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原文
晏起。飯後走梅世兄處，明日渠扶櫬南歸，今日走去探問一切。旋至許世叔處送行。又至周華甫之母處拜壽。又至胡潤芝處，問伊扶櫬歸葬事宜。胡送餘《陶文毅公全集》二部。又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時餘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艮峰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閒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唐浩明評點
道光二十年，三十歲的曾國藩再次來到北京，參加翰林院的散館考試。兩年前，經過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讀，七次考秀才、一次考舉人、三次考進士的坎坷經歷，曾氏終於考上進士，並點了翰林，成為那個時代最令人羨慕的幸運兒，並因此徹底改變他本人以至他那個“五六百年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的曾氏家族。
曾氏順利通過散館考試，被分發在翰林院做一個從七品的檢討。從七品固然銜小，檢討也固然位卑，但翰林院可是個“儲才養望”的大好之地，朝廷中的大學士、尚書、侍郎，地方上的巡撫、藩司、臬臺，絕大部分從這裡走出。瞻望前程，真個是美好無限。何況翰林素有“天子文學侍從”的美譽，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近皇帝。一個生在偏僻鄉村、世代務農的草根野民，能有如此出息，這是何等的不容易！
科舉的勝利，也讓這個素有大志不甘平庸的青年，平添一股強烈的自信與自許的情懷，以做國家棟梁為期待，並“遂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黎庶昌：《曾國藩年譜》）。
這“澄清天下”，就是儒家信徒的最高目標——平天下。要實現這個目標，得有一個完整的程序。這個程序即《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儒家聖賢看來，一個人先得把自身修煉好，然後再把家整治好。古代家庭一般三代同堂，許多人家第二代兄弟數人，即便娶妻生子亦不分家，十多二十口人在一起生活，要治好家亦不易。治好家後再把所從事的公務辦好，最後才談得上澄清天下。修煉身心，充實才幹，這是曾氏進入翰苑之後為遠大理想的實現，而自我規劃的兩大任務。曾氏因此而面臨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幫助他完成這個人生大轉變的，是他的一班子志同道合的朋友。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給諸弟的信中說：“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艮峰前輩、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畬、龐作文。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
曾氏所開的這一長串名單中，打頭的“鏡海先生”，其實不是他們的同輩人。
鏡海先生姓唐名鑑，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歷官地方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七月進京為太常寺卿。唐鑑學問淵懿，勤於著述，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備覽》《學案小識》等著作傳世，名滿天下。無論是年歲、官階，還是學問、資望，都遠在這批年輕人之上，毫無疑問，唐鑑是曾氏這一班子朋友的領袖與導師。
曾氏日記中最早出現唐鑑名字的是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唐鏡海前輩來，繼朱嘯山來，同至琉璃廠買紙，又同至楊杏農處，又同至蕭史樓處，請蕭寫壽屏。”可見，唐鑑進京後不久，曾氏便與他有往來了。唐鑑當時六十四歲，為正三品的朝廷大員，而此時曾氏只是三十一歲的從七品翰林院檢討。他能親自來到曾家，一則可見唐對曾的器重，二則可見唐是個不擺架子的人。
黎庶昌編曾氏《年譜》，在“道光二十一年”中記載：“善化唐公鑑由江寧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從講求為學之方。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紀錄。唐公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公遂以朱子之書為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年譜》中的這一段話，其詳細的文字印證，就是上面所錄的這段日記原文。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吃過早飯後，曾氏離家先去看望同鄉同年同官翰林院的好友梅鍾澍的兒子。梅鍾澍不久前去世，其子明天將護送靈柩回湘。一向熱心公益事業的曾氏，此時還兼任管理長沙府會館事。於公於私，曾氏都應該在靈柩離京前，對其遺屬予以關心存問。接著又到一個姓許的長輩家為之送行，接下來又到周華甫的母親家為之拜壽。然後再到胡林翼家，問六月份去世的胡父靈柩南歸事。胡之父親胡達源，二十三年前以探花身份留京任職，死時官居詹事府詹事。雖官位不高，但出身巍科，也算得上湖南的一代名宦。胡林翼將其岳父陶澍的全集兩部送給曾氏。於此，我們可知這兩位日後的中興名臣，其私交基礎之深厚。離開胡宅後，曾氏便去拜訪唐鑑，並在當天夜裡留下這段重要的日記。
曾氏這次向唐鑑請教兩個問題：一是檢身之要，即查檢自身的要點，問的是修身之事；一是讀書之法，問的是求學之事。唐鑑就此兩個問題回答曾氏。他說，修身應當以《朱子全書》即朱熹的著作為宗旨。這部書應該熟讀，以之作為日常功課，按著朱子的教導切切實實地履行，不宜將它當作泛泛而讀的一般書籍對待。唐又告訴曾氏，研究經典，應當專精一部經。一部經典如果能夠精通了，其他經典則可以觸類旁通。若一下子就急於兼通所有經典，其結果是連一部經典都不能精通。唐鑑說他一生最喜歡讀的書也只有《易經》一部。
談到為學事，唐鑑說，學問只有三大門類：一為義理之學，即探求天地人生大道理的學問；一為考核之學，即追根尋源考證學問；一為文章之學，即詩文寫作。考核之學方面的著作，大多數追求的只是粗淺，而將精粹遺漏了。文章之學，若不精於義理則不能達到高水平。至於經邦濟世的學問，即包含在義理之學中。曾氏於是問，關於經邦濟世這門學問，怎樣才能入門深造。唐鑑回答：這方面的學問之獲得，不外乎勤讀史書。古人的作為，他們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都清清楚楚地記錄在史冊上。歷朝歷代的典章制度，也都記在書中。
接下來，唐鑑特別表揚倭仁。倭仁是蒙古正紅旗人，字艮峰，翰林出身，此時正任職翰林院侍讀學士。倭仁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他以理學大師之名在士林中享有清望，又官運亨通，先後做過大理寺卿、工部尚書、同治帝師、文淵閣大學士。他比曾氏大七歲，應該算是唐鑑的第一號大弟子。唐鑑告訴曾氏，倭仁在檢身方面用功最篤誠實在，每天從起床到就寢，其間的每句話、每個行動，讀書、寫作、飲食、起居，皆有記錄。或是心裡面有私慾沒有克除，表現在外的檢點不夠之處，也都寫在日記裡。
曾氏寫到這裡，想起唐鑑曾經對他說過：若不是自己的本心已被其他慾念來捉弄時才想到要提醒，那就到達邪端已被禁閉、誠意已被保存的境界了。接著曾氏又記下唐鑑所說的話：對於自身表露在外的言行容止，只有用“整齊嚴肅”四個字來要求；持守於內心的信念把握，只有用“主一無適”四個字，即守定一個宗旨不分心。詩、文、詞、曲這些方面，都可以不必太用功，倘若能致力於義理之學，那些小技能並不難於掌握。唐鑑特別強調要戒除欺瞞這個毛病，萬萬不可藏著掩著，等等。
聽了唐鑑這些話，曾氏有矇昧被啟發、心裡突然明亮似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得已經是學問滿腹、才華洋溢的文學侍從有再次啟蒙之感呢？
以筆者的體會，主要有兩點：
一是修身方面的“身體力行”，即在自我身上切切實實地踐行聖賢教導，不應該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求別人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文章裡寫的是一套、現實中做的又是另一套。
二是學問方面，要真正地弄通義理，也就是說要詳究天地、宇宙、社會、人生、人性等方面的深刻道理。其他的學問，則在其次。
曾氏一直在讀聖賢書，在做代聖賢立言的文章，但聯繫自身卻想得少做得更少。曾氏過去醉心於詩文創作，對義理深究不夠，沒有將它們視為籠罩一切的學問。這兩點，唐鑑的話都讓他有茅塞頓開之感，如同再次發矇。從那以後，研究義理之學，反省自身，便成為曾氏堅持一生的功課。
以上內容來源於唐浩明《唐浩明談曾國藩修身之道》節選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人，原湖南省作協主席，嶽麓書社高級編審。以《大清名相曾國藩》一書蜚聲海內外，多次再版。後又陸續推出長篇小說《大清權臣張之洞》《大清智囊楊度》等，同樣屢受好評。近年來致力於曾國藩的深度研究，今隆重推出“唐浩明談曾國藩‘修齊治平’”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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