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异乎寻常的一年。它是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又是大西大顺元年。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在中国大地上，以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府，攻克北京，推翻朱明王朝的统治。人们将这一历史巨变称之为“甲申之变”。
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明朝败亡了，但江南地区仍然在明朝势力控制之下；在东北崛起的清军，更是虎视眈眈。大顺军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仅要扫清占领区明朝残余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与清朝进行决战。任务更加艰巨。
此时李自成与他的战友们兴高采烈，忙于号令天下，建立合乎他们理想的社会秩序。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举措，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发布安民告示，安定京师民心和社会秩序。入京前夕，大顺宰相牛金星就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残暴百姓，且以辞职相要挟，因此，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大顺军大队人马开进北京时，李自成拔箭去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当天，兵政府在城内遍贴安民告示，“天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告示中还说：“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这一政策安定了民心，第二天，商民安心照常营业。入京的士兵，在城上的亦不许擅自下城。鉴于城内已经稳定下来，为防止城内武装袭击，大顺军添设门兵，禁民出入，放马入城。大顺军在城内进行搜索，但不抄掠。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对于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一旦发现，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说义军中有个别人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但“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当时在北京的陈济生在他的撰著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赵士锦也说，他亲眼看到农民军中有两个士兵抢掠前门商店中绸缎，被处死于棋盘街，并将他们的手足钉在前门左栅上。
2.追査崇祯帝下落。这是军中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崇祯帝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滥施淫威。面对大顺军入城，他以自缢作为最终选择。大顺军入宫后，四处搜寻而不见崇祯帝踪迹，向内官与宫女们询问，也不知去向。有个叫黎志升的说：“此必藏匿于民间，非重赏严诛，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于是出牌悬赏：“有能出首者赏金一万两。”这当然不是表面文章。两天之后，有个内官前来报告说在煤山一棵槐树下发现了他上吊的尸体。这时李自成忐忑不安的心才平静下来。与他同时自缢的是一名太监叫王承恩。大顺军将他和周皇后的尸体抬至东华门旁，安放在一副柳木棺材中。次日，移入施茶庵交太监看守。李自成接受明朝百官的请求，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他的尸 体装入红漆棺材中，周皇后尸体装入黝漆棺材中，“加帝翼善冠、衮玉、渗金靴，后袍带亦如之”。李自成让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前往致祭。仪式虽然简陋，可也表明了大顺政府的态度。四月四日，雇佣民夫打开昌平州鹿马山南田贵妃墓，将他与周皇后合葬其中。这就是十三陵中的思陵。
崇祯帝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永王和定王，尚在城内，被宦官们献出。太子朱慈烺见到李自成，跪下请求快点杀死他。李自成没有斩尽杀绝的打算，让人将他扶起。太子问李自成：为何不杀？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为什么要杀掉你呢？太子当即向他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二是以礼葬我父母，三是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也一一应允。接着，永王、定王也被搜获。李自成让人给他们换上百姓衣服，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在他们的帽子上也贴上顺民二字，遂即将他们三人交刘宗敏看管。不久，宣布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定公，永王也改为公。
3.接管明朝机构。明朝在京的官员有3000左右。大顺军入京时，已有千余人自杀身亡。如何处理这些人员，事关大顺政权的安危存亡。大顺吏政府发出通告：“为奉旨选授官职事。照得大顺鼎新，恭承天眷，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官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如违抗不出者，大辟处置；藏匿之家，一并连坐。”随即差人到五府六部并各衙门，责令各长班俱将本官姓名开报。如有藏匿，五家邻右，一并正法。这一通告的发布和实行的措施，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在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来登记，并递交个人履历。大顺政府决定对他们进行甄别录用。这一工作由武官之首的刘宗敏和文官之首的牛金星共同负责。其甄别录用的原则，三品以上的官员一般不予录用，录用的重点是四品以下的官员。
遵照大顺政权的命令，二十一日那天，原明政府的文武百官千余人，青衣小帽，先去宰相牛金星府上报名，然后入宫朝见李自成。原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成国公朱纯臣率领文武百官们行至承天门前，才发现大门紧闭，只好坐在露天等候。快到中午时，太监王德化从中左门出来，见到原明兵部尚书张缙彦，骂道：明朝江山都是你和魏阁老坏的事！张不敢争辩，眼泪夺眶而出。不一会儿，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打这里经过，几个官员连忙下跪，问道：“新主出朝否？”宋献策厉声骂道：“不杀你们这些人已经是很便宜了，还不应当多等一会儿吗？”直到天近黄昏，李自成并没有出来见他们。
为了能在大顺新朝中谋个官职，他们费尽了心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庶吉士周钟是明末江南颇有点名气的文人领袖。此前牛金星曾听说过其人，这时将他撰写的《士见危授命论》，交给了李自成。周钟欣然自得，到处夸牛金星老师知遇。中允梁兆阳、谕德杨观光首倡助饷，慷慨解囊，拿出银子5000两，托宋企郊投进。李自成在文华殿召见他，他匍匐在地，一面痛斥崇祯帝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一面起劲颂扬李自成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商汤、周武王不足道也。又说他自己遇到圣主，怎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急于得官的心情溢于言表。翰林院庶吉士张家玉在《荐人才书》中说：“当此多方多士尚在危疑惊喜之时，莫若将家玉族而别之，刻其书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胜 精兵十万可知也。”就是说如果大顺能够起用他，可“胜精兵十万”。大理寺官钱位坤暗中打通了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的门路，并为自己将得到重用而沾沾自喜，逢人便说：明日此时我便不是凡人了，以致后来有人写了一篇《不凡人传》来讽刺他。吏部王孙蕙在大顺军入城时，命家人取来竹竿，拴上黄布，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九个大字，悬挂门前。
二十三日下午，李自成召见明朝的文武百官，作为新君，南向而坐，牛金星、宋献策等人左右杂坐，鸿胪寺官员按名册点名，首呼大学士魏藻德，李责备他说：你受崇祯帝特殊恩遇，为何不殉死呢？魏藻德回答说：“方求效用，哪敢去死。”他的这番表白，可以说是来见李自成的这些明朝官员的共同心愿。点完名，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宣布录用情况。这天录用的有96人。这是第一批。用者随即前往大顺吏政府听候差遣。未宣布录用的，继续发回各营看守。二十六日，又有一批官员得到录用任命。据清人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的统计，被录用为大顺政权的官员有200余人。三品以上官员一般不用，个别确无劣迹而有能力的，仍然起用。如让原兵部尚书侯恂出任兵政府尚书，原工部侍郎叶初春、礼部侍郎杨汝成、户部侍郎党崇雅均仍官原职。
原六部官员录用的有65人，占录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留用在中央机构中任职，如吏部文选司郎中郭万象授吏政府考功郎，验封司员外郎侯佐授吏政府稽勋郎。户部主事贺绍久授户政府从事，主事张鸣骏授直指使。礼部郎中刘大巩授大理寺卿，员外郎吴泰来授礼政府从事。兵部主事方允昌授兵政府员外郎。刑部张璘然授户政府少堂。派到地方任职的有：吏部文选司郎中左懋泰授密云防御使，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授山海关防御使，刑部主事孙承泽授顺庆防御使，吏部郎中刘廷谏授府尹，户部郎中吴箎、礼部主事高去奢俱授州牧，侯伟时、王显、杨云鹤、汤有庆、张琦、邹明魁等人均以郎中或主事官改授县令。
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录用的有49人。如少詹侍读学士何瑞征授弘文院掌院学士，庶子杨观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再升任礼政府尚书，检讨梁兆阳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项煜授大理寺丞，谕德韩四维授弘文院修撰，检讨朱积授编修，修撰杨廷鉴授编修，另，检讨傅鼎栓、待诏高来凤，俱改授从事。还有翰、詹官员改授外任官：杨明琅改任防御使，李长样等4人改任州牧，成克巩等8人改任县令。
原科道官录用的有27人。六科给事中录用情况是：刘昌为太常寺卿，高翔汉为直指使，戴明说、光时亨、申芝芳、朱徽宜、彭琯、金炼色、翁元益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中傅景星授职方司郎中，涂必泓、蔡鹏霄、张懋爵等为直指使，卫祯固、裴希度改任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如御史韩文铨授山西太原节度使，御史熊世懿授府尹。
其他中央机构官员录用的，如通政司参议宋学显授验马寺卿，大理寺丞吴履中授大理寺卿，太仆寺卿叶如春授兵政府少堂，太仆寺丞李元鼎授太常卿。
原地方官也有被录用的。顺天巡抚宋权授顺天节度使，豫楚总督任浚授四川防御使，山西布政参议王则尧授顺天府尹，陕西监军道陈之龙授陕西节度使，知县王孙蕙授长芦盐运使，黄国琦授扬州府尹。
此外，明之进士、举人、生员也有一些人被录用。如进士胡显授县令，贺 王盛授太仆寺丞，吴刚思授兵政府从事，武愫授徐淮防御使，王道成授贵州防御使，徐家麟授山东防御使，杨璥授扬州府尹，锁青搢授淮安知府，程玉成、王尔禄俱授教职；举人王学先授知政使，王皇极授防御使，高丹桂授济南府尹，武大正授平原县令；生员王明授资县令。
在甄别录用工作中，宋献策上疏就削发为僧的明朝官员的状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处理建议：“此辈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肯委身归顺，以事真主。顾乃巧立权宜，徘徊歧路；忠节既亏，心迹难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祸。”李自成当即作了批示：“削发奸臣，命法司严刑拷问，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职。”
那些没有得到录用的人，心急如焚，纷纷到吏政府尚书宋企郊那里去活动，宋企郊直言相告：“新天子御极，当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试，不过安人心耳。余为诸公计，不如归去为上。”这就明确告诉他们，大顺政权并不是明王朝的延续，录用部分官员乃是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4.筹备即位典礼，完备各项制度。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宣告大顺政权的诞生，自称顺王，并且组建了大顺军政机构。进入北京后，将择日登极称帝列为议事日程。为显示新朝与明朝的不同，对明朝一些制度进行变革。这项工作由牛金星主持。牛金星不能想出新的招数，只能参照历代王朝的政府组织形式略作变更。大顺官制规定凡文武俱受权将军节制。改革中央机构，内阁改为天佑殿，翰林院改为弘文院，六部改为六政府，文选司改为文谕院，六科给事中改为谏议、十三道御史改为直指史，太仆寺改为验马寺，尚宝寺改为尚玺寺。废除詹事府，裁并太常寺、鸿胪寺，所管事务归礼政府。地方官巡抚改为节度使，布政司改为统会，兵备改为防御使，知府改为府尹，知州改为州牧，知县改为县令。改革明朝军事制度：五军府改五军部，正总兵改正总权，副总兵改副总制，守备改守旅，把总改总旗。裁减太监，其总数不得超过千人。与明朝机构设置相比，大为精简。
礼政府铸造大顺新朝的国玺。印文是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牛金星等人主持制定的《永昌仪注》，刊印成册，前载大顺政令，禁止奏疏文字冗长。分条记述官制、服饰、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一一俱详。新朝定为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为火德王，取水灭火之意，说明大顺政权接受了五德始终的天命思想。新朝文武百官公服全用蓝色，官帽亦用蓝色。公服方领、方补，补上花纹不论文武俱用兽。领、帽以云纹多寡区分品级，一品一云，二品二云，至九品九云。衣带分犀、银、角三等。一二品官冠上加有一根雉尾。这种等级上的区分，将大顺新朝的等级观念和思想具体化。
举行即位大典的各项筹备与组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二十四日，内监将新制的皇冠进献给李自成，请他试戴。由于太窄，戴不上，改作后再进，又太宽，直到第三次，大小才算合适。然而戴上不久，头痛得厉害。李自成索性取了下来，不耐烦地说：“射箭去。”
登极礼仪颇为讲究。其具体办法，自然是借助明王朝皇帝“三劝进始登基”的那一套制度和程序。大顺礼政府发布文告，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并组织在京官员进行礼仪演习。二十六日，刘宗敏、牛金星率领文武百官匍匐午门前合词劝进，其表文内有： “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李自成也仿效历代帝王，以天子自诩，自称朕。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并且择定于三月二十九日登基即位。然而李自成并没有按照原定日期即位，而是一改再改。四月一日宣布改期初六日即位，初三日又改期初八日，初六日又改期十二日，十一日又更期十五日，十二日又更期十七日。直到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即位。李自成何以迟迟不予登基？有说是由于他是陕西人的缘故，北京不如西安，富贵必还乡，也不无道理。而所谓“忧关东，故屡更登基日期”，则更接近实际。《爝火录》记载李自成所说的一段话：“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李自成这一认识的产生，认真说来，是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这并不是说北京不好，而是说在北京建都不如西安安全。
5.全面推行追赃助饷。大顺军军饷从何而来？是李自成极为重视而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进入北京后，大顺政府基于“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的认识，将助饷与追赃结合在一起，全面推行这一政策。这也是大顺政府为谋求解决军饷问题采取的重要措施。大顺政府设立比饷镇抚司专门负责实施。李自成提出的政策是：各官罪甚者杀之，贪者刑之。据与大顺军接触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记述：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办即夹。其输饷之标准：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勋戚之家没有固定数目，人财两尽而后已。追赃工作由李过与刘宗敏主持，具体执行追比的是各营中的佐官、军士。为了保障追赃工作的开展，大顺政府命人赶制夹棍刑具5000副，用之夹人，无不骨碎。凡是拒不缴纳或缴纳不及其数的，视为抗拒，立即施以夹刑，于是有夹于刘宗敏寓所者，有夹于各营兵官处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坎者。受刑的先后有800余人，约占在京官员的十分之三。在短短10天时间，共计得银7000万两。其中勋戚、内侍各占十分之三，百官、富商各占十分之二。
大顺军在京推行过火的追赃助饷政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利于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四月七日，李自成来到刘宗敏寓所，了解情况，最后作出指示：“天象示警，宋军师云当省刑清狱。此辈宜斟酌放之。”尽管李过等人当时还不大高兴，最后还是接受了李自成的意见，十二日，停止追赃，关押在各营的官绅陆续放回。但在大顺辖区北京以外的地区，仍然在继续。在山东，大顺官员强迫，“乡绅富户，皆追赃助饷。视其家资，十欲得七。不应者，辄截人平指殆尽，又割其筋”。阳信和济阳的大顺县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资助饷，各三、五百金，勒限比严”。济宁的大顺官员，对绅衿、大户、乡绅、举荐、生员、富民，按籍拘追。河南的大顺官员为了追赃助饷，将官绅拘禁，甚至押送至陕西。
6.南征、入蜀和北防的军事部署。李自成入京后，在军事上的部署没有集中兵力同清兵作战的想法，想当然的认为天下可以传檄而定，只派遣唐通及其8000人马接管山海关，以为只要接管了吴三桂的宁远军，建州不敢妄动，东北问题即可解决。将明降将和降兵调离原来的防区，调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和总兵 马科率领1万左右士兵，去四川和张献忠抢地盘。他任命原明宁夏花马池副将董学礼为淮南镇制将军，带领1500兵马由北京启行南下前往江苏，同时发布招降明将领左良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肇基、徐大绶的檄文。檄文中说：“大顺国王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左光先、刘超、刘越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二十匹，黄金二十两，白金四十两，所将士卒，先给四月粮，俟立功日，量功升赏。抗命周遇吉等，身俱五刑，全家诛戮。刑赏昭然，判若黑白。尔等当审时度势，弃昏就明，以保令名，功垂奕世。孰与弃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在，后悔噬脐。檄到须知。”以为这样就可收复江南大地。
7.清点明朝府库，没收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缴获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收缴存粮数十万石。至于说没收宗室、勋戚以及太监的财产，则没有见诸可信的统计。大约觉察到北京不大安全，从四月中旬开始，调集军中工匠于宫中，将收缴“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并将这些金银运往西安。
8.开科取士。李自成的开科取士，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提出来的。在襄阳、西安等地都曾开科取士。入京后，根据开国建政用人的需求，决定立即开科取士。四月一日，顺天府举行童、生员考试，试题分别为《天与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考试工作由府尹王则尧主持，有生员150人参加考试，次日发榜，取中生员送吏政府授官，取中童生送国子监读书。四日，大顺礼政府在北京举行举人考试，考试由牛金星与黎志主持，试题是《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应试的都是举人，共计70余人。第二天揭晓，录取50人。由吏政府量才授职。同日又宣布各省乡试，候旨于中秋举行。又考试顺天秀才，取20名。这一举措对于满足用人的需求有着积极作用。
9.在新占领区组建地方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大顺的辖区达于鼎盛，东至山东，西至甘肃、宁夏，北沿长城，南到长江及川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大部地区，甘肃、青海、宁夏大片地区，以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的部分地区，拥有了大半个中国。按照大顺政权地方行政建制，分省、府、州、县四级。虽然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起，李自成就开始在占领区设官管理地方政事，但由于战争的紧张进行，李自成受流寇主义影响，重在招兵买马，攻城略地，因而，其辖区政权设置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有相当一部分政权机构不健全，时有时无，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无法控制地方局面。入京后，大顺政权决定向占领区派设地方官，对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稳定地方秩序。派出的官员有三类，一是开科取士新选出来的举人，二是从随军的人员中选任，三是从明朝降官中选任。所派官员前往任职的，或单骑赴任，或三五人一行赴任，只是由于大顺军处于鼎盛时期，派出的官员，多能按时赴任，到任后认真执法，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
10.询问民间疾苦。入居北京皇宫后的李自成，没有脱下戎装，直到四月初，仍是头戴大绒帽，身穿蓝色箭衣。每隔三日，到大校场校阅士兵骑射，往返仅张一小黄盖，仍乘战马，而不用轿。四月上旬，他两次召见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详细询问民间疾苦，大顺 官兵有无扰害的地方。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平易近人，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但如何实现入京前的各项承诺，未有具体举措。
大顺政府在北京的时间只有41天。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京时，城内百姓在家门口设立香案表示祝福，先前在明朝任职的官员们也出来跪迎，极尽其歌功颂德之能事。《明史·李自成传》也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然而，在京期间，贪图享乐，追求金钱美女之风迅速在军中蔓延，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风气既来自社会的熏染，又来自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将领。入京后，领导人及其将领们将崇祯帝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以及牛金星、宋企郊等各得数十人。为李自成收取的宫女，有据可査的有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冬氏。窦氏即窦妃。这种瓜分，由娼妓、宫女渐及于良家女子。所以，有记载说：“自成向远酒色，至都改操。”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别有用心的攻击。此时此刻李自成尚未登基，可已入居大内，安居皇宫，享受起皇帝的生活来，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宫陪伴。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顺的要求，一大早就来到指定地点，等候李自成的接见，直至黄昏，不见其踪影。实际上，这天李自成并不真的是因忙于国事而脱不开身，而是在宫中开饮。有记载说：入京后的李自成，每天在宫中设置酒宴，召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刘宗敏、李过等欢饮。牛、宋以礼相待，十分恭敬，听到呼唤，则避席而答。其他各位领导人不论顺次就座，觥倾酒，用手攫取食物。宗敏时呼李自成为大哥，李自成也无可奈何。刘宗敏为武将之首，入城后，入据都督田弘遇宅，将精力用在追赃和劫夺女子上。当他得知陈圆圆的艳名，便多方搜求。获悉陈圆圆躲藏在吴三桂父吴襄家里，即刻下令逮捕吴襄，严刑拷打。为了寻欢作乐，竟然顾不上处理政事。他手下的士兵押送明朝官员到他寓所，由于他刚刚拥妓欢饮，遂命士兵回营守候。
此时李自成没有忘记昔日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他没有匆匆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一再推迟了登基即位的日期。可与他共事的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已都今非昔比，圆了享乐梦。李过据都督袁祐宅，谷大用据万驸马宅，田见秀据曹都尉宅，李岩据周奎宅。其他如李牟、白丰、郭之纬、贺有威、董学礼、白广恩、白邦政、黑云龙、官抚民、左光先、梁甫、祖泽溥、王琦、熊天成等将领，也都分别占据贵族官绅的宅第，纵情欢乐，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呼莲子胡同优伶妾童，各数十佐酒，髙居几上，环而歌舞，喜则赏以大钱，怒则杀之。文官之首牛金星，以太平宰相自居，使用内阁仪仗，往来拜谒，夸其乡人。谋士顾君恩坐在吏部大堂，举足置案上，乘醉携妾童高唱边关调为乐。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劝止他说：衙门自有体，不比营中，可以自由放纵。顾君恩反唇相讥道：“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
先前颁布的军纪与诸多禁令，很快成为具文。大顺军历来是严禁将士个人私藏金银的。入京之初，那种雷厉风行严惩违纪违法，将抢掠前门店铺绸缎的士兵处斩，并将其手足钉在前门左栅上的情形，不能说没有震慑力。但是，为时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军中想方设法捞上一把的，并非是个别人的倒行逆施，“其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刘宗敏对此，不仅不认为是破坏军纪，还认为理所当然。既然如 此，人存富足还乡之心，谁还肯去勇往赴战！这种在战利品分配上的变化，正如《绥寇纪略》中所说的那样：李自成最初以其所得财物作号召，南阳、洛阳归附的人开始增多。及至攻取京师，其部下争相掠取金帛财物，此其为利同也。始之何以分，今之何以散，其差别就在于以前是以所掠散给饥民，而后之用于御骄兵。有分析家指出：“饥寒乞活之人，一旦见宫室帷帐珍怪重宝以千数，志满意得，饮酒高会，有富贵归故乡之心，怯箧担囊，唯恐在后，何遐同心胆其功名哉!”这也就是人们所说骄兵难制的原因所在。这话说得有些刻薄，可也入情入理。贪图享乐是农民军的一种外在表现，进一步剖析，其深层的因素，则是贪则骄，骄则惰，只顾眼前，不虑长远，不想再思进取。经过10多年的浴血奋战，用无数将士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战略主动，就这样在欢歌笑语中被弃之以去。
上述10项举措是大顺领导集团入京后对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所有这些所作所为，表现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领导集团的短见，他们是推翻明王朝的英雄，但不是治世的能人，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给人们带来实惠，认真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甚至损害人们的利益，因而为民众不满。制将军李岩从关心爱护大顺政府出发，给李自成上疏提出四项建议，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基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这里未曾提到对清的策略，可也提出了大顺在政策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说严肃军纪问题，以及用政略解决吴三桂问题都是与大顺存亡息息相关的。若能及时予以注意，可谓亡羊补牢，尤为未晚。遗憾的是，李自成见疏不甚髙兴，顺手批复“知道了”三字就无下文了。
十几年来，李自成在他戎马生涯中，始终是着眼于应付眼前的得失，而未形成全局观念，他将推翻明王朝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入京后忙于棒打明朝官员，并没有真正想过如何治理国家，他倡导的杀富济贫，曾经鼓舞人心，但他建立并实施的制度，却是以一种新的不平等、不平均取代旧的不平等、不平均，以他为首包括他的高级文武官员们正在拥有自己的特权，自然不会采取有效措施去弥补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损失。
李自成在京期间实施政策的失误，在于李自成及其领导集团低估了明朝残余势力的能动性；还在于对官绅采取了不加区别的政策。官绅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拥有实力。他们是义军的对立面，可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农民军的胜利推进，他们也在分化。坚持与义军为敌的死硬分 子，固然不乏其人，可是向义军投诚的，也大有人在。如何区别对待官绅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问题。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对明朝官绅实行的最为主要的两大举措，一是勒令在京旧官到大顺政府登记接受审査，命令他们到指定地点听候宣布结果。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俘虏，甚至在人格上加以羞辱。二是将助饷与追赃结合在一起。由派征到追逼，其数额多寡，“以官职之大小，定银数之多寡”，这种按照官职大小派征，要求如期完纳，否则即严刑逼征的做法，是很不讲策略的。有些地方所以凭衣着相貌捉人，凡状貌魁梧者，或认为是官宦，或认为是富翁，便捉去用刑拷逼。《平寇志》记其事说：刘宗敏、李过等大索京官、严刑拷掠，尽取衣币金银诸器。未几，株连乡戚知交，典肄市贾，搜索寄顿，逮及菜佣、卖酱家、僧房、饭肆。这样，就将打击面扩大到一般人家。对于那些“输不及数”的官员，不加分析，一律严厉打击。仅北京一地，因追赃被刑致死的官员和富户有1000多人。还有让他们到前门商铺“称贷”。因此，随着“贷赃”事起，几天之内，北京商人钱贷为之一空。再者，征饷以银为主。规定：凡输纳者，现银加二，首饰十不当一；珠玉玩好，一概掷弃，衣服极新者，准价钱许。大缎，匹不及两。纱罗减之。更为严重的是，当李自成得知这些后，为纠正追赃的扩大化，曾召集将领开会研究如何办时，一些将领们竟不以为然，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清朝执政者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最为难得的良机。多尔衮立即集结军队，迅速向关内进发。
吴三桂出身武举，是明辽东总兵吴襄之子，是一位有作为的将领。是他，率军固守山海关，阻击了清兵的入犯。在他的手下有军队4万余人，还有屯驻在山海关至开平一带八九万汉民。三月六日，大同告急文书迭至，崇祯帝急命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赴山海关，飞檄吴三桂率兵入关，并加封他为平西伯，以示恩宠。三桂接到命令后立即从宁远撤军入关。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而在前一天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入京后，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这个人物，派降将唐通带着招降敕书前往山海关，书中盛称李自成礼贤，答应晋封吴三桂为侯；又派兵政府侍郎左懋泰携带黄金千两、白银万两、锦缎千匹作为犒赏前往，以促使吴三桂晋京授职。吴三桂和总兵高第接受了李自成的犒师银两，当即决定归附，并将山海关的防务交给唐通接管，带领军兵向北京开拔，准备朝见新天子，接受任命。二十六日，到达玉田县，得到家人的报告，在北京的父亲与家属受到大顺军拷掠。材料记载说有两件事，一是吴襄被逮捕关押，索饷20万；二是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夺占。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使吴三桂政治态度立刻发生变化。吴三桂盛怒之下，返回山海关，向唐通发起突然袭击，又借为崇祯帝复仇的名义，发布讨伐檄文。由于事出意外，唐通没有任何准备，山海关为吴三桂占领。唐通战败，急向北京告急求助。
四月十一日午后，山海关军情紧急边报传来，人心惶惶，刘宗敏曾让聋道人占卜，得坤之卜。又问：我主夜梦，宫门上悬一大赵字，主何祥？回答说：赵字从走从小月，小月二十九天，小尽也。意者战我不胜，以是日退走。十二日，李自成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对策。大顺在京主要的文武将吏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诸将推诿不前。他批评了刘宗敏的做法，提出对吴襄进行抚慰，让牛金星代笔写信给吴三桂，劝其来归。信中写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很明显，这是在做补救工作。同时，决定暂缓登基，率部亲征，错误地认为山海关不过是弹丸之地，不足挂齿，甚至以为“可一鼓下也”，可以“用靴尖踢倒耳”。在他看来，以10万大军对付吴三桂的5万兵马的确是胜券在握的。
当时的牛金星已经意识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曾提出异议，认为不宜出动大兵东征，特别是亲征。他说：我主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劝赏，示激劝，偏师往击，未晚也。又说：如果皇爷出战，对皇爷不利。吴三桂来，对吴三桂不利。这就是说，当时大顺军的做法应固守北京，按兵不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慎重的考虑。宋献策也以为牛金星的分析与意见是万无一失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十二日明朝官员陈方策在塘报中所说的一段话，问题就会更加清楚明白。这里说：李自成自入关以来，只经宁武、榆林两战，从兹以往，望风溃附，错认无敌， 其志多骄，骄可图也。就是说，李自成志骄意满的弱点已为对立面所关注。可惜，李自成没有采纳这一建议，最终还是决定亲率大顺军东征。在这次高级领导人分析形势商定对策的会议上，他与大顺政府的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据有东北的清朝正在入关，也没有想到吴三桂一旦倒向清方可能导致的后果，更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行动竟然成为他从人生事业高峰上跌落下来步入悲剧人生的起步。
十三日，李自成身着蓝布箭衣，由北京正阳门启行，带领大顺军主力向山海关开拔。号称10万，实际上8万人。随同前往的有刘宗敏等大顺军事将领，崇祯帝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焕，以及在西安俘获的秦王、晋王，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其用意自然是为了消除吴三桂的影响。留牛金星和李友等将领万余人守卫北京。这天夜里，斩明大臣陈演、魏德藻及勋戚朱纯臣等60余人于东华门外。
吴三桂是一位有朝气、有心计的将领，深知自己绝不是李自成的对手，自然不会坐以待毙。面临飞来的横祸，他急中生智，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向清方请求援助。他在信中提出联合消灭李自成农民军的意见。条件是既有丰厚的财帛回报，还有裂地以酬的补偿。
清政府看透了明朝腐朽没落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且早有入主中原之意。此刻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领导集团及其谋士们，无不在密切关注关内政治局势的每一变化。他们虽然对于李自成及其农民军了解得并不多，可是在得知大顺军入京，崇祯帝自缢后，便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将注意力放在对大顺军情况的了解上。范文程立即向多尔衮提出：“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争夺。”明确提出大顺政权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大障碍，并对大顺军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观其必败之原因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财，淫人妇女，火烧人家庐舍，民恨矣。有此三败，再加上行之以骄，可以一战而破。”基于这一分析，提出趁大顺政权尚未立定脚跟，志骄意满之机，迅速出兵与之争天下。多尔衮很重视这一建议，并且作了相应的部署。四月九日，多尔衮率领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谋士范文程与洪承畴和降将孔有德等人，大举南下，他告诫英王、裕王说：“吾尝三围明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下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之处。今统大兵亲至，志在不小，得勿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觇动静。”他们坐观时变，谋求最佳效果。
十五日，多尔衮率主力经由蓟州、密云，到达阜新翁后，遇上吴三桂派往与清方联系的使臣杨坤。杨坤述说了山海关的严峻形势，并将吴三桂的救助信交给了清方。信上说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多尔衮对提出的借兵之说并不感兴趣，可也从这信中察知国内战局即将出现有利于清朝的大变化，并且根据信中提供的情报，调整了军事行动计划，命令部队向山海关进发，立即复信给吴，说收到来使致书，深为喜悦。提出要吴来归，以晋为藩王作为条件。吴三桂收到回信，再次派郭云龙携带书信前往，信中写道：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也。今三桂已集中全 部精锐，以图相机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传檄可定也。
由于摸不清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多尔衮到达欢喜岭后，命令部队停了下来，高张旗帜，休息兵马，观察事态的变化。
十九日，大顺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将主力摆在关内石河完成对吴军的包围。
二十一日，大顺军在山海关下发起猛烈进攻，力图一鼓而下；又恐吴三桂东遁，遂出兵2万，从山海关西一片石出边，绕道东来夹击关外东罗城断其后路。李自成从西部以全师攻击内城，进行前后合围。吴三桂亦率军下关迎战。双方列阵于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北稍偏，距关约20里。形势十分紧张。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前，急忙派人前去请求入关。多尔衮迟迟不作答复，使者往返8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直到吴三桂答应投降，方才达成协议。吴突出外城，驰入清营会见九王。九王举行受降仪式。吴向清称臣，剃发。九王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折箭为誓，进而确定了军事行动计划，以吴为前锋，英王张左翼，统兵2万，从西水关入，裕王张右翼，统兵2万，从东水关入，九王重兵居后。吴返回关内。
二十二日晨，一片石战场如火如荼。大顺军士气昂扬，炮火猛烈，已经夺关，连营并进，守关吴军，开始动摇。北翼城守军已向大顺军投降。
这天下午，突然大风扬尘（沙尘暴），咫尺莫辨，清军呼啸而出，犹如万马奔腾，飞矢如蝗。战场上突然响起进军号角，连续吹响三遍，每次接着是呐喊，再下是射出巡箭。数万严阵以待的辫发清军铁骑一齐冲上阵前，突然袭击，直向大顺营垒扑来，精疲力竭的大顺军挡不住，死伤惨重。勇冠三军的刘宗敏在尘沙飞扬中，中箭坠马。其他将领受伤的亦不少。李自成立马在一座小土岗上，指挥作战，忽然见到白旗挥舞，在他身旁的高僧告诉他这白旗不是吴三桂的军队。战场局势顿时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顺军全线溃败。李自成急令快速撤退。大顺军败退40里，至永平，在范家店杀了吴襄。
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役结束的当天，晋升吴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兵13000人交吴三桂指挥，追击大顺军。从而出乎意料地实现了清朝入关的夙愿。而这一夙愿的如此实现，恰恰是利用了李自成的志得意满，不复顾及，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李自成这一仗的失败，非同小可，导致全局逆转，不仅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使他从胜利高峰上跌落下来，使大顺从胜利走向失败，直接影响到大顺的前途命运，而且影响到17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了吴三桂全家34口。这时京城秩序混乱，谣言四起，有人散发传单，说要共辅太子。几天前降于大顺的官员见形势有变，纷纷离开大顺，乘机向江南逃窜；大顺的士兵，特别是新归附大顺的士兵也纷纷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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