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眼裡，文化部門是“清水衙門”，但在杭州市濱江區社發局原調研員武斌和文化館原副館長熊智慧的眼裡，這個“清水衙門”照樣有錢可撈，有油可揩。他們通過借殼入股文化公司，壟斷文化演出活動，把“黑手”伸向了文化演出領域，最終，雙雙鋃鐺入獄。
“提籃子”鼓起“錢袋子”
“和區內一家演藝公司老闆關係密切，兩人合夥開公司壟斷濱江的演出市場，從而獲取暴利。”去年年初，杭州市濱江區紀委監委接到一封舉報信，舉報信內容直指時任濱江區文化館副館長熊智慧。
熊智慧的簡歷顯示，她從1998年進入該區文化館工作，直至案發時，已經在該單位深耕20餘年。2009年擔任文化館副館長後，熊智慧就把目光盯在了“清水衙門”的錢袋子。
2010年至2013年，熊智慧利用職務便利，採取虛開發票、虛構勞務單的形式虛報冒領“經費”84900元，用於文化條線的公職人員發放“勞務費”，熊智慧個人分得14700元。
2011年下半年，熊智慧借殼杭州祝眾文化創意有限公司，通過“提籃子”方式，以郭光銀的名義佔股80%，並利用職務便利為該公司承接文化演出等活動，從中謀取利益，與他人共同獲得分紅73.7萬元。
“局外人”牽出“案中案”
“作為區文化館副館長，熊智慧手中的權力與這家文化公司的經營範圍並無直接交集，一個“局外人”為什麼能讓公司老闆心甘情願地“獻上”80%的股份？”
案件分析會上，一個不經意的問題，成了該區紀委監委深挖線索的一個著力點。
“熊智慧的背後肯定還有人為她站臺撐腰。”濱江區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黃利文在深思熟慮後發言表態，“不管涉及到誰，必須一查到底！”
審查調查組重新將目光轉移到熊智慧案件本身，計劃從所有的線索中，深挖徹查尋找蛛絲馬跡。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對現有證據進行重新梳理的過程中，辦案人員在查閱演出協議和資金報銷憑證時，偶然發現這幾份材料上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時任區社發局副局長的武斌。
武斌，2000年從部隊轉業到杭州市高新開發區管委會工作，2001年9月任杭州高新開發區社會發展局副局長，2006年8月兼任區文化市場行政執法大隊大隊長，2008年5月起任區社發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紀檢組長、區文化市場行政執法大隊大隊長，2014年10月起任區社發局調研員。
作為分管文化工作長達14年的武斌，對該區文化活動開展，有絕對的審批權。正是這個審批權在他的手裡卻成了撈錢“工具”。
隨即，審查調查組順藤摸瓜，把重點從熊智慧向武斌傾斜。但在談話中，熊智慧始終將所有責任和問題攬在自己身上，極力撇清與武斌的界限。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更加堅定了案件分析會上的判斷。“這個案子可能還有案中案，武斌很可能是熊智慧的後臺。”
“你覺得自己把責任都扛下來就是講義氣嗎！你這樣的態度不僅自己不能得到從寬處理，他也要被你所累。”調查人員繼續加強思想教育，“千萬不要一時感情用事，斷送了你們兩人的坦白機會。”
“武斌一開始就知道我‘入股’這家公司，公司賺了錢我也會分給他一點。”面對強烈的政策攻勢，熊智慧的心理防線徹底坍塌，如實供出了她夥同武斌“借殼”獲利的違紀違法事實。至此，二人不為人知的兩性關係和聯手獲取非法利益的“遮羞布”被徹底揭開。
“情人鍥”變身“牢獄災”
翻開熊智慧和武斌二人的經歷，他們從2003年左右，因工作關係，熊智慧與時任區社發局副局長武斌認識。武斌對熊智慧關懷備至，並利用職權將熊智慧從區文化館抽調到區社發局文體科工作，期間，二人保持了約6年之久的不正當兩性關係。
“我有權力，她有需求。手中的權力能為她牟得錢財，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武斌話中，不難看出，兩個人的工作交際從一開始就植入了“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因子”。
熊智慧在武斌的“照顧”下，從杭州市長河中心小學一路順風順水走到了濱江區文化館副館長的位置。隨著職務的升遷以及二人關係的“昇華”，二人把精力從“情場”轉移到了“生意場”，聯手在文化系統的演出活動中搜刮揩油。
在隨後的幾年裡，熊智慧和武斌二人開始聯手“運作”，藉助“入股”的杭州祝眾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壟斷全區文化演出活動，從中謀取暴利，收受賄賂。經查明，二人累計通過以上方式累計獲得分紅73.7萬元。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我們之間不用分這麼清。”在第二次收到熊智慧分送的5000元現金時，武斌的話中還帶著充滿曖昧的“金錢味”。
“看似如意算盤打得響，人財兩得，實則滿盤皆輸，雙雙‘把牢坐’。”濱江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負責人說，最終，熊智慧和武斌因共同受賄73.7萬元和其他違法行為，分別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和四年三個月。目前，涉案款物已經全部追回。
閱讀更多 保定檢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