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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曾說過：“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實無法可想。”
我最初讀到魯迅先生的文章，是中學語文課本上的小說《孔乙己》、《社戲》和《祝福》，它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所以那時在腦海裡記憶的深，不僅是因為先生的文章是老師講課時最認真仔細的，同時也是考試的重點。但這些理由卻不足以讓我對先生的文章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先生的文章真正在我的腦海裡留下印記，是因為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和那麼極耐咀嚼的意味深長的話。我記得初中有一位同學，長得很胖，又比別人黑些，姓賀。我們在課上學了《祝福》，下課就把他圍在當中，笑著說“賀老六”、“賀老六”。“賀老六好大力呵！”一個同學笑著喊道。平時憨厚的賀同學，這時慍怒的揚起粗壯的手臂，苯熊似的向我們揮來，我們一鬨而散的跑了。“賀老六好大力！”這快活而響亮的聲音，伴著一陣鬨笑聲，飛向樓外，時隔多年，還在我的耳畔迴響。我們那時學先生的文章，是為了應付考試，背幾段文字，哪裡能懂得其中深刻的含義呢？即便到了高中，雖然有些粗淺的理解，但仍是未得到什麼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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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學之後，我就不再讀先生的文章了，當我沉迷於外國文學之中時，幾乎將先生的文章都忘卻了。我是在大學將近畢業時，才開始走上了寫作的道路的，那時也不懂得寫什麼，不過信手塗鴉而已。直到這時，我也未曾想起先生的文章來，而且聽了一種論調，彷彿先生的文章早已過時、陳舊、落後了。就這樣，魯迅先生的文字，在整整十年裡，幾乎是完全的淡出了我的閱讀視線。只是到了去年，我才再次接觸到先生的文字，不禁大為感慨。原來，正如先生所說，“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容易看得懂。”
看先生的書，是需要有一定閱歷，才可以看懂一些的。雖然我還未到而立之年，閱歷有限，但自從走上文學批評和創作的道路，遭遇到了幾件文場上的事情，對世事人情，也算有了一點了解。此時再讀先生的文章，才覺得先生的話，句句是理，許多自己的心聲，都可以在先生的文章中找到印證。
自從先生的文章問世，已近百年，在世紀滄海桑田的變遷中，先生文章中的思想和觀點，不僅沒有過時，反而顯出不受時代侷限的遠見。世界上最善變的是人心，最不易變的是人性。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人性中的缺點和醜陋，是百年不變的。近些年來，在文場上遇見的一些人，主編、作家、學者給我的印象，讓我再讀先生的文章時，恍然覺得，與先生小說中刻畫的人物，實在是酷似的很。大抵小人，偶然得志，嘴臉都是一樣的，他們雖然穿著講究，談吐時尚。但寫出的文章，觀點卻陳腐不堪，為人處事，更是難以讓人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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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當年以筆為刀，對準國民的劣根性，進行冷靜而大膽的批判。雖過百年，但今日讀來，仍覺得淋漓盡致，大暢人心。可世事流變，作家們卻不僅捨棄了先生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和批判精神。反而以醜為美，對於人性中的醜惡與卑瑣，或欣賞或玩味，將人精神上的劣根性，奉為新奇。不僅在國內以筆墨大肆炫耀，又拿出國外，取悅洋人，以滿足一些國外後殖民者的觀看慾望。轉而拿回一、二獎項，成為文壇顯貴。由此一來，諸多庸俗文人也受到鼓舞，都拿起筆來寫作，一時間文壇充滿烏煙瘴氣。不僅有高雅人士厭惡之，學者博士，也紛紛指摘。就連外國的漢學家，也忍不住說了一聲“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可真謂一石擊起千層浪。有贊成之人，以為大快人心。自然也有反對之人，以維護文壇聲譽。但波過聲息，文壇不久又是死水一潭。直至今天，新舊文壇顯貴，你方唱罷我登場，或同臺競技，或聯袂而舞，看似熱鬧，但不過是小圈子裡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
今天的文壇，有武俠玄幻，言情宮闈，職場官場不一而足。讓人沉迷於想象世界，暢遊虛幻國度，通俗暢銷，也不傷大雅。但有以創作純文學名義標榜的作家，卻在把持文壇、壓抑後進，以一己之私心，阻礙中國文學之發展。有時培養一、二文學新人，以迷惑眾人耳目，而專以寫實為名，廢崇高、去善美；抬庸俗、樂髒醜。使魯迅先生開創的“人”的高貴文學傳統，墮落為非人的惡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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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如見到文壇如此，該作如何想法呢？其實答案早就有了，先生年輕時，所見的文壇，與今天雖然有所不同，但相似之處卻不少。最重要的一點，他們都是非人的文學，我們能從這些文學中看到一個魯迅所說的“真的人”的形象嗎？沒有，那時沒有，現在的文壇也沒有。當今文學，難見真的人。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寫道：“《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己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正是因為當時文壇對文學青年和後進壓抑之深，先生才會有如此置身於荒原的無奈悲涼之感。先生輟筆多年後，直到1915年，出現了《新青年》。1917年，胡適和李大釗倡導文學改良和革命，新文學和文學青年，才有出現的機會。而此時的先生，卻已近不惑之年。在與錢玄同的一番對話後，毅然的又拿起手中筆，在1918年發表了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從此，腐朽的中國文壇中又出現了“人的文學”。之後，以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為主的新文學社團和大批文學青年才陸續出現，中國現代文學逐漸走向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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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過去了，時值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發表九十週年之際，我國剛剛的舉辦了第二十九界奧運會。這次盛會的圓滿成功，向世界中國在經濟科技體育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在國際上樹立了現代中國的嶄新形象，中華民族又一次令全世界所矚目。在我國經濟、科技、軍事、體育等各個方面都突飛猛進的同時，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新的文化，來體現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現代中國之復興。而要讓文學與時代同步，共同前進，就要拋棄脫離時代，扭曲現實，庸俗委瑣的非人的舊文學，作中國二十一世紀，人類新千年的“人的文學”。
魯迅先生說：“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文學青年和廣大文學創作者們，讓我們在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發表九十週年之際，繼承魯迅先生為了真正的人，為人生而寫作的“人”的文學傳統。用我們的筆和心靈，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文壇。為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為了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真誠的、深入的去書寫我們的時代和人生。而這將是對魯迅先生的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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