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有四處地方正在進行著時斷時續的衝突。即敘利亞的伊德利卜地區，巴以地區，也門地區和利比亞地區。直白的說，這四處衝突早已常態化，衝突的烈度，參與方的訴求，以及戰略份量等因素，決定了這些衝突不太可能引發更博人眼球,更有價值觀意義的戰爭。相反，冷卻了一段時期的美伊和美委之間的矛盾，則似乎更有爆發“新戰爭”的可能。因為，在三大因素的“疊加”下，已經衍生出了美國的諸多“詭異”舉動。
三大因素是指：（一）美國和伊朗對伊拉克“影響力”的爭奪。（二）新冠疫情給美國帶來的動武“機遇”。（三）美國對委內瑞拉局勢的“痴心不改”。而詭異現象也主要有三個。一是在疫情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情況下，美國反而向中東地區同時部署了“杜魯門號”和“艾森豪威爾號”兩個核動力航母戰鬥群，為近10年來的首次。二是美國以“緝毒為由”突然封鎖了加勒比海靠近委內瑞拉的海域。三是蓬佩奧以“防疫為由”要求滯留在世界各地的美國人迅速回國。
自從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被解僱”後，蓬佩奧便成為了川普身邊“涮存在感”最足的那個人！然而，在美國新冠疫情爆發後，蓬佩奧僅參加了一次新聞發佈會，更多的時間是在國外“遊蕩”。然而，在3月31日再次出席白宮發佈會時，蓬佩奧的一個呼籲卻引發了人們對戰爭的猜測。
在3月31日的白宮疫情發佈會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呼籲和要求目前仍然滯留在海外的美國人儘快返回美國。在美國正在被病毒肆虐的情況下，蓬佩奧反而要求美國人儘快回國，顯然有些“詭異”。對此，輿論場上有兩種解讀。一是說隨著美國疫情的失控，美國很可能會停飛所有航班。假如停航了，也就意味著將深陷疫情中。那時的美國可能已經無力再接回滯留在海外的美國人。
對於蓬佩奧的“撤僑”呼籲，輿論場上還有另一種解讀。那就是美國將可能發動一場戰爭。因為，疫情給美國帶來“災難”的同時，也給了美國政府發動戰爭的藉口和機遇。縱觀美國的歷史行為慣性，結合美國在疫情方面的損失，以及美國近幾年來在價值觀推廣方面的“失敗”。美國選擇的下手方向很可能是中東地區的伊朗或美國的後院國家委內瑞拉。
自霍梅尼1979年發動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美國和伊朗的關係就發生了逆轉，由原來的盟友關係變成了“死對頭”。期間，不管是民主黨的卡特,克林頓,奧巴馬政府，還是共和黨的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政府，都對伊朗實施了制裁。不過，它們的制裁雖然看上去很嚴厲，但在實質上，戰爭的風險並不大。可是，共和黨的川普政府在2017年1月20日上臺後不久，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力度加大了！戰爭也就擺在了桌面上。
2018年5月8日，美國川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從此走上了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之路。從2019年5月2日起，美國對伊朗實施了石油出口“清零計劃”。並對伊朗金融體系,伊朗高官,伊朗基礎科技領域的進口等，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制裁。還在波斯灣和阿拉伯海水域部署了航母戰鬥群，在卡塔爾,沙特等美軍基地部署了戰略轟炸機來配合“制裁”。也就是俗稱的完整版“極限施壓”。
川普政府的本意是想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伊朗屈服並回到談判桌。因為，商人出身的川普看到了伊朗的“軟肋”。那就是伊朗國民經濟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他想通過石油禁運使伊朗民生體系癱瘓，進而引發伊朗的內部“鉅變”。然而，川普的這一策略並沒有成功。也可以說是川普忽視了兩點重要因素。一是由於英,法,德等歐盟國家在伊朗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對川普的策略只是“陽奉陰違”，並沒有“真心”配合。二是俄羅斯等美國戰略對手對伊朗的力挺。
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不僅未能使伊朗屈服，反而加重了伊朗的“逆反心理”。為此，伊朗也開始了“破釜沉舟”式的反擊。伊朗反擊的方式主要在四個層面展開。正如伊朗外長扎裡夫4月2日發推回懟川普所說：伊朗沒有“代理人”，伊朗依靠的是“朋友”。而就是伊朗這些“朋友”在三個區域對美國及美國的盟友展開了反擊。比如，真主黨和哈馬斯對美國的盟友以色列進行“騷擾式”襲擊；也門胡賽武裝對美國盟友沙特的襲擊；伊拉克什葉派武裝對美國駐伊拉克美軍基地的襲擊。
除了伊朗的這些“朋友”替伊朗出手外，伊朗自己也加強了在霍爾木茲海峽的“存在”，並多次扣押了美國盟友的船隻。還於2019年6月20日擊落了美國的一架全球鷹無人機。美國雖然沒有武力報復伊朗，但卻“加碼”了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並在對伊拉克影響力的爭奪上與伊朗“輪番出手”。
在美國的中東戰略佈局中，伊拉克無疑是個重要環節，其戰略地位遠比敘利亞重要。這也是美國從敘利亞撤軍卻加強在伊拉克駐軍力量的重要原因。一來美國曾耗費巨大的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建立了親美國的伊拉克政府。美國不可能容忍一個反美伊拉克政府的存在。二來伊拉克的美軍基地處於美國中東安全戰略的中心地帶。三來可以阻止伊朗的滲透。基於這三個因素，美國必然會不惜一切代價的與伊朗爭奪在伊拉克的影響力。而伊朗也亦有此同樣的“心理”訴求。於是，一場對伊拉克的影響力“爭奪戰”打響了！
2019年12月份以後，中東,北非等地區局勢又突然熱鬧起來。牽扯到俄羅斯,土耳其,歐盟,埃及等國家利益的利比亞內戰再次爆發。敘利亞的伊德利卜地區戰事重啟。而美國和伊朗對伊拉克影響力的爭奪也由滲透轉向了“短兵相接”。12月27日，親伊朗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對美軍的一座伊拉克基地發動了火箭彈和導彈襲擊，導致一名美國承包商死亡，4名美軍士兵受傷。緊接著美國就在29日報復性的轟炸了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的基地。31日，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及部分什葉派民眾包圍並衝擊了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至此，美國開始“下重手”了！
2020年元旦的鐘聲尚未消盡，美國和伊朗的“循環報復”驟然升級了！1月3日，美國對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將軍實施了“定點清除”。這既“捅了馬蜂窩”又將伊朗逼到了不得不親自動手的地步。於是，伊朗在1月8凌晨對美軍的兩處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動了導彈襲擊。儘管美國沒有再次武力報復，但伊朗也在美國製造的“緊張氣氛”下“誤擊”了烏克蘭客機。導致伊朗一時之間陷入了“內憂外患”境地。而美國卻趁機加碼了對伊朗政權的“顛覆”活動。可是，正當美國坐等伊朗出現變局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了！美國和伊朗均沒能“倖免”。
截止4月5日9時，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佈的疫情訊息，美國的新冠確診病例達到了308850例，死亡8407例。伊朗的新冠狀肺炎確診病例也已經達到了55743例，死亡3453例。儘管伊朗的確診病例比美國少很多，但依照美伊兩國的實力對比來說，截止目前，伊朗受到的疫情衝擊和因此造成的比例損失也不會比美國低。而從疫情的發展趨勢來說，疫情究竟會給美國帶來多大損失，會導致美國的未來出現什麼樣的局面，既無法估量也不得而知。而詭異的是，美國卻在此時向伊朗發出了戰爭警告。
日前，美國總統川普發推稱，根據情報，伊朗正在策劃和運作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對美軍的伊拉克軍事基地進行襲擊。並警告伊朗將會付出沉重代價。而伊朗外長扎裡夫也毫不示弱的回懟說：伊朗不發動戰爭，但卻會懲罰發動戰爭者。這有來有往的“回懟”，使人彷彿聽到了“磨刀霍霍”之聲。難道在疫情前被普遍認為“打不起來”的美伊戰爭，真的要在疫情節骨眼上或疫情結束後爆發？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再來分析一下美國的另一條“戰線”，即委內瑞拉問題。
據俄羅斯塔斯社和委內瑞拉通訊社的報道，4月4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發佈命令：委內瑞拉的所有大炮都集中在海岸,碼頭及街道中，以抗擊美國軍艦可能對委內瑞拉的進攻。顯而易見，這樣的部署既是防止美國軍艦對委內瑞拉的導彈襲擊和炮擊，也是在防止美國軍隊登陸。馬杜羅這是草木皆兵嗎？顯然不是，因為，戰爭已經逼近。
3月26日，美國司法部突然向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13名追隨者發出了“懸賞通緝令”。馬杜羅的懸賞金是1500萬美元，其餘13人的懸賞金分別為1000萬美元。美國的通緝理由是：“馬杜羅及其追隨者販毒和進行毒品恐怖主義活動”。而正當人們議論美國此舉不過是想施壓委內瑞拉政府，逼迫馬杜羅主動下臺之意時，美國總統川普卻在4月1日下達了聯合22個相關國家在西半球舉行大規模掃毒行動的命令。於是，美軍南方司令部的大批驅逐艦,運輸輪船,戰鬥機,直升機,特種部隊便源源不斷地“部署”在了靠近委內瑞拉的加勒比海海域。
直白的說，美國已經等於是封鎖了加勒比海。因為，加勒比海的另一個沿岸國家古巴已經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的“掃毒行動”阻礙了抗疫物資的運輸。美國真的是僅僅為了掃毒嗎？顯然不是。美國著名鷹派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已經暗示：美軍將執行通緝令。言外之意顯然是要以武力手段“緝拿”馬杜羅等人。
美國在東線和西線都進行了耐人尋味的部署。在全球“抗疫”期間，這種舉動本來就很“詭異”。而在美國本土很可能會因為疫情而淪陷的情況下，蓬佩奧卻代表美國政府要求在海外的美國人迅速回到“火坑”，這顯然也不是“技術層面”原因所能完全詮釋的。因此，有專家指出，美國很可能會試圖發起一場“轉嫁”危機的戰爭。
去年1月23日，委內瑞拉反對派議長瓜伊多宣佈成立臨時政府後，迅速得到了美國的承認。自此，在美國的支持下，瓜伊多開啟了與馬杜羅爭奪委內瑞拉控制權的博弈。但在一年多時間裡卻並未成功。不過，儘管美國對馬杜羅動武的“雷聲”一度很大，但美國終究沒有親自動手。至於原因，當時的輿論解讀為兩個方面。一是美國本屆政府的干涉理念是“不付出巨大成本”。二是美國缺乏動手的國內民意，盲目動武會影響川普的連任。無獨有偶，美國未對伊朗動手也有類似的因素。
當去年6月20日伊朗擊落美國無人機時，美國選擇了“放棄”武力報復”伊朗的軍事行動計劃。今年1月8日，伊朗用彈道導彈攻擊了美軍在伊拉克的兩處基地，造成了一百多名美軍士兵“腦震盪”，可是，美國仍然選擇放棄了對伊朗的“再報復”。因此，有觀點認為，美國之所以“不敢”對伊朗動武，是因為美國政府擔心會因此耗費巨大的戰爭成本，會使美國的經濟數據難看，從而影響川普的大選連任。還因為戰爭可能會導致美國的衰落。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卻使阻礙美國動武的所有因素幾乎蕩然無存。因為美國政府已經無須為戰爭“成本”而糾結。
客觀的說，新冠狀肺炎疫情已經在美國失控。即便是疫情現在結束，美國的經濟衰退已經不可避免。也就是說，川普已經無須為經濟數據而“擔心”。其次，從防疫指揮失誤連連，但支持率卻“不降反升”來看，美國如果以戰爭帶動就業的話，肯定會得到美國民意的支持。畢竟，疫情過後，美國將很可能有幾百萬人失業。再者，美國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除了“硬實力”外，還有“價值觀推廣”這個“軟實力”。而事實上，美國沒能推翻伊朗和委內瑞拉政府，其實就是“價值觀推廣”的失敗。所以，美國如果想在疫情過後“重新站起”，則必須收復意識形態領域的“失地”。也就是說，如果美國發動戰爭，不僅可以轉嫁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還可以轉嫁價值觀的“信任”危機。同時，根據美國的歷史慣性，似乎也更有利於川普連任。
其實，疫情過後的美國，必然會陷入國內外的“雙重危機”。而根據美國的歷史經驗，轉嫁危機的最好方式就是戰爭。幾乎可以肯定的說，疫情過後，美國不會甘心衰退，不會甘心退回北美大陸，美國會“再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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