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次春風逐夢過，且彈胡拍賦長歌。
銜杯豈是忘愁者？不醉其如天下何。
平昔山川誰共賞，亂離日月正無多。
幾時江上銷兵氣，好汲安流洗畫戈？
這是明末貢生錢士馨在明朝覆亡後，離開北京返回故鄉時，與友人告別時寫的《飲故人酒詩》，詩中傳遞出一個遺民在經歷亡國離亂後的滿腔愁緒。
錢士馨，字稚拙，嘉興平湖人。他在歷史上是個小人物，因此生卒年月不祥，只知他是崇禎壬午（1642年）的貢生。但他是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再到滿清入主紫禁城這一段歷史的親歷者，他所著的《甲申傳信錄》歷來被認為是對甲申之變記載比較真實細緻的一部筆記。郭沫若於1944年3月19日發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其中也引用了《甲申傳信錄》的內容。
滿清入關後，為了統治中原，大批延攬人才，許多在明朝沒有考中進士的舉人貢生因此做了清朝的官，像清初名臣于成龍等人就在此列，可是錢士馨卻不為所動。揚州八怪之一金農所著《錢士馨事略》是這樣說的：“甲申後不仕，以任俠往來河朔。工書、畫。窮老以死......以補冬官。惟士馨不取。”可見他是一個很有民族氣節的讀書人，寧可窮老而死也不食清粟。
錢士馨品行端正，性格剛直豪邁，喜歡結交豪傑人士。有一次，他們一行五人在隴東慶陽遊獵。黃昏時分，天上下著小雨，突然遭遇五頭猛虎。錢士馨喝到：“不盡殺，何以見諸君勇？”於是，每人各自射出一箭，四頭老虎斃命，只有一頭帶傷逃入樹林，而這一箭是一名少年所射，他立即追上去殺了老虎，割了舌頭回來當信物。歸來飲酒時，錢士馨卻不與這個少年喝酒，他責備說：“發矢不中要害，不足多也!”其豪放和直率可見一斑，以他這種秉性，記錄自己的經歷和見聞時，只能秉筆直書，不會妄言分毫，所以他的筆記有很高的可信度。
事實上，錢士馨著《甲申傳信錄》之目的，就是為了正本清源，廓清事實。
甲申變亂後，遠在江南的士人急於瞭解京城發生的事變，卻又無從瞭解真相，於是各種謠言和猜測四起，一些根據道聽途說來描摹這場事變的文字也廣為流傳，版本有數十種之多。丙戌年（1646）冬天，正在北京的錢士馨看到了一些從江南帶來的關於甲申事變的書籍，覺得其中所述內容謬誤百出，大多是虛妄之言，與他所見事實完全不符。為了儘量還原這段歷史，讓天下人瞭解甲申真相。錢士馨以自己的親歷，再訪問眾多經歷此難的親朋好友，“刊訛謬，芟蕪穢，補闕遺漏”，歷經七年寫成一部書，而這時已是清順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了，這部書就是《甲申傳信錄》。
《甲申傳信錄》共有十篇，內容豐富翔實，許多敘述與《明史》大相徑庭，在他筆下，崇禎帝的一些關鍵行為，與人們在正史中得到印象相比是顛覆性的。
在人們的印象中，崇禎帝的形象是很負面的，他剛愎自用，苛而寡恩，不能知人善任，在社稷傾覆的最後時刻，他的作為更是不堪。
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這描樣寫城破之時崇禎的表現：“朱由檢聽到消息，乘天還未明，企圖逃走。他拋下妻子兒女手提著一支當時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槍，率領十數個還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們都手執利斧(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每人發一支三眼槍。也不明白朱由檢何以眾叛親離到如此程度，身旁連一個追隨的將領都沒有)。朱由檢跑到東華門時，守門的宦官用亂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檢再跑到齊化門，齊化門的守將是朱由檢最親信的朱純臣公爵，朱由檢找到朱純臣的住宅，朱純臣聽說皇帝駕到，這在平時是稀世的榮耀，他會狂奔出來跪在門口迎接，可是現在他下令不準開門。朱由檢再奔向安定門，安定門的守軍已全部潰散，沒有人在那裡，城門封閉的很堅固，朱由檢手下宦官們的利斧也無法把它劈開。這時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曉，大火四起，大順兵團搜索前進的聲音漸漸通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檢只好重返皇宮，在一座名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縊而死。他在自縊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遺書:說賊直逼首都，固是由於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懲罰，但也是群臣誤我。我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髮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這份遺書可能是後人偽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為它充分顯示朱由檢用小動作掩人耳目的伎倆。他把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推到別人身上，自己責備自己品德不足，並不是真心的承認錯誤，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惡。”
通過這段描述，崇禎虛偽怯懦，推卸責任，眾叛親離之下狼狽逃命的形象躍然紙上。
對於明朝的滅亡，後人是痛心疾首的，尤其讓人感到惋惜的是，崇禎沒有遷都，喪失了延續國祚的機會。因此人們認為，此事雖然與東林黨只圖名節不顧社稷，一味橫加阻撓的迂闊行為有莫大關係，但崇禎的優柔寡斷和不敢擔責是最主要的原因。
當時任左中允的李明睿曾多次建議遷都，清順治年間鄒漪所著的《明季遺聞》中有這樣的記載：”李明睿議南遷(正月初三日)，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正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為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從中可見，崇禎是想南遷的，但是他怕大臣們反對，只得作罷。
抱陽生所著《甲申朝史小記》也記載：“二月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曰：‘賊勢大，不可敵，願奉太子南下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範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覆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從這裡可以看到，崇禎很想遷都，但不願意說出來，還要故作國君死社稷的姿態，希望大臣們勸他遷都，給他臺階下，可是得到內閣首輔陳演支持的光時亨卻搬出唐肅宗時擁立太子架空皇帝的舊事，聲嘶力竭地反對南遷，卻又拿不出禦敵對策，崇禎心中極為怨恨，只能痛罵他們是亡國之臣，顯出了一副既想逃命又要立牌坊的猥瑣形象。
然而錢士馨在《甲申傳信錄》中對遷都一事的記載卻截然相反。
比如，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駙馬都尉鞏永固提議南遷，崇禎的態度是“上不聽”。
又如，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明睿、項煜提議南遷，但崇禎卻是“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色漸平。事竟留宮中，不發”。
再如，崇禎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又有大臣提出南遷，崇禎回應稱“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社稷何！”
對於遷都一事，錢士馨雖非朝廷大臣，但非常關心國事，覺得遷都不可行，而且他與李明睿相識，因此專門求見李明睿，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竭力勸阻李明睿不要建議皇帝遷都，聲淚俱下地說：“賊盡得秦隴，晝夜行四五百里，倘繞出畿南以抗警蹕，公將何辭以謝天下？李明睿慚懼。”他是擔心，如果李自成繞過直隸，攔截南遷隊伍，那後果將是李明睿難以承受的。錢士馨又請求：“不如死守以待勤王之兵，先遣太子南行以系人望。”
可見錢士馨對遷都一事的來龍去脈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他也是當事者，因此他的敘述應該是真實的。
從《甲申傳信錄》的記載來看，崇禎根本沒有動過要遷都的念頭，而這種情況其實更符合明朝的傳統，也與崇禎本人的性格比較契合。
明朝號稱“剛明”，《明史》稱其“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兩百多年來，這是明朝不可撼動的政治正確，土木堡之變時徐有貞因主張南遷而落下罵名，于謙說的：“主張南遷者，殺！”已經給以後所有主張南遷的行為定下了調子，崇禎怎麼可能拋棄北方大片領土和祖宗陵寢宗廟逃到南方去?他寧可與社稷一同沉沒也不願揹負千古罵名。而且剛愎自用是崇禎性格中最主要的因素，他不想做的事任憑大臣怎麼勸說也不會聽的，所以“上不聽”最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景。
《甲申傳信錄》的記載並不是孤證，谷應泰著的《明史紀事本末》中也有類似記載，面對大臣遷都的建議，崇禎說：“國君死社稷，恆理也。言遷者欲使朕抱頭鼠竄耶？”
為了表示他絕不遷都的決心，他甚至不允許大臣們再談論遷都之事：“諸臣平日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事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再言。”
關於關於崇禎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皇帝，史料上有許多記載，看起來都是他一味指責大臣，而不自省自己作為一個皇帝應負的責任。比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又如：“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最後他留下的遺言是：“褚臣誤朕矣，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致於此!”
那麼事實真是如此嗎？除了正史記載外，一些當事人的筆記卻提出了另外的觀點，錢士馨的《甲申傳信錄》已經糾正了對遷都一事的傳統看法，而另一個人則讓人們看到了崇禎的另外一種形象，這個人就是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世德。北京城破後，他逃到江南隱居，他和錢士馨不同，由於在錦衣衛任職，對當時朝廷事務介入很深，所瞭解的高層內幕更不是一般人可比。
王世德到江南後，看到民間流傳著許多關於甲申變亂的筆記，這些稗官野史的記事荒謬猥褻，尤其對崇禎皇帝肆意編排詆譭，王世德深感痛心，他覺得自己必須擔起澄清史實，去偽存真，還崇禎以公道，於是他編纂了《崇禎遺錄》，以便“錄其聞見，凡野史之偽者正之，遺者補之。”
他在此書的序中寫到：《崇禎實錄》一本，臣載筆巳。流涕為之敘曰：“嗚呼，先皇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嗚呼，仁儉英敏至於亡國，天乎？其人邪。臣小臣，日侍先皇左右，目擊時艱，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蓋治國必需經濟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故內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亂致治之才，萬不可得。詐貪成習，惟知營私競進，下民其諮而不恤，紀綱日壞而不問，舉天下事付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自娛樂，循資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誅逆璫，斥抑宦官，虛心委任懦臣。而所謂儒臣者類如此，天下事尚可為乎？以致邊疆日蹙，中原盜蜂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圖匡濟。而廷臣方以東林浙黨分門戶，如其黨即力護持之，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務置之死，面國事所不顧。朋比為奸，互相傾軋，使天子徇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日熾。天子孑然孤立，傍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然則國家淪亡，誰之罪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煌煌，諮諏安危大計，而廷臣非慚汗不能言，即囁喔舉老生常談以塞責。間有忠鯁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柄國，威勢振天下。上即位春秋方十七，乃不動聲色剪除之，其才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崇節儉、察吏治、求民瘼種種盛德，又朝野習聞共睹，使得忠臣愛國，才堪辦賊之臣為之輔，君臣一德，將相同寅協恭，則太平何難致。乃不幸有君無臣，卒致身殉社稷，國母就縊，公主手刃。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烈於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喪心之徒，自知難免天下清議，於是肆為誹謗，或曰寵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惜費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而淺見寡聞之士以為信然，遂筆之書而傳於世。臣用是切齒拊心，痛先皇誣衊，又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匹夫失德之主同類並議者，於是錄其聞見，凡野史之偽者正之，遺者補之，名曰《崇禎遺錄》。深慚譾陋不文，不足表彰聖德，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誣，而後之司國史者有所考據焉。”
他在書中明確主張崇禎是一個“仁儉英敏之主”，他所面臨的形勢是“邊疆日蹙，中原盜蜂起”，朝中卻無人可用，那些大臣“詐貪成習，惟知營私競進。”皇帝召對時，他們就“老生常談以塞責。”而東林黨人“朋比為奸，互相傾軋。”只要不是黨徒，就是有天縱之才也會被他們整死。王世德認為明朝敗亡的原因在於“有君無臣”。而那些幹過壞事的人，為了掩飾罪行，就拼命汙衊崇禎，把他描繪成一個無能的暴君和昏君。
王世德提供的是一個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崇禎遺錄》在乾隆時期被大量焚燬，這證明此書透露了清朝不願意讓世人知道的歷史真相，因而要將其毀滅，而這更凸顯了其內容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其實，敵人對崇禎的評價也很能說明問題，李自成在《登極詔》中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可見他也認為崇禎不是個壞皇帝，而那些大臣都是些只謀私利不顧公義的小人。
錢士馨的《甲申傳信錄》，王世德《崇禎遺錄》，李自成的《登極詔》都認為崇禎是個好皇帝，而他們或是崇禎的臣子，或是他的敵人，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稱讚崇禎，卻貶斥那些大臣，絕不會是偶然的，因此崇禎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也絕非推脫責任的妄言。事實上那些大臣也確實不堪，那個在朝堂上大義凜然阻止南遷的光時亨，北京城破後就投降了大順，這樣的人不是亡國之臣又是什麼?
《甲申傳信錄》和《崇禎遺錄》都只是遺民筆記而非正史，卻揭示了歷史真相，所以，相比較正史，魯迅更願意信野史，相比較正論，他也更相信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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