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前世今生

新加坡被迫獨立

1965年8月9日上午10點，新加坡廣播電臺突然中斷正在播放的流行歌曲，在不同的三個頻道分別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宣讀了新加坡總理和馬來西亞總理的兩份宣言，令人震驚地宣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而獨立。當天中午，李光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淚俱下，稱簽署分家協議令人痛苦，他激動的情緒使會議中斷了20分鐘。

33年後，李光耀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仍對新加坡的獨立感到無奈：“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我們說過，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然而，在李光耀任期內(1965-1990)，我們不僅看到獨立的新加坡生存下來了，並且看到它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由一個雜亂無章的貿易港口變成了一個名聲雀起的發達國家；看到“新加坡國”不再是個政治玩笑，而是一個在地區乃至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施展影響的活躍小國。

新加坡歷史

新加坡由何而來呢，據記載，大約在12世紀中，室利佛逝帝國的一名王子聖尼羅烏他瑪( Sang Nila utama)一次外出打獵時登陸這島嶼，發現一頭怪獸跑進森林裡，隨從告訴他那是一頭獅子，王子覺得這是神的旨意，就決定在島上建立一座城市定居下來，並取名 Singapura，即獅城之意，臣屬室利佛逝帝國。終於我們今天的新加坡終於有了自己的名字，在這之前，新加坡島一度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不過這離它向世人展示它耀眼的光芒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暫且把它忘記吧。

新加坡的歷史比較短暫。關於新加坡的歷史記載最早可見於公元3世紀的文獻，此時的新加坡在中國的文獻中被稱為蒲羅中。同時，在馬來人的生化傳說中，印度人是新加坡地區最早的定居者，後來土著馬來人在這裡繁衍生活。1819年新加坡只有三四百人，1824年1月第一次正式戶口調查，顯示共11000人，1827年16000人，1836年30000人，1852年80000人。

公約15世紀初時，新加坡隸屬於馬六甲帝國，17世紀為荷蘭控制成為其殖民地。19世紀初，英國人佛萊士來到這裡，看中這塊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和重要的特地，將其據為己有，並利用這裡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開展殖民統治和進行東西貿易。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遠洋航海技術的發展，新加坡的馬六甲海峽成為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逐漸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轉中心，其軍事、政治、經濟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隨著日本的不斷侵進和英國殖民統治的式微，新加坡最終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被其統治達三年半。戰後，日本戰敗，英國捲土重來，新加坡又重新成為英國在東方的殖民屬地。

儘管英國再次成為新加坡的殖民者，但是，二戰後隨著民族解放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的高漲，新加坡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浪潮也一波高過一波。最終，新加坡於1959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新加坡地理位置優勢

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良港之一，航道水深，港面遼闊，非常適合遠洋巨輪的進出和停泊。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處於東南亞的半島區和群島區的水域之間，東臨南中國海與北加里曼丹相對;西朝馬六甲海峽與蘇門答臘島相望;南隔新加坡海峽是印尼的廖內群島;北靠柔佛海峽和馬來西亞的柔佛州為鄰，一條跨越海峽的長一點零五六公里的長堤把新加坡島與柔佛、進而與大陸聯為一體。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正好在東南亞地區海陸交通的十字路口上，成為東南亞航運的中心。在國際大洋航線上，新加坡也佔據著重要位置。在聯合國列舉的8個重要國際海峽中，新加坡毗鄰的就有兩條: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北寬南窄，北面通往印度洋，南面通往南中國海和太平洋，是從歐洲、中東、南亞到東亞或澳洲的海上航線必經之處，也是兩大洋和亞、澳、歐、非四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水道。新加坡恰好處在馬六甲海峽的南面出入口，扼守著海峽的咽喉，控制著兩大洋交通的要衝，地位極其險要，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兼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新加坡劣勢

新加坡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由大小58個島嶼組成，總面積647.5平方公里，飛機穿越全國只要3分鐘，領土面積在世界各國中排第172位，是最小的幾個國家之一，而且自然資源缺乏，“除了空氣可以自給以外，所有的資源，包括淡水都依賴進口”。

自然條件的不足和優勢真是異曲同工，都要求新加坡實行開放、外向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且為新加坡的對外交往創造了先天的地理條件，核心問題是如何利用和藉助外部因素為己服務，如此，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就與對外關係緊密結合起來，李光耀說過:“我們是海島國家，又是東西、南北的重要交通中心，……我們連接著所有主要文明的中心。我們必須利用這些有利因素。”新加坡在外交上表現得比一般小國更活躍，在某種程度上是地理條件下的必然選擇。

新加坡經濟發展

1990年新加坡位居世界第十八大商品出口國及第十三大商業服務出口國，其商品出口量是整個印度的3倍;新加坡的人口是中國的11400，國民生產總值卻是中國的9.5 % 0。而且新加坡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中的位次不斷提前，1995年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九位，平均購買力居世界第五，外匯儲備居世界第六，是世界第二大海港和第七大空港，第十五大貿易國。21世紀初，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三，人均收入列世界第九，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第二大鑽井平臺生產基地，第三大煉油中心，最大的硬盤生產國，世界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亞洲第二大金融中心，東南亞的硅谷，對外貿易佔東南亞的近1l3 。

1995年7月，世界經合組織宣佈，從19%年1月起，新加坡從發展中國家升級為發達國家。在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和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新加坡一直位居前列。1995年的排名中，新加坡在國內經濟力量上居第2位，國際化居第2位，政府效率居第1位，金融居第1位，基礎設施居第12位，管理居第5位，科技居第10位，人力資源居第1位。到20世紀90年代，幾乎所有與東南亞相關的商業決策都需將新加坡考慮在內，幾乎所有跨國公司一一不論其從事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在計劃從北美、西歐或日本向外擴展時，都會先考慮是否將新加坡作為落腳點。

按傳統意義上以領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為主的計算方法，新加坡當然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國，但是知識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使國家實力的衡量標準從領土國家向市場國家邁進，現在“衡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的實力是件複雜的事情。新加坡在地理和人口數量上是一個輕量級民族國家，但是如果計算它的經濟規模、通訊發達程度、人才素質和外交能力，新加坡又具有相當的重量。因此，按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新加坡可以處於輕量級到重量級的不同級別。”所以，新加坡人對國家未來的外交地位有更高的期望:“新加坡應當致力於成為東方的日內瓦，亞太地區的外交中心。我們有實現這一志向的必不可少的物質、社會和智能基礎。”

再次，英國宣佈撤離新加坡軍事基地，增加了新加坡的經濟壓力。新加坡的經濟至少有5000萬英鎊或20%來自英軍的開銷，10個家庭中幾乎有一個是靠英軍來維持生活，英軍基地直接僱傭了3萬名左右的平民僱員，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4萬份工作。許多商店、餐館、酒吧等都靠英軍和他們家眷的光顧而生存。此外，英軍的存在意味著新加坡只需在國防上付出最低的寶貴資金，減少了新加坡的經濟負擔，隨著英軍的撤退，新加坡需要自己負擔國防，在當時的情況下，猶如雪上加霜。

為了突破經濟困境，新加坡政府從1966年起調整經濟發展戰略。1966年起實施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戰略，期間經過了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階段(1966 -1979年)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化階段(1980-1985年);1986年提出優先發展國際通訊、貿易、金融和諮詢等服務業，要把新加坡建成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的區域性服務中心;90年代後，新加坡在繼續發展出口工業和服務業同時，加大對外投資力度，增強新加坡經濟的輻射性。以上發展戰略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外向型，從出口導向到區域服務中心，再到海外投資，其市場和目標都是面向國外。

以跨國公司為主攻對象

從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開始，新加坡政府就試圖吸引外商來投資設廠，發展製造業，為此專門在裕廊開闢工業園，1961年又成立經濟發展局((EconomicDevelopment Board)，負責吸引外資。最初來的主要是香港和臺灣商人，開辦紡織廠或玩具廠等勞動密集型企業，但是規模不大，技術含量低，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少，工業園裡面空蕩蕩的。新加坡迫切需要規模大、分量重、有足夠號召力的國際大型企業入駐，以恢復國內外對這個被驅逐出來的新共和國的信心。60年代後半期，恰逢美國跨國公司實行結構調整，向海外遷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新加坡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經過幾年令人洩氣的反覆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跨國公司身上。”李光耀及其同事不同意發展經濟學關為吸引投資，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一是保持自由經濟政策，鼓勵商品、資本、勞力的自由流動;

其二是面向出口政策，1967年底新加坡頒佈“經濟擴展(豁免所得稅)法案”，突出鼓勵發展面向出口工業。規定凡輸出新產品到任何市場或輸出任何產品到非原有市場的企業，均提供稅收優惠，出口額越大，優惠越優厚。1970年和1975年又兩度修改以上法案，要旨仍是鼓勵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面向出口工業，增強制造業出口競爭能力。其三是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政策。80年代中期以來，新加坡實施多項降低生產成本的政策措施，諸如減少公司稅率;節制工資增長;降低中央公積金繳納率和技能發展基金稅率，降低公用事業收費標準。

新加坡己經形成以外國跨國公司為主導的企業結構。外國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在製造業和金融業兩大部門中居主導地位，李光耀稱跨國公司是新加坡的企業火車頭。在製造業，外國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產值佔70%，增加值佔60%，就業佔50%，出口佔80%。與之相比，韓國以大企業集團為主導，大企業集團在其國內產值中佔60%，出口佔70%;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中小企業佔企業總數的96%，產值佔60%%，出口佔50%;香港的情況類似於臺灣。

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中，以美國、日本和西歐的跨國公司為主體，許多著名的西方跨國公司都在新加坡設立了子公司，如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莫比爾石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國際商業機器公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荷蘭菲利普公司、德國西門子公司、日本松下、日立、索尼、東芝等大企業。從投資看，1983年前英國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資國，83年後美國超過英國保持領先地位。90年後，日本成為新加坡最大的投資國。至1991年底，日本的股權投資累積額為124.5億新元，佔外資累積額的19.8;相應數字裡，美國的是111.1億新元，佔17.7%;英國是82.4億新元，佔13.1 %。

以建立國際性和區域性經濟中心為主要目標

新加坡吸引外資不僅僅為了帶動國內經濟的增長，它經濟外交的主要目標是建成國際性和區域性經濟中心，既是貿易中心又是服務業中心。

首先是建成貿易中心。貿易是新加坡的經濟支柱，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轉口貿易港之一，它的繁榮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起落緊密相連，新加坡政府深有體會，提出“我們的港口不僅是服務於200萬新加坡人民的港口，而且是服務於所有東南亞國家需要的地區港口。這種狀況是否長期存在，部分取決於我們周邊國家的經濟活力，部分取決於我們自己應對地區需要的能力，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鄰居國家不會為了幫助我們而利用我們的轉口貿易設施，它們利用我們轉口是因為這樣更有效、更經濟、更有利可圖。所以我們要提高我們的港口吞吐能力和效率來滿足鄰國國家的需要。”“我們的鄰居變得越繁榮，它們的經濟越有活力，新加坡生存的機會就越大，經濟也會更繁榮。”

1986年新加坡超過鹿特丹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目前有600多條航線通往世界800多個港口。新加坡是少數貿易總額大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家之一，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通常在3.5 -4之間，為世界之最，列為“超級貿易”國家成員(super-trading nations ) 。1994年新加坡對外貿易總額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9倍，人均對外貿易總額居世界之首。

其次是服務業中心。雖然新加坡是貿易大國，以貿易立國，但是其商品貿易歷來都是赤字，通過無形貿易(invisible trada.如旅遊業、運輸業、服務業)和流入資本的盈餘彌補國際收支。1978年後國際服務業成為新加坡出口經濟的主導部門，它是特產港和製造業之外的第三大增長因素。1990年，新加坡商務服務出口值是瑞士的86%，世界的1.8%。

新加坡國際服務業中最突出的是金融服務業。政府積極參與，對那些經常會被人們忽視的公共商品—維持市場的誠實信用、市場環境對經營的便利性以及新加坡元的幣值穩定—提供保護，成立金融管理局，對金融市場實行嚴格的監管，樹立了法治和慎密的聲望，為新加坡的國際金融業營造優良的市場環境，使金融服務業成為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動力。

1968年新加坡在亞太地區首創亞元市場，為確立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基礎。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的國際金融中介行業的迅速擴張，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擴大了新加坡的地理優勢。新加坡與大西洋、中東及太平洋地區相連接，使其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國際基金中心，在離岸業務方面起到了地區性放貸中心和最終借貸中心兩者之間的樞紐作用。由於新加坡為紐約/倫敦市場和香港/東京市場在時間與地域上架起了聯繫的橋樑，從而使它有能力成為世界首要的24小時國際商業的外匯交易中心，到了90年代，新加坡己成為繼倫敦、紐約和東京之後的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新加坡有100餘家外國銀行，世界上最大的50家跨國銀行均在此設立了分支機構，新加坡己成為世界主要的離岸銀行業、基金管理業、風險管理業中心。

新加坡也是亞太航空網絡中心，80年代末新加坡為確保世界空運中心地位，出臺了一項政策:允許外國航空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基地，並在當地經營補給業務，通過樟宜機場與國際航空線路接通。樟宜機場逐步脫離對外國公司的依賴後，成為包括飛機維修與服務、燃料供給、貨物運輸、機上食品及免稅商店在內的國際主要航空港。要去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首都，飛行員和乘客們必須先抵達新加坡，就好像過去要打國際電話就需要到擁有及時通訊聯絡設備的電話局一樣。

在資訊服務業方面新加坡也不甘落後，80年代起，新加坡實施“智慧島”計劃，打造現代知識和資訊中心。1992年設立新加坡合作計劃(The SingaporeCo-operation Programme，簡稱SCP)，由外交部下屬的技術合作署(TechnicalCo-operate）負責，目的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類型的培訓項目，推廣新加坡成功經驗。其提供的技術援助分兩種:雙邊援助計(BilateralAssistance Programmes)和聯合訓練計劃(又稱第三國訓練計劃，Third CountryTraining Programmes，簡稱TCTP)。前者一般在新加坡進行，以亞太、非洲、中東、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國家為對象，包括各領域的技術、管理知識和英語培訓，每年都有幾千名來自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員或技術人員在新加坡接受培訓。後者是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協作向第三國提供培訓項目，新加坡己經有20多個合作伙伴實施這一計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德國、加拿大、日本、英國、泰國等國際組織和國家，通過TCTP，新加坡及其合作伙伴聯合向受援的發展中國家傳授它們的經驗、技能和其他資訊資源。其他面向外國的資助項目還有為東盟國家貧困青年提供在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新加坡獎學金，旨在進一步促進新加坡與全球聯繫、資助國內外人士學習工作交流的新加坡國際基金。

90年代後，海外投資成為新加坡對外經濟關係的一支新銳，政府積極扶持和參與海外投資，制定和實施鼓勵海外投資的計劃和政策，提供稅務獎勵和投資津貼等諸多優惠條件，放寬對外投資的限制，簡化對外投資審批程序，並尋求與投資重點國訂立投資保障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制定市場開發協助計劃，以幫助本地中小企業開拓海外市場，該計劃的援助範圍有:資助本地企業設立海外促銷機構、推銷新產品和勞務、改進產品的包裝和設計、參與海外商展以及派遣海外貿易團體等。至1993年底，新加坡海外投資累積額達500.6億新元，重點是東盟國家和中國。

新加坡外教策略

每個國家開展經濟外交時都會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做出選擇，表現出自己的特色，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經濟外交就突出以石油為武器在國際社會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的特點，日本的經濟外交則明顯表現為以經濟援助換取政治好感的特點，而美國也常常通過經濟手段拉攏或壓制它所區分的友好國家或不友好國家新加坡的經濟外交有哪些特點呢?因為國情的特殊，經濟外交既是新加坡發展戰略的重頭戲，也是外交重點之一，在原則、目標等方面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經濟外交遵循國家安全第一的原則。

國家的發展以安全為基礎，為確保國家安全，新加坡在實施經濟外交時不充當“唯利是圖”者，當利益與安全發生矛盾時，首先考慮安全。在越南侵柬期間，新加坡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因此一度中斷與越南、蘇聯的部分經濟關係，停止向越南出售戰略物質，包括石油產品、航空與海事器材、機械設備等，後又禁止公民到越南貿易、投資和旅遊經濟關係是除安全關係的另一個對外關係的基礎，經濟關係的親疏程度往往與外交戰略格局中的地位輕重成正比，經濟外交服務於外交總目標。

新加坡的經濟極易受世界經濟的影響，為了避免對個別國家和地區產生過強的依賴性，新加坡的經濟外交採取多邊捲入的方式，即所謂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個籃子裡。這種方式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選擇。因為與新加坡有經濟利益聯繫的國家和組織將不允許他們在新加坡的利益受到損害，也就是以經濟手段彌補政治軍事手段的欠缺。所以新加坡獨立後就最大限度地保留傳統的經濟聯繫，比如允許國銀行在新加坡繼續營業；同時也最大範圍地開拓新的市場，比如迅速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簽訂貿易協定。經濟外交的多邊捲入也體現了新加坡外交積極的實用主義特色。

儘管按照多邊捲入的原則廣泛開展經濟外交，但經濟關係還是不可避免的有親疏之別，而這些親疏之別也決定了相關國家在新加坡外交戰略中的地位輕重。我們從下面兩份反應新加坡外貿和投資這兩項對外經濟關係中最主要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在世界範圍裡，美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市場和投資國，日本其次。在東盟區域，馬來西亞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東盟對新加坡的貿易和投資出現上升趨勢。雖然中國不在新加坡主要投資國之列，但中國是新加坡海外投資的主要去向國，所以美國、日本、東盟、中國都是新加坡外交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美國，新加坡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避免受到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更重要的是，作為亞洲第一個與美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新加坡藉助經濟手段吸引美國對它的關注，維持新美“特殊的雙邊關係”，保證新加坡的利益與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聯繫在一起。與此相反，英國本來是與新加坡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因為經濟關係的淡化而地位下降。

精英主義的模式，這種治國理念可以選拔出於國家發展有利的優秀人才。在外交領域，精英主義的治國理念和“權威主義”政治制度相結合，使得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制定權集中在以李光耀、吳作棟、吳慶瑞、拉惹勒南等為首的幾個人手中，進一步保障了新加坡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強調“儒家文化”和華人群體在新加坡外交發展中的作用。部分學者認為新加坡是華人佔絕大多數的、深受儒家文化薰染的東方文明國家，這一族群的文化認同和特殊的歷史淵源，尤其是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歷史積怨，對新加坡外交目標的確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執行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力。

影響和左右一個國家外交戰略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關於新加坡外交政策的研究多是從國際和國家兩個層面入手分析，缺乏從個體層面來考察新加坡外交政策變化的文章。而從新加坡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優秀的個人，如李光耀、吳作棟、拉惹勒南等人對其國家的發展發揮著不可形成強大的影響力。

新加坡與中國關係

新加坡是東南亞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華人佔總人口的76 %。儘管新加坡以法律保障馬來人權利，規定馬來語為國語，在新加坡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華人，執政黨PAP的大部分主要人物都是華人，如李光耀、吳慶瑞、杜進才、林金山等等。這種狀況使新加坡成了東南亞地區一個絕對的異類。因為在20世紀中葉，除新加坡外，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一股對華僑華人的排斥、歧視甚至仇視態度，並且程度不同地推行同化華僑的政策。

新加坡獨立時，兩大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正處於反華、排華高峰。印尼實行出生地主義的國籍法，規定出生在印尼的人就是印尼國民。雖然1955年中國與印尼就雙重國籍問題達成了諒解，事實上結束了印尼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但是1958年的印尼國籍法為華人入籍設定了種種限制，實際上拒絕華人入籍，結果在1958年一1965年，數以萬計的華僑被驅趕回中國。1969年印尼還廢除了與中國簽訂的《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使華人地位進一步惡化。印尼直到1980年才放寬華僑入籍政策，鼓勵華僑華人歸化印尼，成為印尼公民，但是華人問題一直是印尼的一大頑症。在馬來西亞，儘管按1957年獨立時的憲法規定，約有60%的華人有資格成為公民，但馬來西亞實行馬來人特權制，規定馬來語為國語，回教為國教，確認馬來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務公職的保留名額制度、高等教育優先、獨享某些特殊行業經營等特權。因此，馬來西亞的華人無法取得與馬來人平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的原因之一就是馬華種族平等與否的矛盾。其他東南亞國家，菲律賓曾經嚴厲限制華僑入籍和中國移民入境，直到中菲建交後放寬:越南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由強迫華僑入籍發展到78年公開大規模排華和驅趕華僑華人出境，造成幾十萬的華人難民;柬埔寨和老撾一度也是追隨越南的政策;即使在泰國和緬甸這兩個相對比較善待華人的國家，也曾經採取過限制華僑華人的政策。總之，東南亞國家的排華政策基本上延續到7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關係的普遍改善而逐漸平息。

這一時期東南亞國家反華和排華有忌妒華人經濟實力的因素，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源於對中國支持東南亞共產黨組織的恐懼和由此產生的對國內華人情感認同的疑慮。國內許多研究認為戰後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問題主要表現為華人的國籍問題，實際上，國籍問題反映的是華人在情感上的認同和歸屬，而華人的認同和歸屬是自他們離開中國、移居海外起就存在的，之所以會在2o世紀中葉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從他們居住國的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華人認同的中國是一個共產黨中國，是冷戰環境下的“異端”和“共產主義的詞。這些賀詞在吉隆坡和雅加達激起強烈的反感和憎惡，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恩來有同樣的血統，而使這種情緒轉而針對我。”因此，新加坡在國際問題上必須遵循和維護主權國家基本原則，標榜自己的主權國家身份;在安全問題要提防鄰國，要藉助多邊捲入的大國均勢局面;在處理與區外國家關係時必須特別小心謹慎，儘可能考慮到鄰國的想法，尤其是對華政策必須慎之又慎。70年代後新加坡才逐漸渡過艱難時期，開始與鄰國建立起睦鄰關係。

國家受當地華人歸屬問題的困擾。在新加坡，這個問題更加嚴重。50年代中期後，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明確反對“雙重國籍”制，支持海外華人認同所在國1956年10月9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訪的新加坡勞工陣線主席戴維·馬歇爾，馬歇爾說英國政府和新加坡各政黨正在考慮給予效忠新加坡的外國血統居民以新加坡公民權，問中國政府的態度。周恩來總理就新加坡的中國人的國籍問題作了明確表示：

1、中國政府願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國人取得他們自願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資格，完全效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中國政府相信，這將有助於促進他們本身的利益，有助於新加坡的穩定和安寧，有助於中國同新加坡之間的友好關係的發展。

2、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國人，只要他們自願地取得新加坡公民資格，就不再具有中國公民資格；當然他們所固有的種族聯繫和文化聯繫仍然繼續存在。

3、任何取得新加坡公民資格的中國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在根據新為了生存和發展，新加坡把處理與鄰國的關係放在對外關係中最突出的位置，實行睦鄶政策，努力建立與鄰國和睦、融洽、相互信任的關係。推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自然成為能否成功發展睦鄰關係的敏感因素。

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新加坡就面臨著何時與中國建交的問題。新加坡經常在公開場合表示要做最後一個與中國正式建交的東盟國家，對發展新中的政治關係表現得非常慎重，李光耀對此作了很坦率的解釋：“為了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應該是東盟內最後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我們新加坡人有自己的特點，在東盟成員國的頭腦中總是有一種潛在的懷疑、猜測和不安，認為新加坡既然有75%的人是華人，所以容易受中國操縱，站到中國一邊去。通過採取這種最後個立場，我們向東盟夥伴，也向中國表明，我們是我們，是新加坡人。”1974年5月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當年9月，中國副外長喬冠華在紐約邀請拉惹勒南共進晚餐，向拉惹勒南發出訪華邀請，新中開始直接的官方接觸。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訪華，在所有官方場合都說英語，簽名也用英文，以顯示他不是中國人，新加坡不是第三中國，而且他把中方送的一份禮物本關於1962年中印戰爭的書——還給中方，因為新加坡有印裔居民，其次是中國對新加坡華人的影響問題。這是制約新加坡早期對華政策的內部因素。陳慶珠教授認為“新加坡不像其它新國家，它不要求對外政策服務國內政治，對外政策不是國內矛盾的延續。”分析新加坡的中國政策時，這個觀點似乎並不適用。二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華人。

新加坡與中國經濟

一是貿易

新加坡獲得自治後，繼續允許己由新中國接管的中國銀行在新營業，擴展中新貿易，1949-1981年，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是新中非正式外交接觸的聯繫點。新加坡統計資料顯示，在60年代後半期，中國還是新加坡的主要貿易伙伴，主要的進口市場(見表3-4)另據中方統計，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10年裡，新中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量中的比例連續超過3}，是新加坡在中國外貿中比例最高的10年(見表3-5 )，那段時期，新加坡一度是香港之外的中國第二大外匯來源地。 1979年新中籤署貿易協定，彼此提供最惠國待遇，1980年互設貿易代表處。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新中貿易迅猛發展。1984年新加坡居日、港、美、西德之後，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而據新方的統計，1984年中國是新加坡的第五大供應國。

二是，技術轉移

由於具有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及與中國傳統的經濟關係，加上鄧小平對新加坡管理方式的讚賞，新加坡在中國初創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地位顯赫，中國重視來自新加坡的意見和建議。新加坡在管理專才、顧問服務、酒店管理及市場推廣技術等服務業方面的先進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周全的通訊設備和有效的金融服務所能提供的迅速的商務服務，以及它作為全球高技術中轉站的角色，都值得開放之初的中國學習和利用。1985年新加坡的首任財長、資深經濟學家吳慶瑞被聘為中國沿海經濟特區顧問，主持策劃廣州及海南島對外開放市場的計劃。

三是，投資

在新加坡的海外發展戰略中，中國是其海外投資的優先考慮地區，政府鼓勵投資者擴大在中國投資，專設中國投資風險補償基金為投資者提供風險補償。新加坡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開始於1982年，到1990年以前，累計合同數390個，實際投資金額1.79億美元②，次於港澳地區、美國、日本，是中國第四大投資國。新中建交後，經濟關係發展迅速。1994年5月，由新中兩國合作的、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中外合資成片開發項目蘇州工業園正式啟動，引起全世界的強烈反響。現在，中國己成為新第四大貿易伙伴，新加坡對華貿易和投資均佔東盟國家首位，是中國第一大海外勞務市場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場。直接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之外，新加坡還有意充當外界與中國交往的橋樑。因為與別的國家相比，它具有與中國同文化背景、同語言、同生活習慣、熟悉大陸情況等得天獨厚的優勢。人們認為新加坡計劃香港迴歸後“成為非共產黨世界與中國之間的主要聯繫者”，這一計劃如果得以實現，將使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更加重要。現在看起來，新加坡對自己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中的地位和前景估計過於樂觀。1985年9月25日，泰國《新中原報》評論說，新加坡的捷足先登頗令人羨慕:“新加坡將是第一個獲得中國特別優待的國家，新加坡商人可與中國各省直接貿易，不限於沿海城市和經濟特區。”新加坡輿論也認為:“新中雖然一直沒有正式邦交，但新中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好過許多有正式邦交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李光耀總理曾經四度訪問中國，他在中國所受到的禮遇與尊重，與中國領袖所建立起來的個人情誼，都證明了實際交往的重要性，絕對不遜於建立正式的邦交。”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與一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建立這麼密切的經濟關係，可能只有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