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次春风逐梦过，且弹胡拍赋长歌。
衔杯岂是忘愁者？不醉其如天下何。
平昔山川谁共赏，乱离日月正无多。
几时江上销兵气，好汲安流洗画戈？
这是明末贡生钱士馨在明朝覆亡后，离开北京返回故乡时，与友人告别时写的《饮故人酒诗》，诗中传递出一个遗民在经历亡国离乱后的满腔愁绪。
钱士馨，字稚拙，嘉兴平湖人。他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因此生卒年月不祥，只知他是崇祯壬午（1642年）的贡生。但他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再到满清入主紫禁城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所著的《甲申传信录》历来被认为是对甲申之变记载比较真实细致的一部笔记。郭沫若于1944年3月19日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其中也引用了《甲申传信录》的内容。
满清入关后，为了统治中原，大批延揽人才，许多在明朝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贡生因此做了清朝的官，像清初名臣于成龙等人就在此列，可是钱士馨却不为所动。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著《钱士馨事略》是这样说的：“甲申后不仕，以任侠往来河朔。工书、画。穷老以死......以补冬官。惟士馨不取。”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读书人，宁可穷老而死也不食清粟。
钱士馨品行端正，性格刚直豪迈，喜欢结交豪杰人士。有一次，他们一行五人在陇东庆阳游猎。黄昏时分，天上下着小雨，突然遭遇五头猛虎。钱士馨喝到：“不尽杀，何以见诸君勇？”于是，每人各自射出一箭，四头老虎毙命，只有一头带伤逃入树林，而这一箭是一名少年所射，他立即追上去杀了老虎，割了舌头回来当信物。归来饮酒时，钱士馨却不与这个少年喝酒，他责备说：“发矢不中要害，不足多也!”其豪放和直率可见一斑，以他这种秉性，记录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时，只能秉笔直书，不会妄言分毫，所以他的笔记有很高的可信度。
事实上，钱士馨著《甲申传信录》之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廓清事实。
甲申变乱后，远在江南的士人急于了解京城发生的事变，却又无从了解真相，于是各种谣言和猜测四起，一些根据道听途说来描摹这场事变的文字也广为流传，版本有数十种之多。丙戌年（1646）冬天，正在北京的钱士馨看到了一些从江南带来的关于甲申事变的书籍，觉得其中所述内容谬误百出，大多是虚妄之言，与他所见事实完全不符。为了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让天下人了解甲申真相。钱士馨以自己的亲历，再访问众多经历此难的亲朋好友，“刊讹谬，芟芜秽，补阙遗漏”，历经七年写成一部书，而这时已是清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了，这部书就是《甲申传信录》。
《甲申传信录》共有十篇，内容丰富翔实，许多叙述与《明史》大相径庭，在他笔下，崇祯帝的一些关键行为，与人们在正史中得到印象相比是颠覆性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崇祯帝的形象是很负面的，他刚愎自用，苛而寡恩，不能知人善任，在社稷倾覆的最后时刻，他的作为更是不堪。
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这描样写城破之时崇祯的表现：“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大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通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说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
通过这段描述，崇祯虚伪怯懦，推卸责任，众叛亲离之下狼狈逃命的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明朝的灭亡，后人是痛心疾首的，尤其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崇祯没有迁都，丧失了延续国祚的机会。因此人们认为，此事虽然与东林党只图名节不顾社稷，一味横加阻挠的迂阔行为有莫大关系，但崇祯的优柔寡断和不敢担责是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任左中允的李明睿曾多次建议迁都，清顺治年间邹漪所著的《明季遗闻》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日)，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南昌人，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至是召对德正殿。上问御寇之策，明睿请屏左右密陈，趋进御案。言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上四顾无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宜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将坐汝。’上还宫，赐宴文昭阁。及太原陷，明睿复疏劝，上深许之。下部速议，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参为邪说，言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时亨阻朕南行，本应处斩，姑饶这遭。’然而南迁之议寝矣。”从中可见，崇祯是想南迁的，但是他怕大臣们反对，只得作罢。
抱阳生所著《甲申朝史小记》也记载：“二月辛卯，督师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驾南迁，曰：‘贼势大，不可敌，愿奉太子南下愿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对平台，谕阁臣曰：‘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复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上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从这里可以看到，崇祯很想迁都，但不愿意说出来，还要故作国君死社稷的姿态，希望大臣们劝他迁都，给他台阶下，可是得到内阁首辅陈演支持的光时亨却搬出唐肃宗时拥立太子架空皇帝的旧事，声嘶力竭地反对南迁，却又拿不出御敌对策，崇祯心中极为怨恨，只能痛骂他们是亡国之臣，显出了一副既想逃命又要立牌坊的猥琐形象。
然而钱士馨在《甲申传信录》中对迁都一事的记载却截然相反。
比如，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驸马都尉巩永固提议南迁，崇祯的态度是“上不听”。
又如，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明睿、项煜提议南迁，但崇祯却是“上反复观之，怒甚，少间，色渐平。事竟留宫中，不发”。
再如，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又有大臣提出南迁，崇祯回应称“朕方责诸臣以大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谓社稷何！”
对于迁都一事，钱士馨虽非朝廷大臣，但非常关心国事，觉得迁都不可行，而且他与李明睿相识，因此专门求见李明睿，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竭力劝阻李明睿不要建议皇帝迁都，声泪俱下地说：“贼尽得秦陇，昼夜行四五百里，倘绕出畿南以抗警跸，公将何辞以谢天下？李明睿惭惧。”他是担心，如果李自成绕过直隶，拦截南迁队伍，那后果将是李明睿难以承受的。钱士馨又请求：“不如死守以待勤王之兵，先遣太子南行以系人望。”
可见钱士馨对迁都一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他也是当事者，因此他的叙述应该是真实的。
从《甲申传信录》的记载来看，崇祯根本没有动过要迁都的念头，而这种情况其实更符合明朝的传统，也与崇祯本人的性格比较契合。
明朝号称“刚明”，《明史》称其“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两百多年来，这是明朝不可撼动的政治正确，土木堡之变时徐有贞因主张南迁而落下骂名，于谦说的：“主张南迁者，杀！”已经给以后所有主张南迁的行为定下了调子，崇祯怎么可能抛弃北方大片领土和祖宗陵寝宗庙逃到南方去?他宁可与社稷一同沉没也不愿背负千古骂名。而且刚愎自用是崇祯性格中最主要的因素，他不想做的事任凭大臣怎么劝说也不会听的，所以“上不听”最符合当时的真实情景。
《甲申传信录》的记载并不是孤证，谷应泰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也有类似记载，面对大臣迁都的建议，崇祯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为了表示他绝不迁都的决心，他甚至不允许大臣们再谈论迁都之事：“诸臣平日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事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再言。”
关于关于崇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料上有许多记载，看起来都是他一味指责大臣，而不自省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应负的责任。比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又如：“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最后他留下的遗言是：“褚臣误朕矣，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致于此!”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除了正史记载外，一些当事人的笔记却提出了另外的观点，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已经纠正了对迁都一事的传统看法，而另一个人则让人们看到了崇祯的另外一种形象，这个人就是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北京城破后，他逃到江南隐居，他和钱士馨不同，由于在锦衣卫任职，对当时朝廷事务介入很深，所了解的高层内幕更不是一般人可比。
王世德到江南后，看到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甲申变乱的笔记，这些稗官野史的记事荒谬猥亵，尤其对崇祯皇帝肆意编排诋毁，王世德深感痛心，他觉得自己必须担起澄清史实，去伪存真，还崇祯以公道，于是他编纂了《崇祯遗录》，以便“录其闻见，凡野史之伪者正之，遗者补之。”
他在此书的序中写到：《崇祯实录》一本，臣载笔巳。流涕为之叙曰：“呜呼，先皇以仁俭英敏之主，遭家不造，忧勤十七载，卒以亡。呜呼，仁俭英敏至于亡国，天乎？其人邪。臣小臣，日侍先皇左右，目击时艰，知祸所从来，非无故矣。盖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故内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乱致治之才，万不可得。诈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下民其咨而不恤，纪纲日坏而不问，举天下事付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自娱乐，循资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诛逆珰，斥抑宦官，虚心委任懦臣。而所谓儒臣者类如此，天下事尚可为乎？以致边疆日蹙，中原盗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图匡济。而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置之死，面国事所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轧，使天子徇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辗转相循，贼势日炽。天子孑然孤立，傍徨无所措，而宗社随之。然则国家沦亡，谁之罪也？每召对大臣，窃闻天语煌煌，咨诹安危大计，而廷臣非惭汗不能言，即嗫喔举老生常谈以塞责。间有忠鲠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识时务，不可用，臣窃恨之。且夫魏珰柄国，威势振天下。上即位春秋方十七，乃不动声色剪除之，其才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灾、遵祖训、勤经筵、崇节俭、察吏治、求民瘼种种盛德，又朝野习闻共睹，使得忠臣爱国，才堪办贼之臣为之辅，君臣一德，将相同寅协恭，则太平何难致。乃不幸有君无臣，卒致身殉社稷，国母就缢，公主手刃。呜呼，从来死国之烈，未有烈于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自知难免天下清议，于是肆为诽谤，或曰宠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贪财惜费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国之咎归之君，冀宽己误国之罪，转相告语。而浅见寡闻之士以为信然，遂笔之书而传于世。臣用是切齿拊心，痛先皇诬蔑，又惧《实录》无存，后世将有匹夫失德之主同类并议者，于是录其闻见，凡野史之伪者正之，遗者补之，名曰《崇祯遗录》。深惭谫陋不文，不足表彰圣德，聊备实录万一，庶流言邪说有以折其诬，而后之司国史者有所考据焉。”
他在书中明确主张崇祯是一个“仁俭英敏之主”，他所面临的形势是“边疆日蹙，中原盗蜂起”，朝中却无人可用，那些大臣“诈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皇帝召对时，他们就“老生常谈以塞责。”而东林党人“朋比为奸，互相倾轧。”只要不是党徒，就是有天纵之才也会被他们整死。王世德认为明朝败亡的原因在于“有君无臣”。而那些干过坏事的人，为了掩饰罪行，就拼命污蔑崇祯，把他描绘成一个无能的暴君和昏君。
王世德提供的是一个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崇祯遗录》在乾隆时期被大量焚毁，这证明此书透露了清朝不愿意让世人知道的历史真相，因而要将其毁灭，而这更凸显了其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其实，敌人对崇祯的评价也很能说明问题，李自成在《登极诏》中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可见他也认为崇祯不是个坏皇帝，而那些大臣都是些只谋私利不顾公义的小人。
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王世德《崇祯遗录》，李自成的《登极诏》都认为崇祯是个好皇帝，而他们或是崇祯的臣子，或是他的敌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崇祯，却贬斥那些大臣，绝不会是偶然的，因此崇祯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也绝非推脱责任的妄言。事实上那些大臣也确实不堪，那个在朝堂上大义凛然阻止南迁的光时亨，北京城破后就投降了大顺，这样的人不是亡国之臣又是什么?
《甲申传信录》和《崇祯遗录》都只是遗民笔记而非正史，却揭示了历史真相，所以，相比较正史，鲁迅更愿意信野史，相比较正论，他也更相信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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