術方面：
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長與傳播，例如信息、通信、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幾門主導性的世界語言的出現、對別處狀況和解決方案的普遍認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體意識。
持類似看法的不止賈雷德·戴蒙德一人。
比如，面對這場全球疫情，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就認為，在技術上，人類能夠有效控制疫情。
同樣，稍早之前，比爾·蓋茨對全球領袖們發出的呼籲中也提到，在技術解決方案之外，需要的是更多的外交努力，推動國際合作和數據共享。
這場“人類危機”似乎正在朝著樂觀的方向前進。3月2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已經決定不再將新冠病毒與中國聯繫起來：
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通話結束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剛剛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談，詳細討論了席捲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新冠病毒。中國對抗擊這種病毒有豐富經驗和深刻理解。我們正在緊密合作。致敬！”
上週，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S·巴考在通知學生撤離校園的郵件中寫道：
沒有人預知未來幾個星期我們將會面臨什麼，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深刻意識到：COVID-19是一場考驗。
它考驗我們的善良、慷慨，它考驗我們是否能超脫自我及享樂。在愈加紛雜混亂、非人所願的當下，我們要做的是竭盡所能去彰顯人性至善。願智慧和德行與我們同在。
最後，還是回到賈雷德·戴蒙德在《劇變》中的觀點，儘管各個國家在過去經常面臨危機，而且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現代國家和現代世界在面臨危機時，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進。
瞭解以往國家應對危機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便可為當下的我們點亮一盞指路明燈。
《槍炮、病菌和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最新力作！《劇變》是一部恰逢其時的鉅製：在個人與國家都對未來充滿迷茫、危機接踵而至的當下，嘗試解答危機應對這一關乎人類未來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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