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大清帝國，隨地大小便的現象並非京城獨有。在上海，鄭觀應在1890年看到的是：“上海租界的街道寬闊、平坦、乾淨。一旦進入中國領土，就骯髒不堪了。不是牛糞馬尿，就是垃圾汙水臭泥，到處都是大小便。患瘡和疾病的人無處可去，雖然他們倒在地上呻吟著，但人們只是冷漠地從他們身邊走過過。可以看出，政府部門的失職，有錢人的為富不仁，這也難怪被外國人欺侮了。”
在山東營口，俄羅斯人強迫中國公民用手清理大便，導致激烈衝突。1902年，《大公報》發表文章，打抱不平說：“查街管理衛生的俄軍士兵，經常看到道上路旁、牆下拐角處，都會留下糞便，他們拒絕使用鐵鍬來清除，經常強迫人用手把糞便移開，深結民怨。在那之後，有一人被強迫去拿糞便，突然，中國人手裡拿著糞，丟了俄羅斯士兵一臉，就跑了。”俄羅斯士兵強迫當地民眾將糞便握在手中，而中國人則將糞便扔在俄羅斯士兵臉上，導致衝突。根據文章的語氣，作者對俄羅斯士兵的仇恨遠遠超過了他對中國人排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正如《大公報》所報道的，1905年禁隨地大小便後，人們經常抱怨生活的不方便：“輿情沸沸。所有衚衕都是居民，遠離廁所，不允許隨意小便，沒有公廁……”
在天津，王錫彤在1898年的印象是：“道路的汙穢，街巷的狹窄都是不敢想象的。”“據說在1900年以前是廈門以外中國最髒的城市，”美國人阿靈頓說。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和北京，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全市範圍內禁止局部隨地大小便。這種全市性的禁令只有武力威懾的支持才能推行。當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局的英國負責人曾看到“另一個國家的人為了宣揚自己的清潔信條，在公共場合開槍射殺當眾小便的人”。
聯軍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如此。天津文化界人士儲仁遜曾親眼目睹一名外國士兵發現一名十幾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用雙手將大便捧到到指定地點。
遺憾的是，回京後的清政府無意繼承八國集團留下的公廁。與需要政府掏錢的公廁相比，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的維持公共秩序的巡邏系統，以及道路兩側居民資助和維護的路燈系統和灑掃系統，因為這些不要清廷再掏錢了嘛。
在天津，盟軍撤離後負責接收的袁世凱保留了官廁，但這種官廁與公廁不一樣。據儲仁遜說，大便需要五文，小便需要兩文，袁世凱可是真會賺錢啊。1902年，據《大公報》報道，盟軍離開天津後：“外國官員掌權時，街道非常乾淨。1904年，大公報還報道說：“行人（天津市）可以隨意在街上小便，沒有人禁止。”天津衛又與往常一樣，成了個大廁所了。
18世紀60年代，奉命出國的張德彝、志剛等，曾見過巴黎的“乾淨無塵”、英國的“常洗、極乾淨”的廁所；18世紀70年代，奉命出國考察的李圭、劉錫鴻，曾見過倫敦的“乾淨無垢”、東京的“河渠清廣、暢通道路，不停地洗，一點都不髒”。。。但在清末所有新的政策措施中，公廁卻一直缺位。即使八國集團聯軍在北京實施公廁制度，清政府也無意繼承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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