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劉哲（萬博新經濟 研究院副院長）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仍以驚人速度攀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按下暫停鍵，社交中斷，行業停擺，金融市場驚魂未定，全球經濟再現危機時刻。
與1月底對疫情的經濟影響作出樂觀預測形成強烈反差，3月下旬以來，全球研究機構紛紛調低2020年經濟增速預測，很多學者又開始預言這次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堪比1929年大蕭條。看來，如何在災難開始的時候不盲目樂觀，而在災難高峰時不過度悲觀，人們還是需要不斷積累經驗。
我們認為，新冠疫情本質上是短期外部衝擊，所帶來的供給衝擊與疫情持續時間同步，所造成的需求萎縮也將於疫情受控後三個月內緩解並逐步復甦，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止於2020年。此外，考慮到各國逆週期調控能力，全球經濟合作機制，5G和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引領的新供給擴張等多方面因素，本次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程度和時間遠遠小於1929年大蕭條，但短期影響或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和1987年股災，
所造成的經濟衰退不是“大蕭條”，只是“短蕭條”，企業只要千方百計度過2020年難關，2021年就會迎來新供給擴張週期。一、短期經濟衰退程度堪比“蕭條”
在1月份乃至2月初期，很多國內外研究機構都曾參考2003年“非典”對經濟的影響做出預測，認為這次疫情衝擊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不過0.1到0.2個百分點。針對這種錯誤的評估方法，我們曾在1月31日發表文章《評估疫情影響、考慮應對之策，不能刻舟求劍》，強調必須從“新疫情”、“新社會反應模式”、“新的經濟結構”來評估疫情影響，呼籲穩增長的應對之策“刻不容緩”。
如今看來，不論是盲目樂觀者還是過度悲觀者，都是沒有找到適當的評估標準，因而或對短期心存幻想，或對長期過度悲觀，更有一些甚至影響了決策的及時性。
從“新疫情”的角度看，目前海外疫情仍處於快速擴散期，病毒的傳染性超出了各國的預期。從“新反應模式”角度看，正如我們1月份研究報告中專門強調的，“新冠病毒影響人們的健康，而真正影響經濟的則是為了防控疫情而不得不採取的社會反應模式”，這些不得不採取的防控措施，包括類似中國的社區和出行管控，也包括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禁止舉辦大型群體活動、禁足令、社交距離、關閉商鋪、學校停課、航班減少甚至停飛，等等。上述新的社會反應模式不僅造成勞動力、供應鏈中斷等供給衝擊，而且造成交通運輸、餐飲、住宿、購物中心、商務活動等服務業的需求萎縮，以及製造業中可選消費品的需求萎縮。
所謂新的經濟結構，主要是指中國經濟與2003年非典時期已然不同：非典時期消費對GDP的貢獻是37%，而如今已經接近60%；非典時期中國服務業佔比42%，而如今已經上升到54%。此次，消費和服務業不僅是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領域，而且也是疫情結束後復甦最慢的。受疫情影響，中國服務業一季度出現比較嚴重的負增長；而歐美髮達國家的服務業，佔GDP份額近80%，預計在二季度也會出現嚴重負增長。
正是基於上述“新疫情”和“新反應模式”，本次新冠疫情影響範圍之廣、引發的社會反應之強、對實體經濟的總體影響之大，已遠遠超過1987年的股災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
無論是走在紐約，還是倫敦的大街上，現在人們都像是走進了電影災難片，即便在疫情已經受控的北京，人們看到的仍是街道兩側很多個體經營戶門前貼著留有工商所電話的復工條件通知，每個小區、衚衕都封閉管理，進出口站著維護秩序的人員，其間的居民持通行證才能通過。全球各地類似這樣的場景，的確難免讓人想起“蕭條”二字。
從經濟數據看，短期衝擊也堪比蕭條：1930年大蕭條，美國GDP年度增速最低為-23.1%，而現在機構對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期在-25%左右。事實上，新冠疫情對很多地區、很多行業的經濟影響，在三個月以內的短期衝擊都大於“大蕭條”時期。比如，疫情對中國餐飲業的影響，2月份-80%以上，1-2月份-40%以上，即使3月小部分恢復，前三個月也將負增長30%左右。
二、短期衝擊不可持續，長期蕭條可能性不大
首先，從疫情持續時間上來看，一般三個月到半年，極端情況不會超過一年。中國的疫情防控雖然短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但無疑是成功的。歐美等國家的社會制度、文化和行為模式雖然與中國有所不同，但是最終也不得不採取類似的疫情防控模式。
中國的經驗表明，只要減少群體性活動、減少出行和近距離接觸，疫情就會短期受控。以當代人類的認知能力、決策水平和醫療水平，即便考慮部分地區有復發和反覆的可能，從社交防控、醫藥研製、疫苗培育等幾個方面預測，疫情受控和社會秩序恢復也不會超過一年。
第二，與“大蕭條”時期不同，疫情對需求和供給的影響不會持續。1929年大蕭條時期，歐美等國家仍然以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紡織、鐵路、鋼鐵、汽車等製造業為主，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各產業關聯性強、抗風險能力差。一旦出現總體的生產過剩，就會造成大量失業、消費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資萎縮，使經濟出現了長時期的衰退。
如今全球的產業結構比1929年複雜百倍，不僅有二戰以後的石油化工業、通信產業，1990年以後的電子計算機、互聯網、通信、現代製藥等新興產業而也不斷壯大，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娛樂、金融、健康等服務業成為經濟的主體，各行各業的供需變化雖然彼此相聯繫，但此消彼長、遵循各自的規律和節奏，若非疫情這樣的衝擊，已經很難出現各行各業的供給和需求同時向下共振的情況。
本次雖然從現象上出現了罕見的各行各業供給和需求同時斷崖式下跌，但背後的原因卻與1929大蕭條截然不同。由疫情防控造成的短期供給衝擊和需求萎縮，既不是不可逆轉的總供給嚴重過剩，也不是不可逆轉的總需求不足。相反，一旦疫情受控，供給短期即可恢復，需求也會在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逐步復甦。
第三，各國政府的逆週期調控能力與國際合作。經歷過二戰以後幾十年的逆週期管理經驗積累，尤其是美聯儲經格林斯潘、伯南克兩屆主席日益精準成熟的調控藝術積累之後，2020年，面對本次新冠疫情的經濟衝擊和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各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反映更加迅速、更加協調。這與大蕭條時期各國政府缺乏應對經驗和應對手段截然不同：彼時，一方面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國央行發揮穩定作用的空間，另一方面，逆週期貨幣寬鬆政策化解流動性風險的經驗尚未成熟，也沒有使用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的一致行動，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才逐漸摸索出一些恢復經濟的方略。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衝擊和全球股市暴跌，各國紛紛及時採取了降息舉措和大規模的財政救助計劃。比如，美聯儲3月3日緊急降息50BP；3月15日，再次下調100BP至零利率；3月23日推出無限量QE政策；3月27日，特朗普總統簽署2萬億美元經濟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居民，經濟救助規模佔2019年GDP比重約為11%。
又比如，英國3月10日跟隨降息50BP；3月17日，發佈3300億英鎊的政府貸款計劃，並直接向企業提供200億英鎊的稅收減免和資金補助；3月18日，再次降息15BP，至0.1%；3月20日，政府將為無法工作的人員支付80%的薪酬，在最初的三個月裡，每月最高2500英鎊，經濟救助規模佔2019年GDP比重約為16%。
澳大利亞也於3月12日宣佈一項176億澳元的財政計劃；3月23日，澳洲政府承諾額外提供664億澳元的支持，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接近10%。
德國的經濟救助力度最大，3月23日，默克爾政府拿出7500億歐元的紓困方案一攬子計劃；3月25日，德國議會授予政府緊急狀態權利，允許無限制發債，同意暫停債務上限，同時擬推出一項用於救助小企業和自由職業者的民生政策，計劃總預算為500億歐元，累計財政救助規模佔GDP比重高達22%。
此外，得益於二戰以後形成的成熟國際合作機制，面對本次疫情衝擊，各國雖然在跨國人員流動方面採取了減少航班、限制非本國居民入境等措施，但國際金融和經濟合作非1929年大蕭條時期可比。1929年大蕭條期間，各國採取了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其中美國的進口平均關稅提高到47%。本次疫情爆發於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但是幾十年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國際對話機制仍然在發揮作用。面對股市暴跌帶來的流動性危機，美國、歐盟等積極進行貨幣互換合作，在3月26日召開的G20領導人特別峰會上，各國承諾採取一切措施抗擊疫情、保護生命、重振經濟。
第四，新技術革命與新供給擴張週期。雖然近代經濟史上各國走出經濟衰退的方法、路徑各不相同，但每一次真正拉動經濟走出衰退，都離不開技術創新引領的“新供給擴張”。比如讓美國經濟徹底走出了1987年股災後的經濟危機的，其實是1990年代的生物製藥、新材料、互聯網等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新供給不斷創造新需求；讓美國經濟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也是3G、4G、智能手機為基礎的新技術、新模式所引領的新供給擴張。
“新供給經濟週期”理論認為，總需求變化影響經濟週期，但站在總需求變化背後的是“供給結構”：當經濟體中新供給產業占主導地位，則一個單位的有效供給會創造出越來越多的有效需求，總需求逐漸大於總供給，則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上升；反之，當老化供給主導了供給結構，一個單位的供給會創造越來越少的有效需求，結果當總供給逐漸超過總需求，經濟增速下行。1929年大蕭條，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前兩次工業革命之後的“供給結構老化”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在沒有新供給擴張的背景下，即使羅斯福新政出臺了一系列復興和救助計劃，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衰退，也沒有辦法開啟新的經濟上升週期。
本次新冠疫情爆發正值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起點，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即將迎來“新供給擴張期”。面對這次疫情衝擊，凡是前期信息化、自動化技術應用較多的企業，受衝擊越小，復產復工速度也比較快。因此，疫情衝擊不但不會阻礙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進步，反而會極大地刺激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從而使“新供給擴張週期”加快到來。
三、應對“短蕭條”的政策建議
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是“大蕭條”，而是“短蕭條”，雖然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進而有可能打擊消費、投資，延長經濟衰退時間，但畢竟疫情衝擊並未傷害社會運行機制，也未惡化經濟結構。對企業而言，雖然造成收入巨減、利潤惡化、甚至資金流動性困難和供應鏈中斷，但是並未傷害到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正如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接受CNBC採訪時說的，“比起1930年代的大蕭條，當前的危機更像是一場 暴風雪或自然災害。”
那麼如何應對“短蕭條”呢？
第一， 救助、恢復政策出手要快。
雖然本次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比歐美要早兩個月，但相對而言，中國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動較快，而在出臺經濟刺激政策方面則表現得更為矜持。這一方面或出於更長期的結構性考慮，另一方面也與決策體制、經濟決策效率和決策謹慎習慣有一定關係。當前，一季度各項經濟數據即將公佈，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受衝擊而關閉的情況將在二季度逐步顯現，因“居家隔離”形式潛藏的實際失業情況也將在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後逐步暴露出來。因此，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無論是救助企業，還是刺激投資、消費，都出手宜快不宜遲。一旦錯過最佳時機，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戶已經大量關門倒閉，再出臺救助政策，就會事倍而功半。
第二，積極推動國際合作，發揮大國穩定作用。
無論是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還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都曾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穩定作用。本次疫情衝擊和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發生在近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但是反對隔岸過火、以鄰為壑，堅持積極推動國際合作的政策，則是有利於全球經濟，也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3月30日，從上海出發、滿載疫情防控物資的商用飛機降落紐約機場，據瞭解，後續還將有幾十駕次飛機從中國起飛向美國運送疫情防護物資，類似的中美合作對於全球戰勝疫情、穩定全球供應鏈、提升全球信心、推動經濟復甦更是至關重要。
第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改革政策要解放思想 。
貨幣政策應繼續降準、儘快降息，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相對於歐美而言，雖然中國貨幣寬鬆的空間和降息空間都很大，但是由於貨幣決策部門揹著“貨幣是否流向實體經濟”、“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種實踐、理論和輿論“包袱”，在這次全球降息中獨自缺席，貨幣流動性釋放力度也相對較少。事實上，在經濟面臨“短蕭條”時，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應該執行逆週期調控的本位工作，果斷大幅降準、降息，而不應該自縛手腳於“貨幣流向微觀機制改革”、“房地產調控”等多年不曾實現的“理想”。
積極財政政策要用創新辦法打開收支空間。除了調高財政赤字率到3%、發行特別國債之外，若按2019年國有企業盈利的50%現金分紅，可增加非稅收後入1.3萬億。
改革政策應著力於放鬆供給約束，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中國的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合理的資格、專營權、價格、數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沒有及時取消而沉澱下來的“短期供給約束長期化”。此次，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給約束”都是權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後應該儘快取消，全面減少行政計劃手段對市場的干預，消除計劃經濟遺留的“沙礫”，進一步放鬆對生產要素、各行業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約束，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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