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黄土,瓦棺纸衣:后周皇陵薄葬之风的原因及其影响

前言

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丧葬文化,古人认为人死之后,阴阳两隔,灵魂仍在阴间过着如同阳间一样的生活,因此对待死者应“事死如事生”,体现在死者的陵墓(包括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部分)、服饰、随葬品等等,都应该仿照生前,由此形成了“厚葬”的丧葬习俗,长期沿袭不改。

唐朝流行“厚葬”,皇陵的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等级都超越了以往,呈现出一番“盛唐气象”。五代继承唐代遗风,尽管社会动乱,厚葬风气仍积习难改,但后周太祖郭威却“顶风逆行”,带头提倡“青砖黄土、瓦棺纸衣”的薄葬之风,奠定了后周皇室的薄葬传统,也对宋朝丧葬习俗产生了积极影响。

青砖黄土,瓦棺纸衣:后周皇陵薄葬之风的原因及其影响

后周太祖郭威画像

瓦棺纸衣:后周皇陵的薄葬之风

1、后周太祖郭威的嵩陵

公元954年2月,后周太祖郭威崩。这位出身贫寒,靠澶渊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后周开国之君只做了不到四年皇帝,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厉行节俭,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个极为奇特的遗嘱:

“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无须用石柱,费人工,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

继承皇位的柴荣是郭威养子,对郭威遗嘱不敢不遵,他为郭威营造的皇陵嵩陵,无论墓制规格还是陪葬物品都尽量节俭,据《新郑县志》记载,嵩陵前曾有一处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可见柴荣是严格遵守郭威遗嘱,对郭威加以薄葬的。

郭威的嵩陵至今犹在,墓冢高12米,周长约100米,只是墓碑消失无踪,而且陵前没有五代帝王陵墓前常见的石人、石兽等物,让人完全想象不出这是一代开国皇帝的陵墓规模,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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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皇陵的嵩陵坟茔

2、后周世宗柴荣的庆陵

后周世宗柴荣是郭威的嗣子,同样是五代少见的明君,甚至可以说是五代第一明君、最优秀的政治家。柴荣继承郭威开创的事业,极大提升了后周的综合国力,拉开了统一南北的战争序幕。然而,这样一位杰出帝王跟郭威一样,只当了六年皇帝便英年早逝。

柴荣的陵号为庆陵,同样比较简约,现存墓冢高15米,周长100多米,跟郭威的嵩陵形制规模类似。明清帝王十分推崇柴荣的功绩,曾专门拨款为他的陵墓修建陵园,修建后的陵园周长约800米,陵门到墓冢铺设80米的神道,庆陵才有了正式的陵园,但跟其他朝代帝王相比仍是“袖珍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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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柴荣陵墓

用心良苦:后周皇帝实行薄葬的原因

后周为何一反唐朝厚葬之风,实行“瓦棺纸衣”的薄葬?这其中,既有郭威个人品德的因素,也受到当时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郭威出身贫寒,成长艰辛,深知民间疾苦,厉行勤俭节约,故而大力提倡薄葬之风。

郭威是河北隆尧人,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他三岁时父母双亡,死于战乱,年幼的郭威只被姨母韩氏抚养长大。姨母的家境贫寒,所以郭威年少时吃了很多苦,刚成年便投入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军卒,他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却因为家里穷,没钱置办衣物,显得十分落魄,幸亏柴氏看中了郭威,她不嫌弃郭威贫寒毅然嫁给这个穷光蛋,在柴氏的操持下,郭威有了小家庭,日子才好过一些。

郭威未成年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成年以后又在军中摸爬滚打,屡立战功,从一个最普通的士卒成长为朝廷重臣,进而成为后周开国皇帝,他亲身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亲见了社会的动乱,因此做皇帝后爱惜民力,不仅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还带头崇尚节俭,衣着朴素,饮食粗淡。

郭威对宫中用品力求朴素,乘舆服饰力戒华丽,他下令废除各地向朝廷进贡珍美食物等旧制,还让人把前朝遗留宫中的珍玩宝器、豪华器具集中起来,当众打碎说“听闻隐帝每日与嬖宠在宫中嬉戏,珍玩不离左右。滋事不远,应以为鉴……凡为帝王,安能用此物!”郭威经常教导臣属说:“我出自寒门,备尝艰苦,又遭遇战乱,一但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害百姓。”

可以说,郭威的出身和成长经历,让他深知民间疾苦,崇尚节俭,一反唐朝五代厚葬习俗,带头实行“青砖黄土、纸衣瓦棺”的薄葬,就是这种勤俭之风最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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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墓简介

2、五代政权更迭频繁,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厚葬习俗失去了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一个朝代的丧葬习俗是厚葬还是薄葬,受很多因素影响,帝王的提倡是一个重要因素,却不是全部。事实上,决定丧葬习俗的根本还是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丧葬习俗出现“薄葬省用”之风,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广大百姓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事死如生”?唐朝流行厚葬,根本而言是因为唐朝国力强盛,民生富裕,至少整个上层集团拥有足够财力支撑厚葬习俗。

五代十国是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个分裂混乱时代,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到公元951年郭威代汉建立后周,短短四十多年间,中原王朝前后相继,换了四个政权,每个政权平均存续时间只有十年多一点,这对丧葬习俗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政治上而言,一个皇帝去世,嗣君继位后要面临很多威胁,还未暇大张旗鼓修建山陵,就要面对改朝换代的严峻局面,根本没有精力大肆厚葬已死的帝王;从经济上而言,五代政权的统治重心在中原,覆盖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地,而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早已转向南方,中原地区久经战乱,民生凋敝,赋税收入锐减,大多赋税收入要充作军费,打仗抢地盘,而不是给死去的皇帝修豪华陵墓。可以说,五代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导致社会动乱,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使得厚葬习俗失去了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厚葬习俗对百姓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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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的唐太宗昭陵

3、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盗墓盛行,郭威汲取唐代皇陵遭盗的教训,因此实行薄葬。

唐朝帝王实行厚葬,陵墓极尽豪华,陪葬品极尽豪奢,如此高调的厚葬方式,固然换来了死后的一时风光,却也招致盗墓贼的频繁光顾。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但大唐国号尚存,盗墓贼还不敢公开盗掘皇陵,唐灭以后,失去保护的皇陵遭到各方盗墓贼觊觎,终于难逃被盗的悲惨命运。

五代后梁的耀州节度使温韬,负责镇守关中地区,正是唐朝皇陵所在地。这个历史上的天字第一号盗墓贼,靠着自己的职务便利,大肆盗掘王朝皇陵,除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外,其他诸帝17个陵寝都被他强行盗掘。《旧五代史》记载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为坚固,也最为宏大,还自我标榜“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却逃不过温韬的“火眼金睛”,温韬发掘昭陵后,发现其“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但仍被温韬强行盗掘,陪葬的钟繇、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都被温韬席卷而去。

郭威亲历五代动荡,当然不想重蹈唐代皇陵覆辙,而想要避免被盗掘,最好的办法便是薄葬,而且是真正的薄葬,不是李世民那样的“自我标榜”,郭威曾亲口解释坚持薄葬的原因是“昔我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郭威为示薄葬,再三叮嘱“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让在场之人作为见证他是实打实的薄葬,没有任何金银财宝陪葬,下葬后还要在坟前立碑刻字,告诉盗墓贼“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

,并“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杂徭,使之守视。”郭威为避免死后被盗墓贼打扰,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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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皇陵分布图

流风遗泽:后周薄葬对宋朝丧葬习俗的影响

宋朝上承五代遗风,在丧葬习俗上尤其受到后周皇室薄葬传统影响。尽管宋朝经济发达、社会富裕,但宋朝没有恢复唐朝的厚葬习俗,反而从上到下形成一股比较节俭的丧葬风气,这主要得益于宋朝在改进丧葬习俗方面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深受后周薄葬之风的影响。

1、皇室率先垂范,帝王陵墓普遍崇尚节俭。

宋代皇帝普遍比较节俭,这一点应该受宋太祖赵匡胤影响,而赵匡胤则受郭威和柴荣影响。

赵匡胤的职业生涯和郭威十分相似,同样是早年生活艰辛,甚至有外出流浪的经历;同样是饱经世间沧桑,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同样是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将军,通过兵变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开国皇帝。另外,赵匡胤投军之初便隶属郭威帐下,后来又长期追随柴荣,深受柴荣器重,所以他的治国理念受郭威和柴荣影响很大,即位之后同样是率先垂范,崇尚节俭,禁止奢靡。

在赵匡胤的带头示范作用下,宋朝皇帝除宋徽宗、宋高宗外,普遍都比较节俭,反映在皇陵上,无论是占地面积、建筑规模、陪葬品数量和级别,跟秦汉、隋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相比有天壤之别。宋代皇帝陵设在河南巩义,埋葬着北宋的七个皇帝以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周围还祔葬着后妃、宗室、亲王、王子、王孙和寇准、包拯、狄青等名臣名将的陵墓一千多座,规模不可谓不大,但比起明十三陵、清东陵的宏伟壮阔,奢华富丽,宋陵显得十分寒酸,作为旅游景区更是几乎无人问津。

从宋陵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各种奇珍异宝和金银器、铜器、漆器等奢侈品数量很少,别说跟唐朝、明清相比,就是跟五代前期,以及同时期的辽相比,随葬品数量和奢侈程度都无法企及。当然,这一现象与宋陵在靖康之耻中遭金人大肆劫掠有关,但也充分体现了宋朝皇室崇尚节俭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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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2、官府三令五申,以制度形式禁止厚葬。

厚葬表面看起来是儒家孝文化的体现,实则是徒具其表的形式主义,与其死后“厚葬”,不如生前“厚养”。 宋太祖赵匡胤亲历五代乱世,继承了后周皇室的节俭传统,即位之后曾连续三次下诏整饬厚葬之风,批评时人“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

宋仁宗天圣年间曾颁布《天圣令》,其中的《丧葬令》对各级官员的墓田面积、坟茔高度、墓葬规格、棺椁材质、石兽数量、陪葬品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如《丧葬令》第二十一条规定:

“品官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

《天圣令丧葬令》的规定,基本适用于整个宋朝,历代皇帝都三令五申禁止厚葬,提倡薄葬,这些制度和诏令在《太常因革礼》、《元丰新礼》、《政和新礼》等典籍中都有系统体现。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针对两广地区“婚姻丧葬,习为华侈,夸竞相胜,有害风俗”的厚葬现象,朝廷专门下令“委帅守、监司常切觉察,如违,重置典宪。”

通过三令五申,强化制度执行,唐朝的厚葬之风逐渐淡去,薄葬习俗逐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一些官员士大夫的陵墓,甚至不用砖头堆砌,而使用石灰和筛土混合夯实,既体现勤俭节约之风,也能避免死后遭盗,坟茔砖头被村民盗取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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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简约的宋代皇陵

3、士大夫自觉自发,通过遗训或著书立说,倡导薄葬之风。

士大夫集团在宋朝正式形成,他们大多清廉自律,生前勤俭节约,死后推崇薄葬,通过遗训或著书立说,反对厚葬习俗,教诲子孙或世人兴薄葬之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指出他死后“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冢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他兽不得用。”意思是他的棺材要用杂木做成,简单涂漆即可,墓上植五棵柏树,不用石人石兽。

名臣司马光作《书仪》劝告世人“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圹中,为亡者之累”;宰相杜衍告诫其子“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卑坟以葬”;南宋理学家李衡死前遗训说他的棺木“以小为贵,仅能周身足矣……间不置一物,虽冠裳亦无用,只裁一折席藉背可也”;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提倡薄葬,《朱子语类》云:

 "人家墓圹棺椁,切不可太大,当使圹仅能容椁,椁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间陈家坟墓遭发掘者,皆缘圹中太阔。……丧事都不用冥器粮瓶之类,无益有损。棺椁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可见,朱熹认为墓葬应该一切从简,墓葬不该太大,太大的墓葬反而容易被盗掘;办丧事不该用冥器、粮瓶这些花里胡哨、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不该用世俗器物陪葬,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青砖黄土,瓦棺纸衣:后周皇陵薄葬之风的原因及其影响

儒学宗师朱熹画像

结语

丧葬是我国传统文化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往往流行厚葬,实际上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以郭威为代表的后周帝王却一反常态,亲自带头厉行节俭之风,并进一步影响了宋朝的丧葬习俗,形成了崇尚薄葬的社会风气,其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令人肃然起敬。在郭威的家乡河北隆尧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葬之失礼,入土为安,后周遗风,纸衣瓦棺”的美谈,这是郭威对移风易俗的重大贡献,也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直至如今仍值得我们推崇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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