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遼代帝王陵
民國九年(1920)的春天，在內蒙古東部一個叫做林西的邊遠縣城裡，人們三三兩兩地竊竊私語，眼中還閃爍著驚異的目光。一個讓人既興奮又垂涎的消息，在這裡不脛而走——“聽說有人在山裡挖出了寶，我看到了!”前一年，林西地區遭遇旱災和風災，莊稼絕收。駐林西的毅軍步兵第十營，有百餘名兵士攜帶武器譁變，四散為匪，綁票劫掠。遭逢亂世又顆粒無收，寶藏的消息頓時讓林西這個邊陲的縣城沸騰起來。
當這一驚人的消息傳到了當地天主教堂的時候，引起了一位比利時傳教士的警覺，他的漢名叫作閔宣化(Jos. Mullie，1886-1976)。1886年，閔宣化出生在比利時的西佛蘭德省，1903年加入了聖母聖心會。
神秘的東方世界讓這位年輕的教士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隨後閔宣化開始自學蒙古語，並在1909年來到東蒙地區林西的天主教堂擔任祭司，同時開展漢語口語的研究。作為一名漢學家，閔宣化敏銳地察覺到這一消息非同一般，於是他決定冒險親自去探訪。
閔宣化
林西縣的北境是與烏珠穆沁旗草原相接的大興安嶺，西拉木倫河從深山中發源而出。沿河而上，在深山中有一處峽谷，當地人稱之為瓦林茫哈(Warin-manga)。“瓦林茫哈”是蒙古語，意思是“瓦礫灘”，因為這裡柏樺叢生，雜草繁盛，石磚、石瓦、陶瓷的斷片等物散存其間。這片峽谷的背後則奇巖突聳、山勢延綿，甚是壯觀。
1920年6月，閔宣化來到了這裡。眼前的景象讓這位年輕的漢學家非常震驚。山丘之上有三處宏大的陵寢，由東向西一字排列，被稱為東陵、中陵、西陵，三陵中以中陵為最大，被盜掘的正是這裡。在陵寢的附近，閔宣化撿到了許多古錢，年號有“至道”、“祥符”、“太平”、“天聖”、“嘉祐”、“熙寧”、“元祐”等，皆是遼代的年號。閔宣化憑藉熟悉的史地知識，以及林西地區諸多遼代遺蹟等情況，迅速地判定出這裡非常有可能就是史籍中記載的遼代帝王陵。
陵地有三，在山坂之上，為山澗所分。三陵中以中陵為廣大，其地有白石柱礎，黃綠色大瓦，同色屋頂之鴟尾，皆足以證實其地即為遼時之陵殿。坂下有土丘及殘毀材料，明示昔日此地建有三門。自此門至陵殿，有一直到。殿建於高階之上，掘地二三公尺，階石尚存。此石為人工所置，其跡顯然。階殿廢址之東西，亦有廢殿之跡，階殿之後有墓。(閔宣化《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墓葬在殿後稍偏東的位置。墓葬的券頂已經被掘開，頂部厚有八尺，用三層青灰色的石磚壘成。從盜洞看下去，黑洞洞的，好似一眼深井。正值雨季，墓室裡的積水已經深有九尺，根本無法進入。聽當地人說，曾經有人在灌滿雨水之前進到過墓室裡，據說裡面深深的墓道一直延伸到山裡。這一發現讓閔宣化興奮不已，回到林西之後，他迅速找來史籍參對，並將自己的見聞錄輔以考證，題目為《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ārin)，寄給了法國著名的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
而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正是《通報》的主編之一。保羅·伯希和曾於1908年到達敦煌，將藏經洞中數千卷敦煌文書、數百幅繪畫與幡幢、織物等文物帶回巴黎，而聲名大噪。此時的伯希和剛剛就任法蘭西文學院院士，並擔任漢學雜誌《通報》的主編。作為當時世界一流的漢學家，伯希和收到這份文稿之後，異常興奮，他對閔宣化的文稿進行了新的註釋，並發表在1922年《通報》的第21捲上。由此，一個已消逝近千年的王朝——契丹，再次回到人們的眼前。
《通報》閔宣化論文
契丹王朝與皇家陵寢
契丹之名，最早見於南北朝時魏收所作的《魏書》。契丹本為東胡的一支，四世紀以後，一直在東蒙古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遊牧，逐水草而居。南北朝至於隋唐時期，契丹時而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時而與中原王朝互有攻伐。
唐末，中原內亂、藩鎮割據之時，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872-926)統一了各部，於907年即皇帝位，916年建國號為“契丹”，定都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此後，其國號或稱“契丹”或稱“遼”，先後與五代以及北宋相對峙。契丹國勢極盛之時，其疆域：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遼史·地理志》)
所謂五京，即上京臨潢，中京大定(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東京遼陽，南京析津(北京市)，西京大同;六府為臨潢府、大定府、遼陽府、析津府、大同府、興中府(河北省霸州市)，長城以內的河北、山西等省的北部地區均在其統治之下。
在中國歷史上，契丹同其後的金、元以及清一樣，都是由北方的少數族裔所建立的國家。它們一面統領著北方其他的少數族裔，同時又佔有中原之一部或者全部，國外學術界稱此類由少數族裔所建立的國家為“征服王朝”。
《通報》梅嶺蕊論文
契丹王朝先後經歷九帝：太祖(耶律阿保機)、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景宗(耶律賢)、聖宗(耶律隆緒)、興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直至1125年，契丹王朝才為女真人所建之金(1115-1234)所滅。
九帝中除了末帝耶律延禧之外，皆有陵寢。契丹的帝王陵共有三處，第一處在內蒙古巴林左旗的林東縣，為祖陵(太祖)、懷陵(太宗、穆宗);第二處在遼寧省北鎮市醫巫閭山，為顯陵(世宗)、乾陵(景宗);第三處在內蒙古林西縣，為慶陵(聖宗)、興陵(興宗)、福陵(道宗)。閔宣化在瓦林茫哈所發現的陵寢，正是這第三處帝王陵(前兩處帝王陵一直沒有進行過系統的考古發掘)。
遼代有四季捺缽的制度。捺缽，為契丹語，意為行帳、行在。《遼史·營衛志》雲：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
作為草原民族的契丹，皇室在四季皆有捺缽之地，以在當地狩獵捕魚。林西一帶的興安嶺古稱黑山，其山脈中有緬山、赤山。緬山、赤山山勢雄拔，草木繁茂，常有野豬、鹿等野獸出沒，是遼代皇家夏季捺缽的獵場。據《遼史·聖宗本紀》記載，聖宗耶律隆緒(972-1031)，非常喜歡此處，常常在此避暑射獵。
太平三年(1023)，聖宗將此處的緬山賜名為“永安山”。《遼史·地理志》雲：聖宗駐蹕，愛羨曰：“吾萬歲後，當葬此。”遵遺命，建永慶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漢守陵三千戶，並隸大內都總管司。
聖宗死後，興宗耶律宗真(1016-1055)於景福元年(1031)遵遺命將聖宗安葬於此，稱慶陵，並將此地更名為“慶雲山”。其後，興宗、道宗都祔藏於此地，是為興陵、福陵，三陵又合稱慶陵。
遼代末年，金人在遼東地區興起。隨著遼金的戰事以及金人的入侵，遼代的帝王陵也遭到了破壞。天慶九年(1119)：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並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享殿諸陵，並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葉隆禮《契丹國志》)
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也被金人所俘，契丹王朝滅亡。此後，這些帝王陵寢以及契丹民族，都湮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漸漸被人忘卻。
遼道宗漢文哀冊
國際漢學界的契丹研究
就在閔宣化的論文在《通報》上發表的同時，在林西，另一位比利時傳教士也踏上了探訪之路，他的漢名叫作梅嶺蕊(L.Kervyn，1880-1939)。梅嶺蕊同閔宣化一樣，出生於比利時的西佛蘭德省。1905年，梅嶺蕊到來中國東蒙古地區傳教。帝王陵的發現讓這位傳教士分外激動。1922年6月，梅嶺蕊會同了林西縣的知事王士仁，組織了民夫對墓葬進行了挖掘。
他們來到西陵，用抽水機抽乾了陵墓中的積水，漸漸露出了墓室。主墓室為穹隆形的磚室，長5.6米，寬9米，墓道兩側還各有兩間墓室。各墓室之間用三米長的厚柏木板隔開，柏木板已被盜墓者劈開，屍骨散落在棺底。知事王士仁將陵墓中尚未被盜走的陪葬品帶回了林西縣城，而棄置在墓室中的哀冊，卻讓梅嶺蕊眼前一亮：
墓內之泥土中，求得刻有文字之四石碣，因不諳捶拓之法，遂以五日之力，逐字抄錄。此四碣之二為漢文，二為契丹文。契丹文之二碣，一為五百八十三字，一為八百五十六字。前乎此者，為人所知之契丹文僅有五字，今則發現千餘字之多，故極有研究之價值。(梅嶺蕊《遼陵之契丹文字》)
傳世典籍中，除了陶宗儀《書史會要》中記錄有“朕敕走馬急”五個契丹文字之外，人們完全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契丹文字。梅嶺蕊用了五天的時間，將哀冊的文字抄錄了下來，通過漢文哀冊上的文字，梅嶺蕊認定西陵是遼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的陵墓。
隨後梅嶺蕊將自己的見聞輔以考證，發表在1923年《北京天主教會雜誌》(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的第118號上，題為《遼道宗陵墓與首批被發現的契丹碑文》(舊譯名《遼陵之契丹文字》，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des Leao et les premières inscriptions comme en écriture K'itan)。對契丹陵墓持續關注著的伯希和，迅速對這一發現做出了反應。他將梅嶺蕊的論文加以新的註釋，並在當年《通報》的第22卷中轉載全文。這一論文的發表，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整個世界學術界因這一發現而沸騰。
鳥居龍藏夫婦
與此同時，民間的盜掘也一直沒有停止過，發現墓葬的傳聞從林西縣一直傳到當時熱河省的首府——承德。到了1930年的夏季，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的兒子湯佐榮，帶領著軍警對瓦林茫哈的遼代帝王陵進行了大規模的挖掘。由於中陵積水太深，無法挖掘，東陵和西陵的墓道被完全掘開，分隔墓室的柏木板被劈碎，各室內中尚存的陪葬品被全部洗劫一空。
在墓室中，湯佐榮還發現了遼聖宗和仁德皇后、欽愛皇后(東陵)、遼道宗和宣懿皇后(西陵)的漢文哀冊和篆蓋五組十塊，以及契丹文哀冊和篆蓋兩組四塊，共計十四塊石刻。他調動軍警用牛車將發現的所有陪葬品及石刻等，全部運回了承德，隨後又轉運至奉天(瀋陽)湯玉麟的公館。1949年，遼寧省博物館(時稱東北博物館)建立，落址在湯玉麟公館，而今這些石刻成為了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就在湯佐榮盜掘陵墓之後的數月，日本學者鳥居龍藏(1870-1953)一行來到林西調查。鳥居龍藏時任日本東方學院東京研究所的研究員，並一直受聘於日本政府，在東北亞滿蒙及朝鮮半島進行考古學、人類學和民俗學調查。1930年10月，鳥居龍藏到達瓦林茫哈，並先後對東陵、中陵和西陵做了考察。各個陵墓中泥水滿地，滿目瘡痍。鳥居龍藏後來回憶說：
至於稍為完整之東陵，一入正門自通路至各室，均塗有石灰，壁間繪有人物，牆壁上部天棚及各室均門上均有裝飾花紋。中央大室，繪有四季山水。山水壁畫，各高一丈八尺五寸，寬一丈二尺。而其人物山水畫及裝飾意匠圖樣等，不惟可視為遼代文化藝術，抑且為北宋以至唐末五代時之史蹟資料焉。室中有王棺，前列木偶，分契丹固有及漢俗風習兩種。
中陵破損最甚，內部木柱等物悉被竊去。磚面壁畫裝飾圖樣，亦已剝落無遺，實無可觀。加以流水浸潤，溼至天棚。倘能微存舊跡，即使完整不及東陵，亦自可想見聖宗陵墓之宏麗矣。
西陵約於十年前曾被某外人盜掘。去年又華人發掘，遂至人骨(頭骨)散亂。牆面天棚破壞不堪，壁畫等物一無可觀。木柱木門等顯被竊去，木片散在各處。(鳥居龍藏《發見遼陵始末記》)。鳥居龍藏和太太鳥居君子以及助手，對各墓室進行了測繪並對東陵的壁畫進行了拍照。回國之後，鳥居龍藏將自己的發現發表在《國華》雜誌的41編上，題為《關於遼代的壁畫》(「遼代の壁畫について」)。
此後的1933年，鳥居龍藏又攜家人再次對東陵中的壁畫進行了考察和繪製，考察結果在1936年出版，是為《考古學之所見遼文化圖譜》(『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る遼之文化圖譜』)。鳥居龍藏的發現以及隨後一系列論文的撰寫，也同樣震動了日本學術界，因為人們根本不知道遼代帝王陵中還有如此精美的壁畫。
此後，建築史研究家竹島卓一(1901-1992)、美術史研究家黑田源次(1886-1957)等人都到此處對壁畫進行探訪，並發表了相關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羽田亨、島田好、島田貞彥、鳥山喜一等學者也先後跟進，對契丹文字、遼陵壁畫、陵墓中出土石刻等展開研究。
墓室壁畫復原圖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京都大學的學者——田村實造(1904-1999)。1931年7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了內蒙古調查團，對察哈爾省以及錫林郭勒盟進行考古、歷史、人類、地質以及語言等各方面的綜合學術調查。
當得知遼代帝王陵被發現的情況之後，同年8月，正在北京留學的田村實造與時任東方文化學院研究員的江上波夫(1906-2002)，專程到林西的遼代帝王陵進行了考察。龐大的陵墓遺址群、華美的壁畫與一片狼藉的墓室，讓田村痛心疾首。由於時間有限，二人無暇在此進行科學考察，但是此事卻一直縈繞在田村的心頭。
終於在1939年，田村實造邀請了考古學者小林行雄(1911-1989)等共九人組成了考古隊，從8月23日到9月7日，專門對慶雲山的地形、三陵的墓室以及地面建築群遺蹟、東陵中的壁畫進行了最為全面而科學的考察和測繪。為了保護陵墓，在考察結束之後，考古隊將墓室回填。從此，林西的遼代帝王陵墓再也沒有被重新開啟過。
田村實造的調查結果，在戰後的1953年出版，題為《慶陵：關於東蒙遼代帝王陵及其壁畫考古學的調查報告》(『慶陵 : 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這部著作也是唯一通過科學考古且最為全面對遼代帝王陵進行調查研究的報告書，稱之為迄今遼代帝王陵研究最權威的學術著作也不為過。
慶雲山
中國學者對契丹文的釋讀
就在國際漢學家們對遼代帝王陵展開研究的同時，中國學者們也未停歇。1930年，東三省博物館常務委員卞鴻儒(1896-?)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學家梁思永(1904-1954)等人組成考察團，對林西一帶的遼代遺蹟進行了實地探訪。1931年，卞鴻儒在《東北叢刊》第14期上發表了《熱河林東契丹國書墓誌跋》一文，首次向國內學術界發佈了慶陵出土契丹石刻的情況，並刊佈了《宣懿哀冊》的部分拓本，這些內容同樣也轟動了中國學術界。
此時，正值中國學術界邊疆研究興起的時代，加之清代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小學研究成果的積澱，使得契丹文字成為了當時許多中國學者們共同關心的學術熱點。羅振玉、孟森、厲鼎煃、羅福成、羅福頤、金毓黻、王靜如、謝國楨、魏建功等學者皆參到契丹石刻的識讀與整理之中。在眾多學者中，以羅福成、厲鼎煃、王靜如三人撰文最多，取得研究成績也最大，他們構成了中國契丹文字研究第一代學者的代表。
羅福成《道宗皇帝哀冊釋文》
其實，學者們對契丹文字的破譯，可謂困難重重。從契丹文本身來看，有契丹大字與契丹小字之分。神冊五年(920)，太祖耶律阿保機頒行契丹大字，其文字直接脫胎於漢字。隨後的天顯元年(926)，又對文字進行了改革，減少筆畫和字數，推行的文字為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大體為表音文字，它以“原字”作為基本的讀寫單位，每一個契丹小字由一到七個不等的原字互相拼讀組成。隨著契丹的滅亡，契丹文字也埋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成為了無人可以識讀的“天書”。當時的學者們面對著這些奇怪的文字，完全不清楚其字音、字義和語法。那麼，應該怎樣打破這種研究上的僵局呢?
當時學者們想到了一種方法，被稱為比較法。所謂比較法，“就是用契丹字的資料同有關漢字資料進行內容方面的對照考證，確定哪一個契丹字與哪一個漢字相當，從而瞭解其字的含義。”(清格爾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比如遼道宗有契丹文、漢文兩組哀冊，學者們雖然不認識契丹哀冊上的文字，但是漢文哀冊首題“道宗仁聖大孝皇帝哀冊”，隨後是“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崩於何處”的敘述，哀冊的結尾則是“嗚呼哀哉”四字。
契丹文哀冊的格式也與之相同，那麼，契丹文哀冊相對應的部分也應該是這類信息。學者們正是應用這種方法，釋讀出了諸如數字、干支、年號、廟號以及年月日等一系列契丹文字。
經過了近一個世紀，如今學者們依舊在為了破譯契丹文字而努力著。伴隨著學術關注點的更新，與契丹相關的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建築學等方向都在不斷推進，這些學問可以統稱為“契丹學”。
得益於民國時代那些中外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如今契丹學已經成為了歐美、日本、中國學術界共同推進的國際性學術課題。契丹這個業已消逝的民族也再次回到人們的面前，並將在學者的研究中越來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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