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接著講《春秋》，先進行一下簡單的複習：《春秋》的“微言大義”是由《公羊傳》而來，《公羊傳》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因為漢武帝需要一個能夠服眾的理由，與匈奴展開死磕，關於這一點《公羊傳》對《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的解釋，正是漢武帝所渴求的。
漢武帝與九世復仇
我們將歷史拉回西漢初年，劉邦消滅項羽以後，緊接著就開始了討伐匈奴的戰爭，但是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引以為傲的大漢王朝卻吃了大虧，以至於匈奴人對漢人產生了蔑視，劉邦死後匈奴單于公然向呂后求婚。
這件事情，有點類似於今天中國人看待20世紀初中國遭受的恥辱。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經過“文景之治”後的大漢王朝早已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所以漢武帝一定要痛擊匈奴，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復仇；第二、用國家武力一舉消滅外患，造福後世；第三、宣揚個人及大漢王朝的權威。
不過，為了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要有一個理由。所以公元前101年，漢武帝下詔重提劉邦時代的國恥，之後搬出“紀侯大去其國”九世復仇的《春秋》“微言大義”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也能夠發現為什麼官方意識形態必須要指定教材的原因。試想，在當時如果《左傳》與《公羊傳》處於同樣的位置，那麼就會有人搬出《左傳》對“紀侯大去其國”的解釋來與《公羊傳》進行辯駁。
在《左傳》中“紀侯大去其國”的解釋是：齊國作為東方大國，不停的壓榨周邊的小國，紀國的國君不願意窩囊的屈服於齊國，所以把國君的位子讓給了弟弟，自己則永遠的離開了祖國。
《左傳》與《公羊傳》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居然有如此大的出入，到底誰的解釋更為接近真相呢？並不重要，因為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皇帝的需要。在皇權社會求同存異的事情並不多見，在集權的社會里所有價值觀都趨於一元論，這與我們今天完全不一樣。
漢宣帝的反轉
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戰果，只能說是獲得了一場慘勝，殺敵1000自損800，匈奴雖然戰敗，可是大漢帝國的積蓄也幾乎全部打幹淨，所以一切又產生了變化。
漢宣帝的時候匈奴內部發生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內亂，這是大漢王朝消滅匈奴千載難逢的機遇，可惜當時的時代變了，在打與不打之間，漢宣帝很是糾結了一陣子，打的話又沒有國力，不打又覺得對不起祖宗。
於是漢代名臣蕭望之站了出來，依舊用《春秋》“微言大義”的故事，給眾人講了一個道理，他的選材是：晉士匄（gài）帥師侵齊，至榖（gǔ），聞齊侯卒，乃還。意思是：晉國派遣士匄去攻打齊國，到了榖這個地方，聽說齊國的國君就死了，於是士匄就帶兵回了晉國。
這句話的“微言大義”在於對“還”的理解，按我們的理解：一個將軍把軍隊帶到半路，突然不顧國家利益在沒有請示國君的情況下就私自帶部隊撤退，這肯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蕭望之認為：孔子在作《春秋》的時候，特意的用了“還”字，這是一個好字，用這個字是孔子在表揚士匄不趁人之危的美德。接著蕭望之又說：晉國不趁人之危，所以得到了其他各國的尊重，現在匈奴正在互相殘殺，如果我們派兵去攻打匈奴就是落井下石，在後世的記載裡皇上將成為不仁不義的主君；相反如果我們不去攻打他們，還對他們施行救助，那麼不但匈奴會對大漢朝感恩戴德，四夷也會誇讚大漢的仁義從而誠服於我們。
有了這層邏輯漢宣帝的心情總算是平復了，再也不提九世復仇的故事，反而與匈奴展開了和親，我們中國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就嫁給了當時的呼韓邪單于，漢朝也因此與匈奴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
好了，關於“《春秋》微言大義是如何影響大漢王朝國策的”內容就到此結束吧，今天的內容您只需記住兩點：第一、漢武帝時期大漢王朝國家強盛，所以他利用《公羊傳》的解釋攻打匈奴；到了漢宣帝的時候，大漢王朝的積蓄幾乎被用光，所以漢宣帝完成了一次對匈奴態度的大反轉，其理論依據依舊來自於《公羊傳》；第二、官方意識形態必須要指定教材，完成一元化，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解釋太多，反駁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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