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全真道興起於宋金之際，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師道行碑》曾評論道：“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宗。”今人陳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認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條：“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陳垣先生所謂“異跡”，實屬各種宗教藉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謂“畸行”與“惠澤”則屬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體表現。

在書中，陳垣曾列舉了數則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與“惠澤德人”的事蹟，其中一則為李志常在“貞祐之亂”中不計前嫌而捨身救民的義舉：“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眾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甦，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

這種先人後己而濟民、捨生忘死而救民的舉動，無疑屬於“苦己利人”的行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這種行為，並不僅僅是出於其個人的修養，而是與全真道的教理教義有關。如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在《重陽教化集》中認為，欲得道成仙則必須兼修“真功”與“真行”。所謂“真功”，具體內容為“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而所謂“真行”的內容則為“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等。此外，王重陽在《金關玉鎖訣》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須持戒，清淨，忍辱，慈悲十善，斷除十惡，行方便，救度一切眾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其中的“濟貧救苦”、“先人後己”及“忍辱”、“方便”等，實質精神即為“苦己利人”。

貳

王重陽之後，早期全真道的領袖們也多對其信徒所應持守的規範進行過闡述，如邱處機《長春真人規榜》曾規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則為“見性為體，養命為用，柔弱為常，謙和為德，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又說：“在眾者常存低下，處靜者勿起塵情。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一食，不過而用之。每計庵糧，不可積剩。治身衣物，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者，濟贍往來經過貧難之士。”這些規定及勸誡的內容就與“苦己”、“利人”有關。類似的說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總之，正是由於全真道教理教義中“苦己”、“利人”的種種說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澤德人”的行為。只是這類行為並非始於李志常、李志源之輩，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為其師王重陽守喪期間就已開始。如馬鈺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間一直過著苦行頭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絹，手不拈錢，夜則露宿”，力圖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響之下，關中、隴右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紛紛投歸全真門下，故《金蓮正宗記》卷三曾贊之：“數十年臥霜眠雪，幾萬裡遊山涉水，七朵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秘語獨自傳來。”譚處端乞食於河北一帶，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擊，致血流齒折。

“全真七子”中邱處機的所為，則不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義。據《元史》及《蒙韃備錄》等書記載：蒙古人征服中原時，其征服方式極為殘暴，“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面對“拔城必屠”的蒙古軍隊，面對“河以南千里蕭條，人煙斷絕”的悲慘局面，為了救生靈於塗炭，懷著“欲罷干戈致太平”信念的邱處機曾不遠萬里、歷盡艱辛，西行前去面見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殺為勸”，終使成吉思汗下詔命令蒙古軍隊“不殺掠”。

叄

這次被史家譽為“展臂拒摧峰之嶽，橫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的西行壯舉，為全真道贏得了廣大百姓的民心。史載邱處機東還時，曾出現了“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的動人場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後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如被稱為全真龍門派“中興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訂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陰賊潛謀、害物利己，當行陰德、廣濟群生”、“不得敗人成功、離人骨肉，當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讒毀賢良、露才揚己，當稱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等內容。也就是說，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後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揚。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其意義。不過，我們對這種精神的認識也不必完全拘泥於古人之說，而應有符合新時代觀念的詮釋。如對於“苦己”，不必僅從字面意思上來理解它，也不必純以全真諸子的種種“苦行”來認識它，而應多從抑制人身慾望膨脹這個角度來詮釋它。又如對於“利人”，不應像劉處玄被誣告殺人卻“不辭而就縛”那樣完全無條件地去做，而應守住一條符合大眾利益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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