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拍攝《俺爹俺娘》出名的攝影師焦波，帶著5個平均年齡不足21歲的年輕人蝸居山東淄博沂源縣的一個村落，以300塊錢的月租費租下一個小院，住了373天，拍下村民們一年的生活的零零碎碎。
他們分別從村支書、鬧官司的村民、農村大學生、外出打工者等幾個家庭的視角，記錄下著近6億農村人口的生活。
你也許會認為，這種片子不看也知道講什麼——無非賣弄貧窮、苦難、農民工、留守老幼之類。看來鬧心，何苦要看？
這正是我們盲視的所在：我們對農村生活的理解，總是標籤化的。
在官方看來，農民需要解決的，只要有飯吃、有學上、能拿到救濟；而在我們“城市人”看來，農民是樸實，乃至愚笨的。我們一邊指望他們多種“無農藥化肥”的瓜果蔬菜，一邊看著他們拍的“土味視頻”，享受著自我優越感。
他們的苦，於己無關。
然而我們畢竟忘記了一點——人類的心理結構是一致的。村民們面臨的問題，又何嘗不是我們自身在另一環境下的寫照。
總的看來，這部紀錄片通過三個主要人物——農民杜深忠、村支書張自恩、大學生杜濱才，串起了反映當下農村主要問題的三條線索。
“文化人”杜深忠：我對土地沒有感情
滿臉溝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筆練書法。妻子埋怨丈夫“頭頂火炭不覺熱”，家裡這麼窮，他卻總想著看書寫字彈曲兒。
“沒錢買宣紙，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寫。”
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師你看，太陽亮光從門口照進來一塊地方，在我眼裡就是一張很好的宣紙。”
他是村裡有名的“文化人”，年輕時當過四年炮兵，退伍後在“中莊鄉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又幹了六七年。不甘於種地的他平日最愛讀書看報，還參加過魯迅文學院的函授課和培訓班，向許多報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參加族人葬禮，杜深忠指著一座墳對焦波說，那就是俺爹俺孃的墳。“老人在這裡，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對墳磕了三個頭。杜深忠驚訝又感動。
“都說農民對土地有感情，我對土地一點感情也沒有！就是沒辦法，無奈。如果有，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計出去上學？”
焦波一愣，百感交集。“兄弟，你說出了我的心裡話啊！如果當年我沒走出大山，我就是今天的你。”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達過對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穫七千三百來斤蘋果，卻只掙了七八千元。他對同村人慨嘆：“這些年我在果樹上付出的努力已經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價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褲子改棉襖。”
“土地能給予農民什麼？一年幾千塊錢收入，說實在的，對得起他們麼？”焦波理解，杜深忠對土地的複雜情感，是“愛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這片青山熱土。看到村民把古樹賣到城裡搞綠化，杜憤憤地說：“這叫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只看見錢了。”
杜深忠瞧不上“只看見錢”的人。“我覺得人的素質上不去，物質反而成了負擔，物質和精神要對應起來。”
杜深忠一直夢想擁有一把琵琶，“聽到琵琶動靜心裡就舒服”，並最終咬牙到城裡花690元買了一把，對妻子撒謊說是490元。後來發現真相的妻子火了：“你為這個家庭想嗎？誰沒有鞋？誰沒有棉襖？……你想嗎？”
“人需要吃飯，可精神也需要填補！”杜深忠爭辯道。
我們從老杜身上看到了農民的掙扎和痛苦，對土地的愛恨交加，可以說中國千千萬萬的村莊，每一個村莊都有至少一個這樣的老杜。當他們的夢想破滅，城市裡又有一個個老杜的兒子在打拼。
“賺了一肚子酒的支部書記”張自恩
48歲的村支書張自恩長相很典型：一個紅臉膛的沂蒙漢子，手指粗糙，肚子明顯隆起。
農村的矛盾錯綜複雜，他做村民工作的場合，經常是在酒桌上。從經濟糾紛到兩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幾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擺平了。
連勸帶開導，有時還得加上幾句嚇唬。他的尷尬和強勢，都被攝製組攝入了鏡頭。
張自恩在部隊當過四年後勤兵，退伍回鄉後，從2002年起擔任村支書至今。他工作熱忱，一張圓臉上常掛著憨笑，在村中費力斡旋。焦波覺得，張自恩表現了中國基層治理的生態，“他或許不是優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個有代表性的村官”。
剛開始，被跟拍的張自恩覺得“很不自在”，但時間一長也習慣了，“對著鏡頭，好孬照說。”
鏡頭追隨張自恩的身影，記錄下了整個村莊的軌跡：村口因修建小廣場砍樹，村民和張自恩起了爭執；為了讓村裡脫貧，張自恩不斷去旅遊開發公司尋找機緣；村民張光愛與張光學的糾紛愈演愈烈，張自恩在中間反覆“滅火”；更有村民懷疑張自恩貪汙，不斷上訪要求查賬……
片中，張自恩語帶辛酸地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幹一年支部書記，也就是賺了一肚子酒。”
一晚，張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幾個小時後，跑去敲焦波的門。見到焦波，這個粗魯大漢眼淚刷得掉下來。“焦老師，我裡裡外外不是人……”當時，政府已對村中賬目審查多次，並未發現問題，但村民卻認為“上面有人包庇張自恩”。
焦波相信張自恩的為人：“他為村裡爭取項目，經常提著自家的雞蛋去送禮。”
“你當過兵、見過世面，還能被這點事情打垮？再說，你也要理解群眾。”焦波給張自恩寬心。張自恩慢慢平靜下來，第二天，又照常為村裡的事忙活。
面對矛盾，張自恩有時會罵髒話，但在焦波看來，這才是廣大村幹部的真實狀態：“你總不能要求他坐下來講馬列主義吧！”他認為，中國有無數張自恩這樣的基層幹部，並不高大全，但充滿想把工作幹好的“正能量”。“張自恩的煩惱，道出了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的難點。”
該片在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展映時，一段情節讓部分西方觀眾感到不解：過年時，張自恩提著禮品，去給那位懷疑他貪汙的年長村民拜年。
“衝突還沒解決，怎麼就準備皆大歡喜過年了？”一位法國人問焦波。焦波告訴他：
“這就是中國人，再大的事，年總是要過的。”
在家中，張自恩坐在泛黃的毛澤東、鄧小平像下，對記者解釋當時的動機：“畢竟我是個爺們，再說作為村支書，過年村裡60歲以上的老人我都要去探望，不能把他落下啊。”
村官兒不好當，大部分人都看過電視劇電影裡的村官形象，都流於表面，充滿想象。這一次，我們真實地看到一個鮮活的村裡的一把手。他是中國最底層的幹部代表，村子裡的大小事都得他處理，表面上看他粗粗拉拉、大大咧咧，其實很無奈、很落魄，經常焦頭爛額。
”以知識換命運”“以人肉換豬肉”：鄉村年輕一代的兩種人生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學讀電子商務的兒子杜海龍畢業後能在城裡謀份體面差事，“以知識換命運”。
“這個土地不養人，咱這裡的這二畝貧瘠土地不養人。所以說我多麼盼望著你成才!”
影片外，杜海龍和五個同學合夥創業，開了一個電商平臺，生意不錯。
“雖然現在剛起步，但我相信未來可以做大做強。”談起夢想，杜海龍像父親一樣執著，儘管父親對他“畢業賣果子”的選擇並不理解。
不同於杜濱才、杜海龍，現實中多數鄉村青年還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為“拿著人肉換豬肉吃”。
片中，年輕村民張自軍在貴州某工地打工時從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個年幼的兒子。下葬時，幼子指著墓坑好奇發問：“那是俺爸爸的家嗎？門口怎麼這麼小。”
葬禮結束，杜深忠哀嘆：“山裡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個要命的事。農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
杜濱才四歲時，父親杜洪法患精神病，母親另嫁他鄉，他由父親撫養長大。杜濱才自小刻苦，考入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後，還曾榮獲“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提名，是父親唯一的驕傲。
而對於家，杜濱才的感情是複雜的。片中他對父親說：“我不願意回這個破家，這個破家對我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
也同樣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屆春節聯歡會上，含淚唱了一首《父親》：“總是向你索取，卻不曾說謝謝你。只到長大以後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離開總是裝作輕鬆的樣子……”
“在城市學習生活，杜濱才的思維方式已經和農村的父輩截然不同”。畢業後的杜濱才如願在旅遊公司擔任導遊，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見識。
有許多像杜濱才這樣的青年，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均奔向了城市。城市有前途，城市使人富足的方法有千千萬萬種，它不像農村，只有土地。
單薄的無奈
杜深忠把農民與土地看的非常清楚，土地是養不了人的。他非常無奈，對土地沒有感情，只沉浸在琵琶彈奏中。磊磊也是無奈的，剩下父子相依為命。影片中他不停說一回家就是煩，他跟杜深忠一樣，他也是無奈的。
如果說農村一直以這樣的狀態存在，那麼物質上的貧窮與精神上的匱乏都會將農民推向城市。城市周邊鄉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也在不斷被城市所同化。城市的主動靠近與農民的積極回應或將導致農村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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