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朝是中國乃至世界上一個重要的朝代，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光明、最自由、最開放的時代。全世界各地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就以唐人街命名，可以看出唐朝給世界留下的痕跡之深刻。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時期長期的政治分裂和戰爭狀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承繼的唐朝更是在空前統一的遼闊疆域內實現了強大的經濟繁榮。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淵在長安稱帝，建立了唐朝（618年-907年），經過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等皇帝的治理，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到全盛。中國文學史上，有“四唐”之說：唐玄宗以前稱之為“初唐”，唐玄宗及其子唐肅宗二朝稱為“盛唐”，而之後的唐代宗至唐文宗之間稱之為“中唐”，繼文宗之後的唐武宗及以後稱之為“晚唐”。
初唐和盛唐的恢弘氣象大家都或多或少通過書籍和影視等方式多有了解，當時政治清明、物阜民豐、內外安定。不過，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盛唐的衰落，可能就相對冷僻些了。我們今天就看下，唐朝是如何衰落下去和滅亡的。
唐朝疆域
安史之亂---盛唐始衰與藩鎮的形成
公元755年，天寶十四載。天寶是唐玄宗第三個年號，唐玄宗一生有三個年號：先天、開元和天寶，先天為唐玄宗初登大寶之時的年號，開元年間開創盛世，稱之為“開元盛世”，天寶後期的755年，極盛之時的唐朝爆發了安史之亂，經過近九年的戰爭，公元763年安史之亂結束，雖然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史思明都已覆滅，但其部將始終佔據著河北，與唐朝政府對抗，形成藩鎮割據，直至唐朝滅亡。
藩鎮又叫方鎮，也指軍鎮，其本意為鎮守一方，保衛中央。最早設立的藩鎮是十個軍區，其中九個軍區長官是節度使，一個是經略使，統稱“天寶十鎮”。卻不成想，理應保衛中央的藩鎮卻演變成了反對中央政權的反動武裝。
天寶十鎮一覽表
755年，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范陽起兵，發動叛亂，隨即叛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攻下洛陽，唐玄宗聽信讒言，斬殺鎮守潼關的主將封常清、高仙芝。叛軍又攻破了哥舒翰鎮守的潼關，潼關最終失守，長安再無險可守，唐玄宗不得不倉皇奔往蜀地，逃蜀過程中，行至馬嵬坡，憤怒的士兵與將領將禍國殃民的宰相楊國忠誅殺，並威逼玄宗殺死楊貴妃，史稱“馬嵬驛兵變”。
此後，太子李亨即位，為唐肅宗，唐肅宗依靠郭子儀和李光弼等進行討逆；在河北，顏杲卿和顏真卿起兵討叛，在安史叛軍後方牽制了大批的軍事力量，顏杲卿最後因兵少將寡而被殺；而在河南，面對來勢洶洶的叛軍，張巡死守睢陽，在內無糧草、外無援軍情況下，張巡用兵一萬，抵抗了十餘倍敵人的數次圍攻，堅守了十個月，雖然最後城破被殺，但叛軍進攻的勢頭也土崩瓦解，慘烈的睢陽之戰確保了江淮賦稅之地免遭戰亂波及。
隨著戰事的推進，形勢已經開始有利於唐朝政府軍，此時，叛軍內部開始了內訌，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而安慶緒隨後被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所殺；史思明多疑且暴虐，最後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叛軍內部的爭鬥大大降低了叛軍的軍事實力，肅宗朝廷也趁機收復了長安、洛陽兩京。公元763年，史朝義屢戰屢敗，最後兵敗自縊身亡，安史之亂最後得以平定。
天寶十節度使分佈圖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以隋朝和唐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均為“關隴集團”，關隴集團即在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及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以北周宇文泰為代表的關隴集團，採用蘇綽的建議制定了“關中本位政策”，即消除胡漢隔閡，以均田制這種的土地制度控制農民，並沿襲北魏以來的府兵制，統治集團以關中為主要利益側重點。
所謂“關中本位政策”，實際是一種自樹正統的形鮮卑、實漢化政策。唐太宗為了落實關中本位政策，將全國一半以上的兵力集中於關中一帶，使中央實力大增，武則天掌權後，開始瓦解關隴集團，重用山東士族集團，而到了唐玄宗時期，關中本位政策破壞殆盡，農民大量逃亡，兵農合一的府兵制被職業當兵的募兵制所取代。
東北及西北少數民族政權實力增強，不斷侵擾唐境，全國四分之三以上的軍隊被調往邊疆，邊疆掌握的軍隊數量大增，而關中的軍備力量大大縮減。天寶年間，唐玄宗已經失去對政事的興趣，將朝政交給宰相打理。宰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擅權，楊國忠更是好大喜功、誤國誤民。李林甫為了防止邊將升遷至中央，妨礙自己專權，因此，李林甫建議唐玄宗重用胡人出任邊鎮節度使，並放任邊將在一地長久任職、一人兼統多鎮，致使安祿山能夠擁兵自重、養虎遺患，形成反叛的力量。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分界線，其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
首先，國家大規模軍事化，軍隊開始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主要力量，而掌握軍隊的武將也掌握著地方行政和戰略要地，武裝軍隊人數常年超過75萬，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負擔。
其次，舊有的財政體制遭受衝擊，軍費大增及戶口大減造成政府財政困難，隋唐以來的均田制（土地制度）、租庸調製（賦稅制度）、府兵制（軍事制度）無以為繼，有理財才能的劉晏和楊炎等受到重用，唐朝開始實行兩稅法。
第三，安史之亂主要發生在北方，南方的江淮、嶺南等相對安定，人口從北方開始大規模南遷，經濟重心南移。
第四，唐朝政府為了早日結束戰亂局面，唐肅宗和唐代宗不計後果的招降納叛，姑息養奸，雖然叛亂被平定，但在今天的河北和山東地區，形成藩鎮割據局面，全國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和財力被藩鎮控制，唐朝不得不依賴於淮南等東南部地區的財政來維持，李唐皇室徹底變為“奉長安文化為中心，恃東南財賦以存立”的統治形式。
第五，國土緊縮，邊患不斷。安史之亂使得唐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軍隊和資源調往內地，國境線的收縮使得吐蕃、南詔等少數民族政權能夠屢次犯境，9世紀後期，東北的契丹也趁勢崛起。
南衙北司之爭---宦官反奴為主
天寶十五載（756年），安史之亂中混亂的馬嵬驛。在軍民強烈要求下，唐玄宗時被立為太子的李亨被迫留在北方平叛，從此太子李亨與逃蜀的唐玄宗分道揚鑣。太子的心腹宦官李輔國向其力陳利害留下，並勸太子北上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指揮救亡圖存大業。
李亨到了靈武的第三天，即在李輔國和朔方留守官員擁戴下即皇帝位，是為唐肅宗，並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唐肅宗死後，李輔國又擁戴太子李豫繼位，是為唐代宗，有二帝擁戴之功的宦官李輔國一時權勢滔天。唐肅宗為人性格懦弱，將軍政大事都委託於李輔國，李輔國才有機會打擊異己操縱政事。可以說，宦官直接掌握軍權，正式干政，是從唐肅宗親信李輔國開始的，宦官擁立皇帝也是從李輔國開始。
宦官亂政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新鮮事，從東漢時期再到唐朝直至明朝，都有宦官專權的影子。在唐朝，其實，最開始走向歷史舞臺的宦官並非是李輔國，而是唐玄宗時期的高力士，盛唐氣象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唐詩，而李白就是盛唐時代精神的代表：“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是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稱譽。
這樣的李白，為玄宗和楊玉環作詩時，讓天子寵信的宦官高力士為其脫靴，雖然後來李白為其狂妄付出了貶謫的代價，卻也讓盛唐的包容表露無疑。平心而論，高力士卻並不恃寵而驕，得勢卻不專斷，位高卻識大體，雖深得皇帝信任，但他一直謹記自己是皇帝家奴的身份。不過，隨後的宦官就不像高力士這樣講規矩了，其原因在於宦官掌握了皇帝禁衛軍的兵權。韓非子早有論斷：“權勢不可以借人”，一旦兵權歸於宦官，大權旁落，則皇帝的權力必然受制於家奴。
南衙即官僚機構所在，是指士大夫，北司是指宦官。唐玄宗時期，外重內輕，唐朝邊疆軍隊數量大增，為了保證中央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監軍之制。而到了唐德宗時期，德宗認為宦官相比於朝官更加忠誠，也更為可靠，因而宦官監軍的定製並未廢除，反而變本加厲，作為禁軍主力的左右神策軍都被宦官控制，德宗增設的左右神策軍的實際統帥左右護軍中尉由宦官擔任，加上唐代宗時期設立的執掌機要的兩樞密使，也由宦官擔任，兩中尉和兩樞密使合稱“四貴”，他們任免將相、調動軍隊甚至廢立皇帝，形成“宦官專權”。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唐順宗即位，順宗企圖依靠朝官，改變宦官專權的局面。順宗重用翰林待詔王叔文、王伾實行新政，王叔文集團中還包括韋執誼、程異、韓泰、凌準、及柳宗元和劉禹錫六人，順宗倚靠他們力圖改變宦官當政、藩鎮割據局面。但宦官當權已成氣候尾大不掉，並且勾結長安外的節度使，最終順宗不得不禪位給太子而失勢，唐憲宗即位，史稱“永貞內禪”。
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都被貶為南方邊州司馬，其執政時間僅100多天，此事被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南衙北司之爭中第一次反抗宦官宣告失敗。
唐順宗之後的憲宗、穆宗、敬宗和文宗四朝，憲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所殺，而其他皇帝都為宦官擁立。文宗時，幽州昌平舉人劉蕡（fén）在制舉策論中直言不諱的指出宦官專權的事實：“忠賢無腹心之寄，閽(hūn)寺專廢立之權”。
劉蕡是唐文宗一朝的一名年輕舉子，博學多才，並生性耿直，嫉惡如仇，對當時宦官操柄國家政權深表不滿，公元827年，劉蕡參加科舉考試，在其奏議《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中，洋洋灑灑五千餘字，對當前宦官當權、政治腐敗的現狀進行露骨的揭露，並對時政深表擔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毛主席對劉蕡的策論很是讚賞，在讀罷其文章後，並寫了一首七絕詩《七絕·劉蕡》：
千載長天起大雲，中唐俊偉有劉蕡。
孤鴻鎩羽悲鳴鏑，萬馬齊喑叫一聲。
毛澤東《七絕·劉蕡》
不過，劉蕡的直言極諫並未換來唐王朝皇權旁落狀況的改善和劉蕡自身官運的亨通，相反，耿介的劉蕡遭到宦官的嫉恨，考官雖對劉蕡深表讚賞，但忌憚於宦官的權力，並不敢授予劉蕡官職，致使其終生無法升遷，最後還被貶為柳州司戶，鬱鬱而終。劉蕡的悲劇其實只是大唐悲劇的一個縮影，其實，哪怕是當時貴為天子的唐文宗，也並不能完全說了算。
作為一名對國家深切熱愛的年輕人，我想，劉蕡其實和五四運動中那些走上街頭遊行的學生們並無二致，他們或許什麼都沒有，空有一腔熱忱和對時局的不滿、對國家命運的擔憂。這些熱血青年即使最後並不一定能獲取一個好的前程，但是他們至少揭露了事實，抒發了愛國熱情，“位卑未敢忘憂國”，讓更多人去關注這個國家的前途。
文宗對宦官專權深惡痛絕，不想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任命宋申錫為宰相謀求誅滅宦官。“事以密成，語以洩敗”，然而不成想事未成已洩密，宋申錫慘遭貶斥，文宗的第一次反擊遭到失敗。
此後，文宗又重用鄭注和李訓，密謀清除宦官勢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文宗借“天降甘露，將有吉兆”之名，令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前去觀看，伺機誅殺，不料未能成功，宦官大肆搜捕參與謀劃的官員，並藉機打擊南衙朝官，鄭注和李訓也相繼被殺，幾百名官員被處死，朝堂為之一空，整個長安恐怖氛圍濃厚，此後文宗徹底淪為傀儡，鬱鬱而終。此次事變被稱為“甘露之變”，甘露之變後，南衙和朝廷淪為附庸，北司宦官取得完勝，唐朝徹底進入宦官時代，宦官勢力只能被協調而不能被清除。
安史之亂之後，藩鎮割據不僅分離了大唐的疆土，更是無形之中消耗著中央政府的權威；宦官專權的形成，致使宦官不僅左右著朝政、把持著本應是皇帝和政府擁有的權力，更是腐敗著帝國的肌體，但唐朝的衰落的原因只有這些嗎？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唐朝的國運，我們下一篇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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