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印象中，崇禎帝是一位亡國之君，應該為大明的崩潰承擔全部責任。事實上，正如前人所言，明朝的滅亡在萬曆年間就已經註定了，國祚傳到崇禎帝手裡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樊樹志先生通過豐富的史料證明，崇禎帝並非無所作為、耽於享樂的昏君，相反，他是一位勵精圖治、節儉勤政的皇帝。
他17歲登基稱帝之初，毅然拿下權傾朝野的大太監魏忠賢，就顯示著他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的決心和膽略。
但遺憾的是，崇禎帝的努力未能挽救明朝國運，大明帝國終於在內憂外患的局勢下轟然倒塌，他本人及其家人也都慘然死去。
明朝滅亡的根源埋藏於萬曆年間，是不是說崇禎帝就可以不負責任了呢？那當然不是，他自身的性格缺陷和決策失誤，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甚至喪失了別開生面的機會。
關於崇禎帝治國的得與失，樊樹志先生在書中均有紮實的論述，小編在本文中只聚焦於一點：崇禎帝在大事面前太糊塗，優柔寡斷。在此舉兩個典型的事例加以證明。
第一個大問題：要不要與皇太極和談？
明朝的處境可謂四面楚歌，內有張獻忠、李自成等掀起的農民起義，外有八旗兵的頻繁襲擾。相比之下，朝廷國庫空虛、明軍兵力不足，根本無法同時應對內外兩場戰爭，守外則失內，擊內則失外。
1638年，內外交困日亟，崇禎帝不得不向朝臣提出先安內還是先攘外的問題。兵部尚書楊嗣昌作了回答，他明確主張與八旗兵“互市封賞”，即和議。以和議爭取北邊三年無事，集中精力平定內亂。
在崇禎帝心中，他非常認同楊嗣昌的建議。
其實，與八旗和議並非新話題。崇禎帝即位之初，皇太極通過蒙古方面和直接給薊遼督師袁崇煥寫信，表示了通好的願望，終因朝中大臣激烈反對而作罷。
這一次，崇禎帝打算往前邁一步。在楊嗣昌主持下，遼東巡撫方一藻與皇太極開始了接觸。
雙方經過幾個回合的試探，表明了誠意，尚未談及細節，朝中大臣已經炸鍋了，楊嗣昌差點被口水淹死。
對於特別看重夷夏之辨的大臣來說，和議絕對難以接受。他們紛紛提交奏章，彈劾楊嗣昌，斥其別有居心。
他們的言論大多站在道德或黨爭的立場，既無視嚴峻的現實，也故意忽略隆慶年間明廷與蒙古俺答汗和議的歷史，對於如何解決當前的困境更是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計劃。
如果崇禎帝乾綱獨斷，果斷地將和議政策執行下去，“以練兵為正道，開市（和議）為權宜”，爭取東北邊疆三年和平，未嘗不能獲得一線生機。
不過，崇禎帝十分顧忌洶洶朝議，雖然他也認為和議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猶豫不決，致使明軍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永遠喪失主動權。
第二個大問題：要不要南遷留都？
歷史上，大宋朝廷南遷，偏安東南，國祚再延續150多年。當北方局勢糜爛之際，崇禎帝不難想到遷都問題。要知道，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現成的六部班底，只要過去，朝廷即時可以運作。
1644年大年初三，明廷的敗局已不可收拾，崇禎帝與左中允李明睿商談國事，李提到：“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
崇禎帝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
這句話透露出，崇禎帝很想南遷，無奈大臣們都不同意。所謂“諸臣不從”，指以內閣首輔陳演、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為代表的大臣反對南遷。他們把南遷之議斥為“邪說”，甚至揚言“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後來，左都御史李邦華又提出一個太子監撫南京的方案，在朝堂激辯一陣子之後也不了了之。
死守北京明顯毫無勝算，崇禎帝為什麼就不能力排眾議，果斷南遷呢？畢竟天下是他老朱家的啊。
臣子吳偉業看得清楚：“上意非不欲南遷，自慚播越，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國請而後許。”
原來如此！南遷有逃跑之嫌，崇禎帝怕在歷史上留下負面評價，所以他等著朝野上下達成一致意見，紛紛要求南遷的時候再實行。
不過，要讓那些大臣們在南遷問題上達成一致，真比登天還難。就在崇禎帝搖擺不定的時候，李自成的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大明帝國和崇禎帝的厄運降臨了。
無論與八旗議和，還是南遷留都，都不乏支持者，絕非“無人贊襄”。作為一國之君，如果崇禎帝一言九鼎，奮勇推行自己的規劃，1644年的歷史存在改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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