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唐朝，我國最強大的王朝之一，其時國力鼎盛，萬邦來朝，朝貢之國三百有餘，疆域空前遼闊，極盛時東起日本海、南據安南、西抵鹹海、北逾貝加爾湖，是中國自秦朝以來，第一個未曾修拒胡長城的大一統王朝。
唐朝之盛，足以令四夷賓服，唐太宗李世民在當時甚至被四夷各族尊為天可汗，奉其為天下共主。（唐軍曾攻滅東突厥、薛延陀，以聲威徵調突厥、回鶻、鐵勒、契丹、靺鞨、室韋等族）
唐朝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聲威遠振，與亞歐各國均有往來。這也是為何自唐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的原因。
唐朝文治武功，廣納各國人民，不論是在經濟、社會形制上，還是在文化、藝術風格上，都呈現出多元化、開放性，令當時詩、書、畫、樂等方面都湧現出大量人才，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顏體”顏真卿、畫聖吳道子等。如此盛況下，唐朝先後出現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盛世等繁榮昌盛之景，因此被後世冠以“盛”字，稱為“盛唐”。
國學大師，百年清華四大哲人，前輩史學四大家，陳寅恪曾言：“唐代之武功為中國歷史上之空前盛業。”
然隨著歷史的推進，即使是盛況如此的唐朝也無可避免的走向末路，在公元十世紀來臨之時，朱溫篡唐，唐朝這個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就此覆亡。
朱溫代唐稱帝，建國大梁，將綿延了將近三百年的唐朝一舉覆滅，開啟自五胡亂華後的又一個大亂世——五代十國。
唐朝之亡，朱溫只是一個終結者，並非推動者，在此之前，安史之亂已經消磨了唐朝盛景，後又逢黃巢起義，在此時，唐朝的統治根基已經動搖，隨後方才被朱溫一舉得手。
乾符五年至中和四年，黃巢起義，領導民變，是唐末民變中，歷時最久，遍及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農民起義，禍及唐朝半壁江山，導致唐末國力大衰。
其實早在太宗貞觀之治後，唐朝盛景之下，就已經埋伏下滅亡的根基，分別是門閥黨爭、藩鎮割據、宦官秉政及宗教之弊。
門閥黨爭，在歷朝歷代都避免不了，士族門閥制度的形成，更推動了這一點。唐朝時，共有三大集團，關隴貴族、山東世族、江南華族，除此之外，還有最為厲害的世家大族——五姓七宗。五姓七宗即為清河二崔、范陽盧氏、趙郡隴西二李、太原王、滎陽鄭這七家，其中崔氏、李氏有兩家，故是五姓。
五姓七宗大到什麼程度呢？李唐建國後，王族顯貴都想和這五姓七宗結親，獲取聲望，就連李家都要假稱自己是隴西李氏來賺面子。（據現代學者考證，其實唐李更大可能是趙郡李氏的旁支）
《長安十二時辰》中，李必的原型為唐朝名臣李泌，他曾在劇中言其是“隋李”，即是關隴貴族中關隴八柱國李弼之“李”。
這樣的情況下，門閥黨爭豈能避免？唐朝中、後期，這種情況日益嚴重，特別是朋黨之爭——牛李黨爭，這是唐朝後期，牛僧儒為首的官僚集團和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繼南衙北司之爭後影響最大的統治階級的內鬥。這場黨爭曠日持久，不僅令朝野議政、施政受擾，就連皇上的決策也因此受阻，為此，唐文宗都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最後，各黨為一己之利，內連閹宦，外結藩鎮，使宦官、藩鎮、黨派三股勢力在唐朝政治中盤根錯節，終招致亡國之禍。
牛李黨爭，指的是牛僧孺的牛黨與李德裕的李黨之間的爭鬥，從憲宗開始，直至宣宗才結束，歷時將近40年。
藩鎮割據，即為節度使制度，早在唐睿宗時就有，但在早期，唐朝強勢，對節度使的管理也極為嚴格，有奪兵分權、頻繁調動的手段。然在唐玄宗時，晚年的玄宗好大喜功，各鎮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如王忠嗣、安祿山等，既有兵權，還能同時轄制三、四個轄區的大藩鎮。
對節度使的放縱，終於引來節度使的野心，唐天寶十四年，以節度使安祿山和史思明為首的“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經此一亂，國勢由盛轉衰，中央再無威權，地方藩鎮實力越發加強，已經是“人事、賦稅、甲兵，皆擅得自專，不入朝廷”的“土皇帝”。與此同時，藩鎮勢力還和朝廷黨派、權宦勢力相勾結，互為內外援，使唐廷再難中央集權。
安史之亂，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唐朝節度使安祿山與史思明叛唐作亂，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宦官秉政，太監，身為內侍，常常能更容易接近權力中心，從古至今，不知多少王朝毀在權宦手上。唐朝之時，宦官之禍或還甚於明朝，唐代的大太監們，個個手握兵權，廣植黨羽，傾軋群臣，就連對於皇上的廢立和生死都不在話下。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重寫道：“東漢即前明宦官之禍也，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
宦官之禍，是唐朝中後期的主旨，已經到專權橫行，逼宮弒帝的地步，自李輔國始，繼有俱文珍與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以及楊復恭、劉季述等人。
宗教之弊，唐代，佛、道盛行，皇帝也免不了，自古以來，少有帝王不渴望長生不老，故而佛、道就成為他們長生的希望之一。信仰，控民心，掌聖意，無往不利，唐朝二十四帝裡，有一大半都是佛、道的虔信者。
晚唐時，被譽為“萬古良相”的李德裕，就曾計算過宗教之弊，據估計，會昌年間，僅是江淮一地，就有被佛教收納六十萬男丁入空門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將無人力，再加上佛教寺院土地不交課稅，僧侶還能免除賦役，故此佛教的擴張，大大損害了國庫的收入，令晚期經濟受損。於是，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大規模拆毀佛寺，強迫僧尼還俗，史稱“會昌滅佛”。（李炎是信道的，“會昌滅佛”中，道士趙歸真也大有鼓動）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入朝為相，執政五年，和武宗君臣相知，一同開創出“會昌中興”的局面。
會昌滅佛，轟轟烈烈，但由於藩鎮之故，並未普及全國，後唐宣宗繼位，立即重拾佛教，敕復佛寺，令唐朝崇佛思想再度盛行。後至唐懿宗時，這份信仰就成為唐朝滅亡的誘因。懿宗本人篤信佛教，為此幾乎將國庫掏空，平日裡就常常將大量金銀施捨與寺院，之後為迎佛骨，更是斥巨資造佛塔、寶帳等，皆飾以金玉，華貴無比。唐末遭遇經濟危機，正是因此而始。
唐朝歷代皇帝曾數迎佛骨，其中尤以唐懿宗鹹通十四年這次聲勢最為浩大，供品也最多，是一場耗資空前的迎奉。
門閥黨爭、藩鎮割據、宦官秉政及宗教之弊，此四害互相糾結，難以根除，有這四害，唐朝必定難以持久。而後，在四害的影響下，唐朝經濟空虛，政治腐敗，遂遇黃巢領導的民變，被重創根基，以至於被朱溫所篡，百年基業就一朝喪。
閱讀更多 凱英殼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