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內容簡介
在個人與國家都對未來充滿迷茫，危機接踵而至的當下，賈雷德·戴蒙德再一次迴歸歷史，嘗試解答危機應對這一關乎人類未來的重要命題。
對個人而言，危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成長軌跡，如處理不當，終其一生會生活在負面情緒中。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危機可使一種文明沒落，使一個國家解體，使一個時代終結。但在戴蒙德看來，二者並無差異，國家甚至可以借鑑個人化解危機的邏輯框架以實現自救。就此，戴蒙德再一次跳脫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互設的知識壁壘，重建自然狀態與文明秩序相融的歷史敘事線索，巡禮 7 個案例國家的危機應對歷史。他以一位社會觀察者的自謙視角，從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進化生物學等多學科出發，給出了“危機應對 12 個步驟”。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會員。戴蒙德曾以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榮獲1998年普利策獎及英國科普圖書獎，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種黑猩猩》也曾獲英國科普圖書獎。戴蒙德是當代少數幾位探究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經常從歷史視角審視人類不平等、文明演進等宏觀議題。
書籍摘錄
結語 借鑑、思考與展望（節選）
對未來的啟示
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什麼？這是一個很寬泛的問題，那麼我們先來看一個相對具體的問題：從本書探討的 7 個應對國家危機的案例中，我們能學到什麼？虛無主義式的回答是：什麼都學不到！許多歷史學家曾說過，由於歷史發展的進程過於紛繁複雜，結果受到太多不可控的變量和無法預見的變化影響，我們無法從歷史中窺見一絲一毫的真諦。在 1944 年 6 月，誰能準確地預測戰後東歐的地圖呢？ 1944 年 7 月 20 日，蘇聯軍隊還未跨越德國邊境，如果那天那個名叫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的刺客把裝有定時炸彈的皮箱放得離希特勒再近 20 英寸，如果那天希特勒不只是受傷而是被炸死，那麼德國後來的局勢將會完全不同。而現實情況是，希特勒在 1945 年 4 月 30 日自殺身亡，那時候蘇聯軍隊已經將柏林、整個東歐和德國東部納入麾下。
沒錯，歷史確實很難被預測。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從中吸取兩方面教訓。不過，作為背景，讓我們首先來看看，通過了解個人生活，我們能夠吸取哪些教訓，因為國家歷史和個人生活（再一次）存在相似性。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能從個人的生平和傳記中學到什麼呢？個人就如同國家一樣複雜，一樣存在個體差異性，一樣會受到不可預見的事情影響，因此要預測一個人的行為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更不用說通過一個人的行為去推斷另一個人的行為了，難道不是這樣嗎？當然不是！雖然存在種種困難，但大多數人依然會發現，根據我們對身邊人以往日常生活的瞭解，多花心思去預測他們未來可能出現的行為舉止，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此外，心理學家通過專業訓練，我們外行人通過“人際交往技能”，可以對我們認識的人的經歷進行歸納，從而預測我們遇到的陌生人會做出何種行為。這就是為什麼閱讀一些人物傳記很有指導意義，即使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機會遇到他們，因為這樣可以豐富我們瞭解人類行為的數據庫。
就在寫下這些文字的前一晚，我正好與兩位女性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位 20 多歲，天真樂觀，另一位已經 70 歲有餘，直覺敏銳。那位年輕朋友最近剛剛結束一段戀情，對方在她看來一直是一個非常貼心且魅力十足的男子，可沒過幾年，他卻突然殘忍而且毫無預兆地提出分手，這讓我的這位朋友大為受挫。然而，當這位年輕朋友把自己的這段故事娓娓道來時，甚至還沒講到揪心的結局，那位年長的朋友（她從未見過該男子）就已經看出來，這名男子雖然很有魅力，卻是個十足的自戀狂，她曾經認識好幾個這樣的人。通過這件事就可以看出，為什麼多瞭解不同人的經歷並且多對這些經歷進行思考對我們來說是極為有用的。雖然每個人經歷的細節會有所不同，但人類的行為確實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規律。
那麼，從人類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相應的教訓呢？其中一類教訓比較具體，是在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的基礎上，讀懂該國將來可能出現的行為。例如，芬蘭是一個與俄羅斯為鄰的小型民主國家，它很努力地與俄羅斯維持良好的雙邊關係，它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而且不依賴別的國家為其提供保護。我們可以從芬蘭的近代歷史中找到它實行這些政策的原因。那些對芬蘭歷史知之甚少的人就不太可能理解芬蘭當前實施這些政策並且將來還會繼續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就像 1959 年首次去芬蘭的我，因為不瞭解芬蘭的歷史，曾詢問在芬蘭的房東，為什麼明明有美國作為背後的支撐，芬蘭卻不站起來與蘇聯對抗。
另一類教訓則體現為更為概括性的主題。我再次以芬蘭和俄羅斯為例。鑑於芬蘭和俄羅斯的特徵，二者的雙邊關係展現了一個概括性的主題：面對身邊咄咄逼人的大國，小國的頭上彷彿時刻懸著一把刀。面對這種危險，沒有萬能的解決方案。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 5 世紀編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五卷中有一些被廣為引用且扣人心絃的文字，便是以此為主題的。修昔底德描述了古希臘小島米洛斯的市民如何應對來自強大的雅典帝國的施壓。在一段如今被稱為“米洛斯對話”的文字中，修昔底德重現了米洛斯人和雅典人之間緊張萬分的談判：米洛斯人試圖勸服雅典人不要使用武力，力爭保留其民眾的自由和生命，而雅典人則警告米洛斯人要面對現實。接著，修昔底德簡要闡述了這場談判的結果：米洛斯人拒絕了雅典人提出的要求，正如 2000 年後芬蘭在一開始拒絕了蘇聯的要求；雅典人對米洛斯人發起圍攻，米洛斯人成功地抵抗了一段時間，但後來他們不得不投降；最終，雅典人殺光了米洛斯的男性公民，奴役了全部的婦女和兒童。
當然，芬蘭人最後沒有被俄羅斯人屠殺或奴役，這體現了在不同情況下，米洛斯困境的結局和最佳策略存在巨大差別。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中得到一個通用的教訓：受大國威脅的小國應時刻保持警惕，做多手準備，制訂多個應對方案，並且實事求是地評估這些方案。雖然這個教訓我們都懂，甚至覺得已經不值一提，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忽略。米洛斯人忽略了這個教訓；巴拉圭人也忽略了這個教訓， 1865 — 1870 年，巴拉圭人對實力遠超自己的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三國同盟發起戰爭，結果犧牲了巴拉圭 60% 的人口； 1939 年的芬蘭忽略了這個教訓； 1941 年的日本也忽略了這個教訓，當時的日本同時對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和中國發起進攻，並且與蘇聯關係緊張；近期的烏克蘭也忽略了這個教訓，因此才會與俄羅斯展開災難性的對抗。
假如現在我已經說服了你，使你相信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那麼從本書討論的國家危機歷史中，我們具體可以學到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概括性的主題。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這 7 個國家為解決危機所做出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承認國家陷入危機；主動承擔責任，做出改變，而不是推卸責任，以受害者自居；劃清界限，確認需要改變的國家特徵，而不是盲目地認為自己的國家一無是處；向其他國家尋求幫助；瞭解其他國家在面臨與自己相似的問題時曾採用的成功解決問題的模型；保持耐心，理解失敗乃成功之母，多嘗試不同的解決方案；思考國家核心價值觀中哪些部分依然適用，哪些部分已經過時；踐行誠實的自我評估。
另一個概括性的主題是國家認同。新成立的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博茨瓦納和盧旺達，需要建構起自己的國家認同，它們也確實正在為之努力。歷史較為悠久的國家則可能需要調整自己的國家認同和核心價值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亞，它重塑了自己的國家認同。
還有一個主題是關於影響危機結果的不可控因素。一個國家往往受制於自己之前應對危機的實際經驗，還有它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約束。國家應對危機的實際經驗無法突然增加，其面臨的地緣政治約束也無法在一夜之間消除。但是，國家還是可以實事求是地考慮這些因素，正如俾斯麥和維利·勃蘭特治下的德國那樣。
悲觀主義人士可能會對這些建議提出抗議：“這顯然太荒謬了！我們不需要靠賈雷德·戴蒙德的書來告訴我們要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要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要避免受害者心態，等等！”不，我們確實需要一本書來提醒自己，因為無可否認，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要求在過去經常被忽略，而且在今天依然如此。在過去，有些人因為忽略這些“理所當然”的要求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其中包括米洛斯的全體男性公民，數十萬巴拉圭人和數百萬日本人。在今天，依舊有人因為無視這些“理所當然”的要求而威脅到自己的福祉，這些人中就包括我的幾億美國同胞。
悲觀主義人士可能還會說：“是的，我們確實常常忽略這些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一本書改變不了我們的這種盲目。修昔底德描繪的‘米洛斯對話’已經存在了超過2000年，但國家依然在重蹈覆轍。即使再來一本書又能如何？”我們這些作家之所以依然在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是因為看到了一些令人振奮的因素。比起歷史上的任何階段，當前世界受過教育的人更多，我們對世界歷史的認識更深刻，因此我們可以提出比修昔底德論據更為充分的論點。當前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意味著有更多的國民擁有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的權利。雖然我們不乏無知的領導者，但也有一些國家領導者博覽群書，他們比過去更容易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我曾遇到過一些國家元首和許多政界人士，他們告訴我，他們曾受到我之前寫的書影響。當前，整個世界都正面臨著全球性問題，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尤其是最近幾十年以來，我們的世界正著手建立處理全球性問題的機制。
以上便是我不聽信悲觀的言論、不願放棄希望的一些原因。我將繼續書寫歷史，以期當我們想要借鑑歷史時能夠有據所依。我們尤其要意識到，儘管各個國家在過去經常面臨危機，而且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現代國家和現代世界在面臨危機時，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進。瞭解以往國家應對危機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便可為當下的我們點亮一盞指路明燈。
題圖為戴蒙德，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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