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軍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4年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博士學位；1994年至2001年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獲終身教職；2002年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從副教授晉升為教授並獲博士生導師資格；2005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研究重點為涉及公共健康領域的社會和政策議題。先後擔任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理事等職。
今天我將要與大家討論，我們將如何面對老去。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實證研究——清華大學養老研究團隊在9年前組成，一開始是做中國農村老年人心理危機干預行動研究。就這個問題，我們深入中國農村調查，一共走到了38個村，將19個村作為干預村，19個村作為對照村，展開心理危機干預研究。
居民在江西省高安市筠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下棋。新華社發
養老形勢面臨挑戰
目前我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首先，在時間軸來看，縱觀世界範圍內，65歲以上人口從7%增到14%的時間，在法國用了115年，在英國是47年，在日本是24年，而聯合國人口基金曾推測，中國實現老年人口翻番的將會是26年。另一方面，我也計算了一下，中國2018年65歲以上老年人的增長率是0.8%，2017年是0.5%，2016年是0.4%，按照這個速度，可能只需要三四年就到達了老年人口比例翻番的時間。
人口老齡化過程來勢兇猛，結果導致我們面臨著諸多的養老問題。政府目前已經做出了一系列安排，但我認為可能還不一定能夠趕上老齡化速度。按照城市規劃，90%老人在家裡由孩子照顧，6%老年人得到一定程度的社區關懷，4%老年人住在養老機構。在農村，老人幾乎百分之百在家裡養老。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家庭養老都面臨挑戰。目前70%大中城市的老年人家庭屬於空巢家庭，農村留守老人有1600萬，另外全國還有4000多萬失能老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社會化養老實屬必要。然而，目前大多數養老機構不接收失能老人，或者還不具備接收失能老人的條件。我們從全國“養老網”收集的數據顯示，能夠接收失能老人長期照料的床位不到100萬張。更主要的問題是，目前只有不到5%的養老機構是“醫保定點”單位。不是“醫保定點”，就意味著不能報銷。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社會對養老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我們在一次抽樣調查中，曾經問到居家養老的老人想不想以後搬到養老院生活，在農村，幾乎所有老年人回答說不會搬到養老院生活，因為如果自己搬去，鄰居別人家就會笑話自己家庭，認為這是兒女不孝的結果。在城市，面對同樣的問題，僅有一成的老年人回答自己會去。但是，我們將問題改成，假如你在有身心需要、生活需要時，會不會搬到養老院？這個回答中的願意比例就上去了，將近一半的老年人表示自己在需要時也會希望搬到養老院。但是，我們現在的養老院大多不能提供具有醫護功能的長期照料，因此養老事業發展也面臨挑戰。20個世紀50年代，農村普遍建立了敬老院，對象是無子女的和殘疾老年人，主要是提供一張床、三頓飯，還談不到精心照料。城市社會福利院在創建之初，針對“三無”老人，也還是提供一張床和三頓飯。後來不斷出臺新政策，對長期照料卻沒有硬性規定，導致養老機構缺乏醫護功能。
1月2日，農曆臘月初八，河北大城縣幫德美養老康復中心的工作人員為老人們送上臘八飯,喜迎傳統臘八節。新華
應對老齡化的積極模式
雖然面臨嚴重挑戰，但是我認為，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也可以是積極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已有的四個應對老齡化的積極模式進行了研究。第一個是我們與中南大學合作，在科技部和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支持下完成的“幸福守門人”研究。“幸福守門人”模式於2019年進入了國家衛健委發起的全國老年人心理關愛項目，被列為項目的心理干預手段之一。衛健委在全國選擇了1600個城市社區、320個農村社區推廣“幸福守門人”模式，尤其是四個科學工具：孤獨量表、抑鬱量表、身心健康簡表和社會支持量表。當初，我們在農村就是用這些量表做心理危機篩查，發現大多數農村老人實際是處在第一個危險之中，也就是孤獨而不是嚴重抑鬱。孤獨帶有普遍性，但大部分農村老人是健康的，另外有一部分人是臨界點人群，只有極少部分人需要治療類的特殊關愛。為了防止健康的老年人未來走向臨界點，為了防止那些臨界點的人群變為高危人群，我們設計了“幸福守門人”模式金字塔組織結構，與地方官員配合工作，劃出區片，在每個區都有幫助農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同時動員鄉村醫生、社區積極分子以及社工，一起來關心留守老年人。模式的基本原則是防止老年人心理危機，主要是需要實現：老年人之間能夠互動，能夠互助，做到情感互惠。之所以最後落在情感互惠，就是考慮到有了親和力，社會才變得有溫度。
第二個模式是時間銀行。目前，中國已經有三十多個城市成立了旨在幫助老年人的時間銀行。最早發明時間銀行的人是美國律師愛德華·科恩。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看到很多黑人失業，包括律師、水暖工、護士、理髮師、教師。他覺得，這些人雖然沒有收入，也沒有工作了，但是可以用勞動交換方式彼此受益。勞動交換可以用時間計算儲蓄，所以他發起Time Dollar行動，也就是將“時間美金”體現在勞動交換中。在日本，水島旭子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倡導一種類似的時間銀行，動員相對年輕的比較健康的老人去幫助那些高齡體弱的老人，用適老服務時間作為儲蓄積分。我國的時間銀行與日本的非常相似，比如蘇州的楊枝模式，也是以勞動時間計算，洗衣服的時間、送水的時間、談心的時間都可以存於時間賬戶，將來就可以兌換成別人對自己的服務。最重要的是，楊枝模式證明了，勞動時間的兌換，是一種可以形成老人互助風尚的催化劑。
楊枝時間模式需要熟人社會，楊枝社區是工廠社區，經過當地幾十年的積累，有信任基礎。相比之下，廣州的南沙時間銀行有所不同，它是針對陌生人社會。由地方政府興辦的南沙時間銀行，一方面仍然鼓勵相對年輕的老年人幫助那些更高齡的老年人，另一方面通過榮譽性的激勵（如一枚勳章）和物質性激勵（如一瓶香油），鼓勵當地青年人參加到關愛老年人的行動之中。有鑑於南沙時間銀行的物質性獎勵低於勞動時間的市場價值，所以它提供的服務仍然屬於社會奉獻的範疇。
第三個模式是“老人會”。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類似模式的組織。比如在明清兩代，當時太監們養老的方式就是形成兄弟結和師徒結，在宮裡攢錢以後，他們在外面建立太監廟用來養老，當時在北京西山就有十幾座養老的太監廟；而所謂形成師徒結，就是在宮裡不斷培養小太監來供養已經搬到外邊的老太監。歷史上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廣東順德地區的“自梳女”。這些女性年輕的時候到南洋打工，給自己存下一筆積蓄，從南洋回來以後，她們或不結婚或不落夫家，彼此通過建立金蘭結和師徒結，在一起生活直到老去。另外，在中國傳統中也有一些老年會（俗稱白帽會、祝壽會、長壽會等）。其實，早在秦代就有老人會出現，老人會在歷史上主要功能是敬老、賀壽、舉喪。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民間傳統。我最近拿到了浙江地區一個老人會的年支出清單，有一項相對歷史而言的新增支出大項，那就是福利探病。
第四個是“病友會”，我認為這也是促進積極老齡化的社會組織。清華大學王思萌、王劍利、侯瑩和曾繁萍四位青年學者分別完成的人類學研究涉及了目前的三種病友會：抑鬱症患者QQ群、糖友會、抗癌組織。王思萌的抑鬱症病友組織研究針對一個400多人的QQ群，其中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參與者在線上互相交流如何抵抗抑鬱症、如何就醫、如何服藥。根據王劍利的研究，由糖尿病患者組織的“糖友會”在國內也非常發達，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有糖友會，一些醫院也有，糖尿病病人通過QQ群組織在一起進行學習、相互鼓勵，敦促服藥、堅持鍛鍊。侯瑩和曾繁萍研究針對的抗癌組織，包括被北京市民政局評為社會團體標兵的抗癌樂園。有人也許會問，抗癌樂園病友會是否能真正抗癌，至少從參加抗癌樂園的人們來看，他們相信這是有作用的，這是因為他們組織在一起開展體育鍛煉，倡導遵從醫囑，同時在困難時刻相互安慰。我認為，在任何抵禦疾病的過程中，這三個條件都非常重要。
在福建省建甌頤養中心，老人們歡迎新成員加入合唱隊。新華社發
迎接安寧療護
在我們積極面對如何老去的問題之後，緊接著就自然而然地要面對如何離去的問題。
坦率來說，面對辭世，我們很多人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感自從有了人類一直存在。在古代惡性傳染病氾濫的時代，人類辭世的過程很短，如今的慢病時代則不然，這個過程被延長了，由此帶來一個辭世質量低下的大問題。在我國也是如此，比如，有外媒在2015年對有關全球人類辭世質量的調查，這個調查有80個國家參加，中國排在第71位。這個排序，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國的安寧療護事業不發達。安寧療護也稱為臨終關懷、末端期關懷或者姑息治療。國內現在固定的說法是從臨終關懷過渡到安寧療護。辭世質量國際排名的評估，首先考量安寧療護的需求有多大，另外也要考量安寧療護的機構能力有多大，在這方面我們當時丟分太多。安寧療護最主要的三個特徵是緩解軀體的疼痛、減少精神的困擾和疏導心理的情緒。在我國，安寧療護事業剛剛起步。根據中國衛生年鑑，2018年全國安寧療護機構有276家。另據國家衛健委老齡司統計，2018年全國接受安寧療護的患者共28.3萬人。考慮到我國每年有200多萬癌症患者辭世，再加上因慢性病辭世的人們，為28.3萬患者提供安寧療護，目前還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
所幸的是，自從2017年國家啟動了第一批安寧療護試點，2019年第二批試點啟動，已經開始把安寧療護病床、病房、中心制度在全國76個城市推廣。
為了論證安寧療護的必要性，清華大學和山東大學聯合完成了一項臨終期癌症患者生命質量研究。所有病人中，癌症患者最需要安寧療護。近年來，我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350多萬，男性癌症發病率前三位的分別是胃癌、肺癌、肝癌，女性癌症發病率前三位分別是乳腺癌、肺癌、腸癌。在我們的研究中，男女癌症患者共776人，平均年齡64歲，這意味著大多數患者是中老年人。在我們的樣本中，76%的癌症患者是農村居民。
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大多數農村癌症患者最後離去是在家裡。在我們的樣本中，他們的兩年存活率僅僅在15%上下。這意味著，他們被查出癌症的時間太晚了。還有一個發現也耐人尋味，那就是在西部地區，癌症治療的費用反而更高，因為西部需要從發達地區請大夫去做手術。藥品、器材、人才從東南沿海向西部流動的中間環節也會增加費用。在最後三個月的醫藥費用支出上，假如一個人最後在醫院離去，那麼費用最高的要花費10萬元左右，假如在家中離去，費用最低的也要花費3萬元左右。災難性支出的問題也值得關注。災難性支出有三個判別標準，即由於患有癌症，落在貧困線之下、借錢支付醫藥費、短期內很難償還，這個比例無論城鄉都超過94%。在我們的調查中，花得最多的是一個農村中學校長，最後3年到處看病，花了5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樣本顯示，70%的癌症末期患者無法平靜地與大夫討論自己的病情，也無法和親人討論自己的身後事，原因通常是比較嚴重的疼痛問題。在我們研究涉及的患者中，感到相當疼痛和非常疼痛的患者比例佔62%。最後於家中辭世的農村患者，有近1/3感到無比疼痛。
不同於“安樂死”，安寧療護致力於在減少患者身體病痛的同時平靜他們的內心，最終幫助患者從容、有尊嚴地離去。
回顧歷史，安寧療護運動起源於英國，由一個英國護士發起。她在護理的過程中先後愛上了兩個病人，當她看到自己的兩個戀人因癌症非常痛苦地去世，她就開始學習疼痛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就建立了一家安寧療護中心，現在那裡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安寧療護中心之一。隨後，很多國家開始效仿這種行為。目前全球有1.6萬家安寧療護機構，每年有2000多萬人需要姑息治療。我們國家比較早做這個工作的是北京松堂醫院。這家醫院實際是一家純粹的臨終關懷機構。
在死亡質量全球排在第一位的英國，安寧療護走向了社會化道路。2016年英國有60萬人死亡，其中45萬人的死因屬於慢病。在這45萬人中，有20萬人得到安寧療護，其中將近14萬人是在家庭和社區診所獲得安寧療護的。英國的安寧療護實現社會化，是因為有一支由退休護士和志願者組成的社工隊伍，能夠從事護理工作志願者共12萬人，因此能夠實現面對20萬患者的安寧療護。在英國的醫療單位評比中，與重症醫院、精神衛生中心、全科醫生診所相比，安寧療護機構得分最高，照顧生命最後一程的醫護單位居然評為第一，可見有質量的安寧療護，是有可能做到的。
我國目前對安寧療護也在積極探索，這幾年有幾種安寧療護模式。第一個是李義庭模式，他設想在每個城市建立一個安寧療護指導中心，在社區建立分中心，由分中心在家庭建立安寧療護病床。現在上海市已經開始試點，有兩個大中心，下面有20個分中心。李義庭模式最低的醫護要求是止痛。第二個是施榕模式。施榕觀察到中國農村空心化問題，鑑於很多農村只有老人，所以建議培訓鄉村醫生學會安寧療護技能；第三個模式是由一家基金會做的寧養模式。在32家醫院的支持下，培養了一批社會工作者。這些人是學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同時他們多少要學一點醫學，以便介入安寧療護。第四種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咖啡館模式。例如，昆明一家醫院專門設立了死亡咖啡廳，也就是方便醫生回答病人家屬問題的固定空間，這種行為，重要的是家屬把死亡問題拿到小眾公共空間討論，可以實現大家相互交流並彼此安慰。
關於“優逝”的爭議
最後談談，何為“優逝”？這個是比較有爭議性的話題，個體在時代之下的差異性較大，我的觀點，只能作為一種參考，供大家討論。
首先討論一下傳統的回答。按照潘光旦先生1941年的說法，中國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有三大訣可以幫助人們戰勝恐懼和遺憾。第一訣是立德、立功、立言。告訴臨終者有這三方面的成就，或者自己就知道已經實現了“三立”，可以消除對死亡的恐懼。立德，我覺得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立功、立言比較難。第二訣是有關血脈傳承的信念，也就是潘先生所說人生的寬慰有可能來自基因的延續。第三訣是魂魄永存的信仰，等等。
現代社會對何為優逝的回答是什麼？第一是使用現代的醫學技術減少具體疼痛，應該說，目前現代醫學已經能將人極致的疼痛減少80%。第二是藉助現代心理學幫助患者穩定情緒。但是我覺得最最重要的，是第三條，也就是充分尊重患者個體的自主權和決定權——傳統的死亡觀顧及他人和集體。比如，在農村，一些老人得病之後，家裡人即使知道已經於事無補，也一定要送到醫院，以便完成一次近乎儀式化的治療，因為在傳統的觀念中，如果沒有這個儀式化治療，那麼就代表著子孫是不孝的。這種對老人的方式，實際上是考慮到了社區、家庭的需求，有為了名譽的考慮，但我認為，這樣的方式並沒有完全顧及當事人的主觀性和自主權。
這方面我介紹一下我的觀察。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和他父親都是教授。他的父親曾經說，臨終不要給他插管呼吸搶救，但他昏迷時，醫生還是插管了，他醒來後指著管子表示插上管子再不能跟家人說話。老人本來希望走之前跟家人說話、與老伴說話，但是最後他很遺憾沒有實現這些想法。而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她的父親得了癌症，到晚期之後，老人回到家鄉醫院保守治療，用充足的清醒時間安排了身後之事。包括葬禮怎麼做、宴席怎麼開、親戚朋友什麼時候到，等等。最後到了離去的那天，老人在醫院對家人說：我要走了，把我抬回家，給我穿上我該穿的衣服，把我放在我應該躺的床上。最後老人安詳辭世。
從社會的研究角度來審視這兩起個案，對於前者，我認為這是一種比較痛苦的辭世。後者則是相對有尊嚴的離去。我的觀點是，在法律法規允許、實際條件許可的前提下，儘量避免那些比較痛苦和折磨的“野蠻死亡”，儘量爭取後者這種個體離去時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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