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李唐繪《晉文公復國圖（局部）》 資料圖片
執政卿是春秋時代最閃耀的文化主體，也是諸子產生的直接上源。《漢書·藝文志》提出“諸子出於王官”說，《淮南子·要略》則謂諸子之學起於“救時之弊”。其實，二說都忽略了春秋執政卿的意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早在士崛起之前，春秋執政卿已經以“據禮論道”的形式開始了“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春秋執政卿：軸心時代的文化主體》，《光明日報》2014年12月23日）。其後，以諸子為代表的士的思想飛躍，就是對執政卿的一種“接著講”，標誌著“據禮論道”的卿大夫文化真正轉向了“救時之弊”的百家之學。循此思路回溯歷史現場，可以發現，春秋執政卿之於諸子的上源意義正體現在：他們從思想、文獻、文學三個方面為諸子時代的到來做好了充足的歷史準備。
一
西周封建秩序崩解之後，春秋時代的政治格局始終處於動盪和變革中。這變局的首當其衝者即是列國執政卿，他們在思考如何修復秩序的良方時，無不將目光聚焦於過去象徵秩序的“禮”本身。執政卿對於禮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對禮義的闡解發微也是他們重要的政治語言。《左傳》對此言之甚詳，魯孟僖子說：“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晉叔向認為禮是“政之輿”（襄公二十一年），又是“王之大經”（昭公十五年），禮不僅是人立身處事的根本，也成了為政的原則方法。對於禮之用，有睿識的執政卿又致力於挖掘其更為豐富的現實功用內涵。晉女叔齊認為，魯侯一味重視儀表的得體整飭實際上是不知禮，真正的禮是能夠持守國家、暢達政令而“無失其民”（昭公五年）。齊晏嬰也認為上下主次的倫理秩序達到周正和諧才是“禮之善物”（昭公二十六年）。執政卿對於禮之內涵的擴充發揚，著眼於其修復政治秩序和倫理規範的功能意義，禮由此成為關乎“天經、地義、民行”的普遍法則。
春秋執政卿又將西周以來的“德”觀念納入禮的範疇，此時的“德”較之西周，更加明確地指人的德性品格與德行操守。《左傳·昭公二年》晉叔向說：“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尊也。”將禮與“忠”“信”“卑”“讓”等人的德目聯繫到一起，人的內在品格訴求成為禮的重要綱目。又，晉主諸侯盟，郤缺認為，有德是主持會盟的必要條件，執政者義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為“德禮”（文公七年）。德禮即是以德行禮，德禮相輔。晉知武子也說：“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襄公九年）禮象徵秩序本身，而德是維護秩序的方法途徑。對德的重視，亦即對人的重視，是執政卿又賦予禮以人文精神的價值導向。
崇禮致用與德禮並申對禮之內涵的突破與發揚，是春秋時代重要的思想現場，三代古禮由此煥發出新的生機，執政卿則是這一思想現場當之無愧的主體。其後諸子的言禮論德，正是沿著春秋執政卿明禮義而務世用的路徑，其本身也正是執政卿這一思想主體的延續。
二
春秋執政卿對於前代典籍文獻進行搜求和整理，既是政治實踐的需要，也是當時普遍的社會風氣。三代以來沉澱積累的典籍文獻中蘊含著豐富的政治經驗與人生智慧，正是此時銳意於國事的執政卿所迫切需要的。無論日常政事中的議論諫說，還是外交聘享中的周旋進退，他們都需要從這些富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典籍文獻中諮取智慧和理據。《左傳·文公六年》載，魯季文子在出聘晉國之前，命人搜求遭喪之禮典文獻以備不虞。同年，士會聘周受辱，返國後當即主持修備禮典之官，聚講三代之禮，也是對禮典文獻的蒐集和整理。魯臧文仲、叔孫豹、晉叔向、魏絳、鄭子產、楚孫叔敖等列國執政卿都曾關注過典籍文獻的整理與纂修。執政卿對典籍文獻十分重視，士會以“德”“行”“政”“事”“典”“禮”六事論楚師，諫荀林父不可與楚敵，因為楚令尹孫叔敖能“擇楚國之令典”，楚人能“用典”“典從禮順”，故不能與之敵（宣公十二年）。在他們看來，對典籍的佔有和詮釋不僅是考量執政卿執政能力的重要尺標，更是映射其軍備國力的重要參照。
執政卿的另一種重要文獻活動，體現在規諫國君、安邦治民的政事言說也往往會稱引大量的經典。從《國語·楚語》載楚國執政卿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可知，當時共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九類文獻形態，這些典籍為當時教育貴胄子弟的必修科目，自然也是執政卿的必修科目，《禮記·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執政卿自幼即傳習這些典籍文獻。揆之《左傳》《國語》，當時被執政卿廣泛諮取徵引的典籍主要為“易”“詩”“諺”“志”等幾類文獻，內容幾乎涵蓋了春秋時代統治階級宗教與世俗秩序層面所有的經典知識成果。這些典籍文獻經過歷史的沉澱而獲得權威性，又藉助執政卿的稱引闡說得以廣泛傳播而獲得新的生命力。
春秋中後期，周室和列國所藏的圖書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損毀，列國尤甚。執政卿出於現實的需要，廣泛搜求和整理當時行將散佚的前代典籍文獻，使其得以保存並傳承。同時，他們在內政外交場合中對這些典籍素材反覆諮取、稱引和闡釋，也從客觀上促成了文獻經典地位的形成與確立。這些經典化的典籍文獻正是後來諸子百家闡述家法、申說道義的思想資源。
三
春秋時代也是中國文學尤其是文章創作發展的重要時代。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以“議論”為科，包“議論”與“諍諫”兩種文體，收近百篇春秋論諫文辭。這些論諫文辭的作者多為執政卿群體，如周之祭公，虢文公，單穆公，衛之石碏、北宮文子，齊之管仲、晏嬰，魯之臧文仲、季文子，鄭子產等。列國執政卿論政言理，據禮說德，或臧否人物，指詰時事，具有很強的政治功用性和現實針對性，執政卿論諫文辭體現出很強的“明義理，切世用”的特點。這些論諫文辭看似矢口陳辭，實則從謀題立意到篇章結構，都經過精心的構思和佈設。為了達到論諫效果，執政卿很重視論說技巧，“情慾信，辭欲巧”，大量純熟巧妙的修辭手法使得論諫文辭說理圓融，意氣盎然，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書牘文書也是執政卿論諫文辭中的一類，姚鼐《古文辭類纂》說：“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以書相遺，其義一也。”只是書牘形諸簡冊，在形式上不同於當面陳辭。《文心雕龍·書記》說：“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範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皆是春秋執政卿書牘文書的典範之作。
深受前代尚言傳統與立言觀念的影響，執政卿更加註重言辭的政治功用，這在客觀上深化了對言辭藝術的探索。以執政卿論諫文辭為代表的春秋文章謀篇精巧而章法井然，說理渾融而辭氣並茂，“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劉知幾《史通·申左》）、“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深刻地影響著戰國諸子的言說觀念與文章創作，也是諸子說理散文的直接上源。孔子引《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評價子產的辭令，進而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對於言與文、文與質關係的探索，也成為諸子文章創作重要的命題與啟示。
錢穆先生說春秋時代是“極混亂緊張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執政卿身處其時，以共同的思想背景、歷史意識、時代使命和文化情感結成了一個擁有相同精神印記的精英群體。執政卿是這場“大動盪”的親歷者，同時又是這場“大風雅”的引領者。後來的戰國諸子，其思想、文學以及文獻儲備，在春秋執政卿這裡都有源可溯，有根可尋。
雅思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帕森斯稱之為“哲學的突破”時期。帕森斯注意到，較之其他幾大文明，中國的“突破”顯得最為溫和。其實，就諸子時代而言，固然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全新時代，卻也絕非簡單的“突破”或“斷裂”。中國歷史的精神命脈從來都是淵源有自、氣血相承的。也正是有了春秋執政卿的歷史準備，諸子的發生也才真正成為可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50］階段性成果。作者：馬世年，系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陽傑，系西北師大文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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