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先生在总论中便已阐明，写此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刻地探讨、综合地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更是希望通过研究每个时期国人的抵抗方案，为抗战建国的事业贡献教训和经验。所以我对此书、以及作者其人产生敬重之情，一是此书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将人物和大事娓娓道来，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极具恢弘的大局感，不愧“中国近代史开山之作”之称，二是作者其人眼界开阔，见解高明，更宝贵的是他能认清，并且承担知识分子振兴中国的责任，行文洋溢他的爱国热情和坚定信念。
一、 作者其人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著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筹办夷务始末》等书，其中最具价值和代表性的，当推本书。
二、 本书内容和精神
谈到《中国近代史》的谋篇布局，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初中到大学几乎所有近代史的课本，都以这种架构为例，以战争背景叙述、自强运动评判为线索，所以此书的出生堪比当时学者摸索研究脉络的启明之灯。这是此书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把握上的首创。
除此，他对人物的认识是冷静、公正而多面的。在时人均扬林则徐的深明大义而贬西太后的卖国求荣之背景下，他却意识到林则徐是剿夷派中很复杂的一员，一方面觉悟到中西强弱的悬殊，一方面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和时人奋斗”，去向清廷直谏。再看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一贯强硬主战、盲目排外的手法虽很愚昧，但是他们的爱国与勇气，却也昭然可见。历史人物的功过一向是相伴随且难分晓的，毕竟他们的行为固然是从初心出发，却也会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偏转。我们固然不可严加苛责，却也应有自己理性的辩证思考，避免主潮流对印象的修正与束缚。
另外，他同时独辟蹊径地提出令人深恶痛绝的不平等条约“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全看我们振作与否”，一针见血地指出鼓励贸易、发展资本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动力作用。时人都叹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否则必然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并引以为三民主义之大缺憾和民国政府分裂之源。但他却注意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方略中训政的部分并未得到充分展开，时人的不接受确是原因之一，其二则是辛亥革命的准备仍是不够，时间难免仓促，孙中山亦云：“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颇觉伤感。对于历史大事的结果与缘由的总结，只看表面而不究其深层，只看制度而不究其人事，所获就会粗浅。
总而言之，此书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一部大纲性的作品，引领着一代近代史研究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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