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來，“疫”後的經濟、生活漸次復甦，一大波消費券款款而來。據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29日，全國已有30餘個地區發佈了消費券相關政策，“紅包雨”的總金額高達百億元。(3月30日中國新聞網)
春滿山河，人間煙火。今時今日，大概沒有什麼比蓬勃強勁的內需，更能堅定地方“雙勝利”的信心了。
抗疫情、促生產、穩就業，道阻且長。不過，說千道萬，撥雲見日，“能帶貨”才是硬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各地“抄作業”般的消費券發放之風，不僅暖、還很“香”。就像網友說的，“感謝政府給了我報復性消費的機會”、“政府補發壓歲錢，年前的快樂要續上了!”事實上，這份快樂，確是真金白銀的多贏。比如最新數據顯示:杭州發放的消費券，僅2.5天就拉動消費4.53億元。
很多時候，生意難做，不在於“買不起”，而是因“不想買”。相較於直接的“撒錢”，消費券顯然更重在帶動與轉化。短期來看，消費券的刺激效應還是非常明顯的。早在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德國就以消費券來提振消費信心。今天的消費券，當然早就今非昔比。它是電子憑證，是平臺經濟賦能之下打通線上線下場景的“點金之器”。可以預言的一個變化是:正如17年前的非典加速了中國零售業的數字化進程一樣，新冠肺炎疫情或許也將為中國服務業的數字化按下“快進鍵”。
發券是個技術活。細心觀察便可發現，本輪消費券可謂“語出多門”，各有各的偏好、各有各的選擇。比如廣西、南京、杭州等多地政府通過支付寶發放消費券，而湖南、重慶、濟南等則選擇了微信小程序，這是地方結合當地實情的“自由發揮”，也提升了公共事務的辦事效率。不過，時下仍有吹毛求疵的聲音，認為在平臺選擇上過於集中。但是，平臺經濟本就有自己的汰選邏輯，就像我們選擇共享單車或網絡約車時總是想起熟悉的平臺一樣，職能部門在健康碼或消費券的發放操作中，也是基於市場的邏輯。 選擇靠譜平臺，減少操作風險。
反之，如果非要逼著地方部門選擇不靠譜的APP發消費券、或者大包大攬自己研發平臺去發券，這恐怕才是最悖逆效率又戕害公平的行為。再說，在“中國之治”的視野之下，政府、平臺、商家良性互動，既恪守邊界又互為補益，也是數字經濟時代再尋常不過的作為。
消費券當然不是“萬能神器”，數字化服務業也有自己的“涅槃之旅”。不過，藉著提振經濟的東風、珍視疫情防控的努力，以數字新基建推動產業變革，將平臺視為撬動疫後反彈的支點，地方經濟逆風翻盤未必就是小概率。時下而言，“和政府AA”的消費券重點不在於選擇哪個平臺來派發，也不在於是否有區塊鏈等新技術加持，關鍵在於如何精準有效、如何普惠公平。
在居民消費已連續6年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引擎”的背景之下——相信這張小小的電子消費券，定能吹皺2020內需市場的一池春水。(鄧海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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