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會暨首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年會在清華大學蒙民偉音樂廳召開。SAGE學會發起者兼學會聯合創始主席、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ACCEPT）李稻葵為大會致辭。
受邀出席本次大會併發言的嘉賓還有：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數學教授埃裡克·馬斯金（Eric S. Maskin），哥倫比亞大學全球經濟治理中心主任、教授揚·什韋納爾（Jan Svejnar），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裡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董志勇，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文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周黎安。會議由ACCEPT研究院副院長厲克奧博主持。
李稻葵在開幕詞中首先介紹了去年於清華校慶期間創立的ACCEPT研究院。李稻葵表示，研究院的使命，就是基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實踐與思想，為世界提供經濟學新知。根據李稻葵的研究，一國的經濟發展若要為學界理論發展做出貢獻，要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增長必須可持續：中國的快速增長已逾40年，且遠未結束；其次，快速增長的成果需造福其他經濟體：當下作為國際熱點的一帶一路峰會便是證明；其三，該國需與國際學者攜手合作，闡明自身的實踐成果，並將其在理論層面昇華。
研究院在此基礎上，明確了發展目標：第一，構建名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新經濟學分支，在經濟發展中理清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把政府看作市場經濟的推動者、利益相關者，而非阻擋者；第二，在重大政策課題方面提供建議，推動國家進一步發展；第三，通過相關研究，提升清華大學自身經濟學的建設。
李稻葵表示， SAGE學會的成立，正是基於ACCEPT研究院對於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研究的使命。學會希望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包括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激勵、行為和作用在內的相關課題研究。作為一個國際學術組織，SAGE學會迴避任何政治、社會、商業、民族等偏見，吸收了包括美國、歐洲、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頂尖學者。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埃裡克·馬斯金和李稻葵一起，出任學會的聯合創始主席。
埃裡克·馬斯金以PPP（政府與企業合作）機制為切入點，同與會代表和現場聽眾介紹了政府和市場經濟的關係。馬斯金表示，在醫療、衛生、稅務甚至製藥行業，因投資大、風險高、且涉及到公共產品的服務和提供的關係，這些行業自身的問題無法有效地通過市場解決，所以需要政府和在特定領域具備專長的私營企業共同開發、運營。馬斯金認為，不能把中國政府看做一個單一機構，事實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具體問題上亦存在矛盾。地方政府為了政績需求，可能會選擇成本高，但吸引眼球的“面子工程”，而PPP機制能夠通過承包商和政府間成本的分擔，幫助中央政府排擠真正的高成本項目，減少誤傷，同時滿足多個政策目標。
揚·什韋納爾首先肯定了中國近些年在經濟發展和學術領域所取得的進步，隨後又比較了世界範圍內主要經濟體在過去兩個世紀內的發展。什韋納爾認為，在過去60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中，政府和國家起到了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樣化的作用，這也是SAGE成立的原因之一。經濟崛起沒有一刀切的發展，中國、東南亞和歐洲國家的發展都具自身特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大幅的制度改革，打破了蘇聯體系，在40年間積累了保持經濟長期增長的能力。總結中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第一，市場機制非常重要，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第二，政府的宏觀調控，對市場行為的前瞻、引導、催化，尤其是在研發、教育、基建等方面扮演著關鍵作用。
埃裡克·伯格洛夫從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分析了國家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伯格洛夫認為，對於單個經濟體而言，從中等跨入高等收入非常困難。這其中結構調整、社會公平、技術變革、人工智能、環境汙染、就業減少等諸多因素都對新興發展中國家構成制約。對後發經濟體而言，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國家層面相對應的產業政策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政府要有獨立的官僚體制以產生先發優勢；第三，政府的司法和行政體系要獨立，能夠維持和執行競爭機制。根據伯格洛夫的觀點，不同發展階段競爭所帶來的結果不盡相同，競爭效果未必符合政府預期。因此在諸如產能調整的過程中，政府需要通過大膽放棄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壓縮企業的分散程度，實現提高能效、減少汙染的目標。政府還需明確自身弱點，以垂直產業政策，有針對性地對特定部門加以支持和補充，從而推進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伯格洛夫相信，正在轉型期的中國，有潛力，也有能力向更高收入水平邁進。
蔡昉認為，1990年前後是國際貿易格局的分化點。在此之前發展中國家和前計劃經濟國家較少參與國際貿易，之後情況則相反，因此出現了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發展更快的趨勢，從全球化中獲益，而高收入國家相對收入下降，世界經濟第一次出現了趨同的現象。全球絕對貧困人口在90年代以來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其中中國貢獻了76%。而全球化的收益在國家內部並沒有得到平均分配。美國資本收益的提高沒有被所有勞動者分享，出現了中等階層的減少和中間技能產業崗位的消失。對中國勞動者而言，2004年之前充裕的勞動力供給使得工資增長並不明顯，2004年之後勞動力的短缺導致工資的迅速上漲，人口紅利消失，資本配置帶來的全要素生產力提高的速度下降。要保持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更充分的競爭，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政府與市場究竟誰優誰劣或如何結合的討論隨著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
林毅夫認為，建國70年來中國的發展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金礦。改革開放是漸進的，不是一下子市場化、宏觀穩定化。雖然當時國際主流的看法認為，認為中國這種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中國實現了40年穩定和快速的發展，可以說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誰把這個道理解釋清楚，一定可以產生新的理論。李稻葵和馬斯金共同倡導成立的SAGE學會具備了天時、地利和人和三大要素。主流理論忽視了結構的內生性和轉型經濟扭曲的內生性，因而在具體實施中經常失敗。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密集的產業沒有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要想發展必須靠政府保護補貼，但是政府的干預扭曲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以及各種激勵機制的扭曲，所以發展不成功。很多轉型期的國家，推行由市場決定的市場化，產權清晰的私有化，以及為此宏觀穩定的穩定化，忽視了在轉型期之前存在的保護補貼是一種扭曲。補貼消失後，這些產業必然都全部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當中，處理好政府跟市場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有市場，資源才會得到好的配置，有競爭，才會有創新的激勵，給先行者激勵補償。但同時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過程中，要靠政府來發揮作用完善教育、金融和基礎設施建設。主流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普遍有一個現象，講問題可以講得很清楚，但按照那樣做，基本上都失敗了。新成立的SAGE學會把政府跟市場的經濟學作為研究的重點，是非常合適的，預祝SAGE學會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認識世界，作為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非常期盼作為學會的一員，共同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經濟學理論發展。
劉元春指出，中國政府與市場間的關係，並非並行和替代，不像西方國家先有市場，後有主權國家。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主導下逐步建立的。從歷史學派，到結構主義，然後再到制度經濟學，再到這幾年的新政治經濟學，傳統的理論範式和關注焦點，與中國模式並不完全一致。原因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不是簡單的一個落後國家向現代化邁進的進程，也不是簡單的從封閉向開放的轉變，更不是先發國家早期工業化的一種模式。因此，用增長理論、發展理論或其他理論解釋中國現象的時有很多的不足。劉元春表示，此類不足所體現的問題，是在標準經濟學裡面所設定的最理想的資源配置的範式，與中國資源配置的範式不太一致。中國市場所產生的過程，並非遵循市場失靈、政府幹預的二分化邏輯，而恰恰是在政府主導的前提下創立市場經濟，並通過不斷開放和改革，形成相對競爭的市場主體、市場制度和市場體系。劉元春堅信，中國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事實案例，使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
白重恩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有兩個維度：一類是物質性的，一類是制度性的。過去40年間，我們的政府雖在改善制度方面付出巨大努力，但仍不足夠。在制度不盡完善，各部門間規章甚至互相沖突的情況下，政府在處理政商關係時經常面臨兩難選擇：按部就班，或不利經濟發展；給與特惠，則有違公平原則。白重恩指出，雖然建立普惠的營商環境最為理想，但在漫長的過渡期中，“特惠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如果過於追求完美，則可能喪失退而求其次的機會。
姚洋認為，中國之所以在過去40年中快速發展，並非在經濟層面有何獨到創造。探尋中國成功奧秘，需研究政府角色，研究中國政府為何採用了優良的經濟政策。要把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搞清，首先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變化，其次是如何激勵、選拔和培養官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政府的中性化、務實主義哲學的迴歸、以分權制度為特徵的國家治理模式和官員選拔制度，促成中國在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快速發展。姚洋祝賀了SAGE學會的成立，認為此舉超前，對促進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北大國發院願意成為這個學會的一部分，促進中國經濟學的進步。
董志勇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歸因於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封閉到開放的轉變、對個人權益的政府保護到產權保護的轉變、資源配置者由政府官僚到企業家的轉變以及中央動員的經濟發展模式到地方競爭模式的轉變。董志勇認為，中國在過去40年裡的經濟發展，可以為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提供更多、更好的例證，並從國有經濟、產業政策、宏觀調控、資源配置與創造、政府的自我糾錯與為民謀福利五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文一指出，現代工業社會是一個複雜有機體，並由國家分階段來創造、塑形。從英國、美國、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來看，要讓市場機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發揮作用，一定要有規模化大生產。而培養市場的厚度和深度，離不開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文一認為，社會福利、民主政治等軟的基礎設施通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現在西方一些好的東西，是通過工業化的推動內生生長出的模式，不能盲目照搬。總之，要工業化、走向富裕就需要一個執行正確產業政策的強大的中央政府。政府要遵循市場規律，就要研究市場規律，這也是SAGE學會成立的重要意義。
周黎安作為最後一位進行主旨演講的嘉賓，討論了關於中國政府和市場互動關係，認為中國開創了一個所謂雙市場競爭，或者說是官場+市場的競爭模式，促進了經濟增長。地方官員晉升中的重要指標是經濟發展績效，可能是GDP，也可能是財稅，或兩者都是，但核心是取決於當地企業創造的市場附加值。因此，不同地域官員和企業之間的競爭被連接起來，導致轄區內的地方官員會和當地的企業緊密合作，或通過產業政策，或通過其他政企合作方式，保證本地區企業在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力。這種競爭給了地方官員強烈的激勵，通過市場要素的跨地域流動，促使政府改善營商環境，從“掠奪之手”轉變為“幫助之手”。但周黎安同時指出，這種模式並不完美，官場與市場競爭的邏輯不盡相同，也有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的問題
會後，ACCPET學院又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進行了相關論文的研討，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歐國際商學院等高校的多位專家學者就政府的經濟激勵、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以及政府對經濟影響等議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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