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冠疫情在全國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回顧過去兩個月，從1月23日武漢封城到3月25日解除離鄂通道管控，全國民眾已經歷了長達兩個月的“閉關”時期。在這段疫情防控期，經濟停擺，復工推遲，學校開學延遲，男女老少禁足在家，用“宅”的方式對抗疫情的傳播。目前，中國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開始迅速蔓延，全球總感染人數已達70萬人。中國的防控經驗已經被各國廣泛借鑑，多個國家均採取了“封城”和“閉關”的政策限制人的跨地流動、減少人群的聚集。此次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對人的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導致了經濟整體下滑，同時也通過對人們行為的改變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本文利用在中國疫情防控期間收集的個體信息數據，分析“閉關”對人的心理層面產生的影響。這一議題對我們瞭解疫情對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影響有啟示作用，也可為正在經歷新冠疫情的其他國家提供借鑑和參考。
過去兩個月，“閉關”措施的實施對於上班族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的生活軌跡發生突然改變，社會活動大幅度減少，大部分時間禁足家中。同時，由於學校和育兒機構推遲開學，未成年子女日常教育的重任完全迴歸家庭。對於有孩子的上班族來說，工作和孩子是其在防疫期面臨的雙重挑戰。在疫情防控期，上班族如何權衡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矛盾？男性和女性在面臨這些挑戰的時候是否有著不同的應對？子女和工作的權衡對從業群體的心理健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分別於2020年3月1日、3月9日至10日在“騰訊企鵝調研”平臺隨機抽取2019年底處於從業狀態的個體樣本，最終有效樣本為5679人。調查收集了被訪者的詳細個人基本信息、疫情期的生活安排、復工情況信息、並對其心理健康和行為進行了客觀測度。兩輪網絡調查的從業人員樣本來自同一個調查平臺，樣本篩選條件完全一致，數據具有可比性。此外，為了確保調查數據的全國代表性，課題組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中的城鎮就業人口分省分性別分行業分佈，對調查樣本進行了加權處理。加權後的樣本彙總信息對全國的人口分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計算方法和代表性評估請見系列報告之一《疫情期，你復工了嗎？》。
疫情期的“閉關”程度
最近一個月出門的頻率 反應了疫情期的“閉關”程度。數據顯示，近20%的人最近一個月從未出過門，平均外出頻率為11次/月，女性比男性平均少外出1.8次/月。迴歸分析顯示，在控制了婚姻、孩子數、復工狀態、以及地區層面疫情指標等特徵之後 ，已婚女性、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職場媽媽”）外出的可能性更低。這說明在疫情期間，有家有口的男性更多地承擔了外出（購物）的家庭責任，而女性群體，特別是職場媽媽們，則更嚴格地居家隔離、減少外出。
2月中旬之後，隨著全國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復工的進度加快。數據顯示，3月1日到3月10日期間全國從業人員復工率增長了10個百分點，達到了77%。綜合兩次調查的結果來看，在3月上旬，平均有超過半數（53.2%）的從業人員回單位復工，17%選擇在家辦公，23%的從業人員尚未復工，陷入失業的從業人員佔6.5%。按照工作恢復程度計算的復工率僅為（去年同期的）58%。按工作量計算的復工率顯著低，其原因是復工群體的工作量較去年同期有較大差距：回單位復工的人，工作強度恢復到去年同期的88%，在家辦公的人工作恢復程度僅為65%。從復工情況和工作量恢復情況兩方面來看，整體復工率為7成，工作恢復程度達到了6成；從業人員仍很大程度上居家生活，與平時相比社會活動銳減，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需應對家庭生活。
針對復工選擇的迴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個體和就業等特徵之後，相對於未婚群體，已婚從業者的復工的可能性更大（高4.4個百分點），失業率更低（低2個百分點），但是在已復工的群體中，已婚從業者的工作量恢復顯著低於未婚群體。此外，我們進一步比較了有未成年子女對男性和女性從業者的復工選擇差異，迴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個體和就業等特徵之後，職場媽媽們的復工可能性顯著低於其他類型的從業群體：職場媽媽比其他從業群體（男性和無子女女性從業者）復工的可能性低6個百分點。另外，即使職場媽媽選擇復工，其在家工作的可能性比其他從業者高出10.5個百分點，而工作量恢復程度則低了8.7個百分點。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從業者和沒有孩子的男性相比，在復工概率上無顯著差異，但是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工作量恢復程度顯著低於無子女的男性（低6.8個百分點）。以上結果說明：（1）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從業者與未婚、無未成年子女的從業者相比更積極地復工，但是工作量恢復相對不足；（2）已經復工的職場媽媽復工率最低，並且更多地選擇“在家辦公”，失業的可能性最大。這些結果說明，尚未復學的未成年子女是從業人員復工的障礙，特別是對於女性從業者來說她們要更多地權衡工作和子女，面臨著更艱難的復工選擇。
從復工的主觀意願來看，尚未回單位復工的從業者中，有6成的男性和5成的女性“非常希望”能儘快回單位上班，另有3成 “一般希望”儘快回單位工作。控制了所有個人、就業、和當前工作狀態等特徵之後，迴歸結果顯示男性、有孩子的從業者和失業者希望能恢復正常工作的願望更為強烈；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更加“非常希望回單位工作”，比職場媽媽們高出10個百分點。關於希望儘快回單位復工的原因，8成的男性和7成的女性從業者是為了“賺錢”。以上分析結果說明，有孩子的從業者承擔著家庭壓力，就業意願強烈，特別是對於男性來說，他們在養家餬口的壓力下復工意願最強。
社會活動銳減 網絡依存度增加
保持社會交往距離是防範疫情傳播的關鍵。從調查數據來看，“閉關”期間（2020年2月）相比正常時期（2019年11月）從業人員的社會交往頻率顯著下降。如“和朋友外出娛樂”從2019年11月的一個月平均4.2次，減少到2020年2月的2.1次；“和朋友見面聊天”從一個月8次減少到一個月3.2次；參加社團組織的活動，從2.7次減少到1.9次。另外，我們發現疫情期間，隔離在家導致健身活動明顯減少了，從每月平均6次減少到4.8次。唯一特殊的是“參加志願者活動或者慈善活動”的頻率在疫情期顯著增加了，迴歸結果顯示主要由於單身女性更多地參與到了志願活動和慈善活動中為抗擊疫情貢獻力量。那麼人們是否會選擇藉助網絡社交及娛樂來彌補“閉關”期間的社會活動減少呢？數據顯示，“上網和朋友聊天”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一個月18次之多；上網打遊戲的頻率在疫情期間明顯增加，達到每月平均13.5次，約2天一次；“上網參加培訓”明顯增加，從每月3.2次增加到3.5次。
根據2019年11月份的各項活動頻率來看，女性各項社會交往活動都顯著少於男性，特別是“上網打遊戲”一項。已婚群體在上網聊天，參加培訓和健身方面顯著低於未婚群體。未成年子女對女性的影響主要是顯著減少了其“上網打遊戲”的可能，在其他社會交往方面與其他類型從業人員沒有明顯差異。另外，分析結果顯示，所有社會交往活動的頻率都隨年齡的增加而下降，隨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減少。
總的來說，全體從業人員都減少了外出進行社會交往頻率，健身活動頻率沒有明顯的增加，甚至略有下降；女性增加了參與志願和慈善活動的頻率；男性網絡依存度增加，特別是增加了上網打遊戲的頻率。
睡眠時間顯著增加
“閉關”期間，大量的居家時間是否增加了睡眠時間呢？數據顯示，2019年11月從業人員的平均睡眠時間為6.5小時，2020年2月增加到了7小時，平均每天多睡了半個小時。迴歸結果顯示，在正常時期女性睡眠時間要比男性多出0.3個小時；在疫情期間，女性相對男性睡眠時間增加明顯，多增加了0.1個小時；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沒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當中，但是職場媽媽們的睡眠沒有明顯增加。
工作、孩子雙重壓力影響心理健康
在防疫期，有否未成年子女對男性和女性從業者心理健康的影響是否存在不同？分析結果顯示，（1）有孩子的女性從業者心理健康程度顯著低於對應的男性群體；（2）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的心理健康程度為所有從業群體中最低；（3）特別是在家辦公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在工作和孩子之間面臨更多的權衡，其心理健康明顯低於其他從業群體。
綜上所述，隨著全國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積極加速復產復工的進度。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學校尚未復學，對於有未成年子女的從業人員來說面臨著照顧子女和工作之間的兩難選擇。我們的研究發現截至2020年3月上旬，復工比例為77%，工作量恢復只為去年同期的58%，總體就業尚未充分恢復。分性別來看，女性從業者，特別是職場媽媽們，更多的禁足家中、優先選擇在家辦公，社會活動明顯減少，娛樂活動沒有增加，睡眠無明顯改善；男性從業者外出次數顯著多於女性，並更多的依賴網絡遊戲消解“閉關”的煩悶。職場媽媽們面臨孩子和工作的雙層壓力，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在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沒有復學的情況下，有孩子的女性從業者的心理狀況最令人擔憂，她們的心理健康也會直接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因此在家庭層面職場媽媽們需要更多地關注與支持。
作者信息：
張丹丹、劉雅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本文作者感謝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孟昕教授提供的調查資助和技術支持，以及謝佩瑜同學提供的優秀助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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