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官司似乎不那麼準確，其實就是兩個人的一場筆戰，最後並未對簿公堂。論戰雙方都是絕對的名人，起因是由於著名作家孫犁先生的一篇短文，時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
1992年初，賈平凹先生正籌備創辦《美文》雜誌，就寫了一封信並派專人到天津向孫犁先生約稿。賈先生那時操弄小說、散文，雙管齊下，已在文壇嶄露頭角，但跟孫犁先生這樣文壇重量級的人物比當然還是嫩角色。所以如今他自己要創辦雜誌，請孫犁先生哪怕只寫幾句話來給刊物增光添色也在情理之中。孫犁先生也一直看好賈平凹，在我的印象裡，孫先生曾專門撰文評論過賈平凹的散文成就。孫犁先生就給賈平凹寫了一封回信，談到時下的散文創作，其中說了這樣幾句話：“ .....我仍以為，所謂美，在於樸素自然。以文章而論，則當重視真情實感，修辭語法。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規範，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談美文！例如這樣的句子：未必不會不長得青枝綠葉。他本意是肯定，但連用三個否定詞，就把人繞糊塗了....”就是這幾句話，尤其是順手摘引南方某報副刊散文作品的那句“未必不會不長得青枝綠葉”一句，讓已經八十高齡的孫先生“攤上大事兒了”。
賈平凹把孫先生談散文創作的信原封未動在《美文》創刊號上發表了，國內有影響的文學類報刊又相繼轉載，這就使“青枝綠葉”的那位作家看了十分不爽，在近三年的時間裡多次撰文反駁孫先生，由“病句”的討論演變為人身的攻擊，不依不饒,並且偏偏要拿去天津的報刊發表。諸如罵孫犁先生是“九斤老太”“下樓腿軟，迎風流淚”“你的風光已經過了，不服氣不行”“要麼回家，要麼閉嘴”之類，使孫犁先生不堪其擾。面對另一方喋喋不休的辱罵，孫犁先生忍無可忍，三年後陸續撰寫《病句的糾纏》《 當代文事小記 》《 文場親歷記摘抄 》 《 我和青年作家 》《 反嘲笑 》 等文章進行反駁 ，並且不無傷感地寫道：“偶然指出他的一個病句，便怒火沖天，連續寫文章，攻擊人家。整整三年了，還未停止”，“這並不是文學規律發生了變化，而是作家素質和觀念，發生了變異”；“當我看到第一次攻擊我的文章時，以為究竟是個作家，好面子，發洩一下，也是應該的，我就沒有說話。” 針對對方說的“你的風光已經過了，不服氣不行”，孫犁先生說，“我沒有好風光，談不上過去不過去。我的文學之路，是戰爭的路，是飢寒交迫，風雨交加，槍林彈雨的路。不是出入大酒店，上下領獎臺的短促的路。”“回顧一生，巡視周圍，自己好像總是處於中間狀態，或稱中庸，或稱中流，或稱中等。仰望浮雲，俯視流水，無愧於己心，無怨於他人。”
這一場筆戰下來，孫犁先生黯然神傷，精力和體力透支，表現出他一生中少有的憤激和失望，並從此斷然封筆，直到去世不曾再寫隻字。我記不清最初讀到《病句的糾纏》等幾篇反駁文章是在《人民日報》還是《光明日報》的副刊了，當時有點雲裡霧裡，搞不清論戰的另一方是誰，因為孫犁先生一直沒有直接說出那個作家姓甚名誰。很長一段時間裡，幾個文友說起這事都誤以為孫先生是跟賈平凹論戰。直到前幾年，我和孫犁研究專家段華博士在博客上偶爾互動，有一次我給他發了紙條很冒昧地問他:“當年和孫犁先生筆戰的到底是誰？”他乾脆地回了三個字：李國文。我不禁啞然失笑。李先生在80年代就成名了，以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成為茅盾文學獎得主，《花園街五號》也風行一時，直到現在他的書還賣得很火。到了90年代，李先生也是耳順年齡的人了，與孫先生又向來沒有交集和宿怨，不知因何為了一個病句大動干戈，出言不遜。是像孫先生說的名作家“好面子”還是素質和觀念“發生了異變”？真還不大好說。但這件事有一個事實很清楚，李先生的論辯文字人們只記住了他對孫先生羞辱的話，而孫先生的話到如今還有著警示意義：“現在有的人就聰明多了，即使已經進入文藝圈的人，也多已棄文從商，或文商結合；或以文沽名，而後從政；或政餘弄文，以邀名聲。因而文場蕪雜，士林斑駁。干預生活，是干預政治的先聲；擺脫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煙幕。文藝便日漸商賈化、政客化、青皮化 。”
段華博士真不愧為孫犁先生的入室弟子，性格層面頗有先生的神韻。近年來天津出版的《文學自由談》雜誌每期頭題基本被李國文先生“霸佔”著，動輒萬言，口若懸河，論辯或詭辯的勁頭不遜當年。段博士本來也編過這本“自由談文學”的雜誌，現在連看都不看一眼了。（2018年4月4日《松原日報·讀書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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