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现代研究认为，《五藏山经》为一个体系，而《海内外经》和《大荒经》组成另一个体系。比如顾颉刚说：“《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又比如，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
《山经》体系与《海经》体系各有其对应的图画，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山经古图》与《海经古图》，统称为《山海古图》。《山海古图》原本早已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山海经图》，跟鲁迅先生当年看到的一样，都是明清时期绘制并流传下来的图本，与《山海古图》有着本质的区别。
《山海古图》诞生于《山海经》之前，是《山海经》成文的必要前提和线索，《山海经》是对《山海古图》的阐述与补充。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则是明清画家根据《山海经》文本而作，体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山海经》的理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里面许多神灵身上穿的就是明清服装。
关于《山海古图》的真实身份，历代研究者多有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假说：九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
一、九鼎说
传说中的大禹九鼎
九鼎说认为，《山海经》原图为绘刻在大型铜鼎上的图案。
九鼎又称禹鼎、夏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白话意为：夏朝刚刚得天下的时候，远方的国家把山川、胜地和奇物画成图象，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铸造九鼎并把图象仿刻在鼎身上，各种物产全都齐备，让百姓分得清楚神物和怪物。这样老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到不祥之物。螭魅罔两这些怪物，都可以完全避开，因而能够使得上下和谐，用于承受上天的保佑。
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为了谋生，必须深入川泽山林采集捕猎，在此过程中，难免碰到大量从未见过的奇怪生物。螭魅罔两，是人们对山川之间害人精怪的统称，对于未知事物，人们难免产生天然的神秘感与恐惧感，即所谓“少见多怪”。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让人们预先认知各类生物的好与坏，以便在进入危险地带时能够有所防备，最终目的是为了妥善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方便人们更好地在上古残酷环境中生存。
九鼎的铸造者，一说为大禹，《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一说为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墨子·耕柱》记载：“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不论是谁铸造，都说明九鼎诞生于夏代早期。
历代史书记载，九鼎作为镇国之宝，历经夏商周三代，在王室中代代相传。直至周代末年神秘失踪，成为千古谜团。
明代杨慎认为九鼎是“《山海经》之所由始”，即《山海经》根据九鼎图而写成。他在《山海经后序》中说：“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俱在《禹供》；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观万国……则九鼎之图……谓之《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已今则经存而图亡。”
清代毕沅则认为，九鼎图即《海经古图》，与《五藏山经》无关。他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说：“《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标，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刘秀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大荒经》四篇释《海外经》，《海内经》一篇释《海内经》，当是汉时所传，亦有《山海经图》，颇与古异。”
当代学者袁珂与毕沅意见相反，认为九鼎图应是《山经古图》，与《海经》无关。
由于九鼎下落成谜，缺乏实物对照，鼎上刻画的图案，究竟是不是山海经中描述的内容，难以下定论。
二、地图说
本人绘制的《山海经复原图》（局部）
地图说认为，《山海经》原图为上古王朝通过实地测绘流传下来的地理图书。
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东汉明帝年间，黄河发大水。明帝命大臣王景治水，并将《山海经》与《河渠书》、《禹供图》两本地理书一并赏赐给他。说明在汉代人眼中，《山海经》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地理著作。后世史籍中认同者不少，如《隋书·经籍志》等也将其归入地理类。
清代毕沅明确指出《五藏山经》是对上古地图的描述，《山经古图》即周代地图，他在《山海经后序》中说：“《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辩其山林川泽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轩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皋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
当代学者扶永发在《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一书中，认为《山海古图》即地图，并加以详细说明：（1）《山海经》有图有经，先有图，后有经；图为地图，经是图的说明。（2）山海经图为地理图，该图显示了远古时代的中国所在之地——古昆仑一带的概貌。根据《山海经》记载的三种地理现象（即：北面有“冬夏有雪”之山，西南有“炎火之山”，又有“正立无景”的寿麻国），可证此古昆仑在云南西部。《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西部远古时期的地理。（3）山海经图上的怪物是象形图画，是地图符号。以“地图符号”而不是以“怪物”的形貌去解读《山海经》是打开此书宝库的钥匙。（4）山海经图的制作时代当在大禹之世。该图为一人所作，而《山海经》则为多人写成：但该书的第一个作者是山海经图的制作者，而其余的作者只对书中的世系、传说等内容加以补充。原始的山海经图于周末已失传。
先秦时期纸张还未发明，早期地图大多绘制在丝帛和木板等载体上，对保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稍不注意就会腐烂变质，因此极难世代流传，这可能是《山海古图》失传的一大原因。
三、壁画说
西汉壁画中的凤凰形象
壁画说认为，《山海经》原图是绘刻在古代祖祠神殿墙壁上的壁画或者浮雕。
汉代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困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世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王逸认为屈原在遭受放逐的途中，看到楚国先王庙中的壁画，有感而发写出的《天问》。由于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涉及的传说有不少重合之处，许多后世学者认为，屈原看到的壁画，其实就是《山海古图》。当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推论道:“疑古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其所画者，即《山海经》图也。”吕子方也在《读山海经杂记》中指出：“屈原宗庙里壁画故事的脚本就是《山海经》，而且主要是《大荒经》。这不仅因为《天问》的内容许多取材于《山海经》，更重要的是，他看了描绘《山海经》的壁画故事才写出了这篇著名作品的。”
四、巫图说
羌族巫书
巫图说认为，《山海经》是远古巫师的御用图书，专门用于沟通上天。
鲁迅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山海经》与巫术之间的关系。他《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然尚以上告于天。”并在《门外杂谈》中对其明确定性：“是巫师用的祈禳书”。
鲁迅之后，袁珂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袁珂神话论集》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山海经》和巫术之间的关系：
《山海经》尤其是图画为主的《海经》部分所记的神怪异人。大约就是古代巫师招魂之时所述的内容大概。其初或者只是一些图画，图画的解说全靠巫师在作法时根据祖师传授、自己也临时编凑一些歌词。歌词自然难免半杂土语方言，而且繁琐，记录为难。但是这些都是古代文化宝贵遗产，有识之士不难知道（屈原、宋玉等人即其例证）。于是有那好事的文人根据巫师歌词的大意将这些图画做了简单的解说，故《海经》的文字中，每有“两手各操一鱼”（《海外南经》）……这类的描述，见得确实是说图之词。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很坚定的“天人合一”信仰，人与上天之间虽然难以直接对话，但理所应当地有其中介人，那就是能够洞察天机的巫师。巫师通过传承或修炼，从而掌握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各类巫术仪式改造自然，变更人事，最终造福于人。巫师群体自原始时代便存在，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代民国乃至于今时今日，依旧在中国大地上绵延不绝。
现今我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有一小部分保持“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自古以来便崇尚巫术，由此衍生出种类繁多的祭祀、禳灾、驱疫、嫁娶、丧葬等成套仪式和民族习俗。各类仪式的主持者，一般由德高望重的本族巫师来担任。他们占卜驱邪，爙灾祈福无所不能，通过载歌载舞和唱颂经典来和神灵沟通。巫师在各民族的称谓各异，鄂伦春、鄂温克族称萨满，彝族称毕摩、羌族称释比。
巫师在各大仪式上唱诵的经典，囊括了本民族的发展历程已经对自然社会的综合认知，历代巫师通过心口相传使其从简单到繁复，从肤浅到深刻，为方便传承，早期便出现简单的图画用于辅助记忆，经过漫长历史发展，图画页册越来越厚，便形成了繁复的无字图经。许多图经流传至今，成为研究上古文化的活化石。例如羌族释比流传下来的无字神书《刷勒日》，原图108幅，现存80余幅，称得上鸿篇巨制。
看完以上假说，我们来谈谈复原《山海古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
以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复原《海经古图》基本没有可能。
海经的核心在于记述人物和历史事件。今天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拥有身份证，上面写着自己的籍贯与出生日期，这两大因素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从何时而来，从何处而来。历史人物也必须拥有这样一张虚拟的身份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漫长的时间坐标轴中准确地给人物定位。任何言行举止，脱离时代背景而分析动机或目的，都会因各类误读而远离真相。而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小时候学记叙文听过六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经过，结果。六大要素齐全，才算把一件事情彻底讲清楚。
《海经》作为述图之文，其依托的图画过于古老，而图画内容不似《山经》那般宛如静态素描，以山川为纲有条不紊地展示自然风貌，而更像一幅罗列四海方国风俗景观的连环画，有大量的人物动态与历史事件包含其中，由于缺乏其他参照，所以人物身份与行为的解读只能靠猜测，连《海经》作者都无法弄清楚图画本质与背后的真实含义。
现代人绘制的奢比尸形象
前文中曾提到“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的形象，有人认为是奢比之尸，有人却认为是肝榆之尸，作者看不懂原图意思，只能用不同传说穿凿附会。像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海外西经》中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作者看到画中有两个女人，四周被方形线条围绕，有人认为这是一条河，所以说“水周之”，意思是被水环绕，也有人觉得更像一张木门，所以说“居一门中”。
光是静态剪影就已经容易让人产生混乱，如果涉及动态故事情节，则分歧更大。例如《海经古图》中有这样一个形象：一位无头武士站在山边，一手持盾牌，一手持斧头。同一画面，《海外西经》作者将其解释为：“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而《大荒西经》作者的解释却是：“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章、常一声之转，可以互为通假，章山即常阳山，地点相同，情节相近，故事主角却不一样，一个是帝与刑天，另一个是商朝开国之君成汤与夏耕，究竟哪个是对的呢？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由于《海经古图》已经彻底消亡，现代人依据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更难触及文字背后的古图真相。当今研究者对《海经》的本质没有达成共识，至少有“地理书”、“天文书”和“巫书”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相应的《海经古图》就有地图、天文图和巫图三种可能的属性，不论哪种都有待考古发现提供更多确凿证据，才能彻底证实。
相较而言，复原《山经古图》的难度则要小得多。对于《五藏山经》的本质，当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五藏山经》是以南西北东中五大山系为主体，偶尔掺杂神话传说的博物地理实录。《山经古图》与《五藏山经》属于“一个内容，两种表述”。二者分别以图形和文字两种形式，展现古人对自然与历史的综合认知。
《山经古图》的复原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地理空间的复原，另一个是物产的复原。
地理空间的复原存在三大难点。首先，《山经古图》空间结构反映的并非客观地理事实。其次，《五藏山经》文本过于简略，严重缺乏“以文转图”必备的细节支撑。最后，《山经古图》绘制年代的地理环境与今天大相径庭，难以对号入座。
《五藏山经》表面上看起来秩序井然的五方空间结构，并非现代精密地理勘察得出的结果，因为在原始社会根本不具备相应客观条件，更像是“天圆地方”宇宙观与“华夏中心”政治观影响下诞生的理想模型。
现代中国地形图
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西南部为云贵高原，西部为青藏高原，西北部为帕米尔高原，北部为蒙古高原，整个西部、北部被群山环绕。可《山经》作者却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中国西面有一片海，北面也有一片海。《西山经》说有一座騩山坐落在西海岸，有一条凄水河从山上发源并西流入海。《北山经》说有一座敦题山坐落在北海岸，有一条发源于浑夕山的囂水北流入海。很明显，这里的“西海”与“北海”不符合我国的地理事实，纯粹出于作者想象。另外，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并且向海洋倾斜，这种特征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已形成。山经作者声称有几十条大河自西向东流动，而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只能找到一条，那就是发源于日月山西麓一路东流汇入青海湖的倒淌河，难道其他河流都因地质变动而消失了吗？当然不是！不论什么自然水体，都不能违背物理规律由低向高流动，文中地理认知的荒诞性由此可见一斑。
天圆地方模型示意图
以《中山经》为核心的五方构图，更接近古人想象空间的投射。先秦古人对天地的直观印象为“天圆地方”：天空像个半球形的锅盖，大地四四方方像个棋盘。春秋思想家曾子质疑说：“如天圆而地方，则四角之不揜也”，意为如果天空是圆的，大地是方的，那么大地的四个角就盖不住了，可见“天圆地方”思想在当时流传颇广。方形大地上，华夏天子所在的中原地区为“天下之中”，即中山经，天子被四夷环绕，即南西北东四方山经。以天子之都为中心，地域向四面拓展延伸，形成众星拱月式的封闭结构，称为“普天之下”或“率土之滨”。普天之下，皆为中国，中国之外，则为四海。这种向心环绕的天下观，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谈天篇》中作过生动阐述：
雒阳，九州之中也，从雒阳北顾，极正在北。东海之上，去雒阳三千里，视极亦在北。推此以度，从流沙之地视极，亦必复在北焉。东海、流沙，九州东西之际也，相去万里，视极犹在北者，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日南之郡，去雒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日在日〔南〕之南，是则去雒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今从雒地察日之去远近，非与极同也，极为远也。今欲北行三万里，未能至极下也。假令之至，是则名为距极下也。以至日南五万里，极北亦五万里也。极北亦五万里，极东西亦皆五万里焉。东西十万，南北十万，相承百万里。
《五藏山经》空间结构示意图
《中山经》所在区域，既是地理中心，也是文明中心。文明发达程度，由中原朝四夷方向递减。仔细阅读《五藏山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样貌古怪的异鸟、异鱼和异兽，绝大多数出自南西北东四夷之境，极少出现在《中山经》。作者眼里《北山经》是一片蛮荒之地，原文中提到：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东山经》和《南山经》也好不到哪去，虽然绵延数千里，有草木的山却不多，大多数光秃秃的，可以说是不毛之地。而《西山经》由于昆仑山的存在，虽然也地处蛮荒，但却被批上了一层神秘的仙境色彩。唯独文明之源《中山经》地区，山脉记载最详密，物产最丰富，风景最迷人，而怪物最为稀少，真乃货真价实的上古乐园。不论饮食水平与居住水平，还是农业、手工业发展与祭祀复杂程度，各项文明发展指标，均由中山经地区遥遥领先。
古今《山海经》研究者纷纷陷入同样一个误区，那就是强行将古人主观认知地理与当今客观地理对照匹配，结果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未达成过共识。
山海经图不能等同于现代中国地理图
《五藏山经》文本提供的信息中，包含：南西北东中五大地区、地区内部几大山系的走向，每条山系的祭祀方式、山系内部相邻山脉间距里数、河流发源点与汇入点、各座大山出产的动植物、矿物及相关传说。要将文本转换成一张精细地图，还有两大关键问题悬而未决。
第一，位置信息模糊，导致山脉与河流无法在图形上精准呈现。以南山经为例，它包括三列山系，均为东西走向，分别是鹊山山系、柜山山系和天虞山系。南山经位于中山经之南，这点毋庸置疑。但哪列离中山经最近，哪列居中，彼此距离多少，相对方位如何，原文都未给出答案。山脉定位不清，河流同样如此。文中介绍山脉时，会顺带介绍由此发源的河流，告诉读者它叫什么名字，以及最终注入哪里。除此之外，这条河的长度、流域、支流等关键信息一概不知。
《山海经图》是割裂的、碎片式的地理呈现
第二，距离单位未知，导致各地区包含的地理范围无法界定。原文中各山系长度与山脉间距均以“里”为单位，但此处“一里”究竟等于多少现代标准的“里”，还存在很大争议。比例尺不同，地图反映的地域形状与面积大小千差万别，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山经》记述的地理范围，现代学者有“本土说”与“亚洲说”两大截然不同的观点，二者之间相争不下。“本土说”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巴蜀说”、“齐鲁说”、“楚国说”、“云南说”、“东北说”、“中国说”等多种分歧。
最夸张的说法：山海图囊括整个世界。这种说法虽然博人眼球，但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撑，纯属无稽之谈。
即使《山经古图》基本符合古时地理面貌，只是精准度欠佳，我们也很难凭《山经》文本考证出一个完美结论。假如《山经古图》为九鼎图，则距今已有四千余年，假如为周代地图，距今也有三千年之久。数千年时光里，无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叠加，彼时的山川地貌早已面目全非。山脉河流古今迥异，加之错简、漏简、重名带来的混乱，拿原文对照现代地图生搬硬套，最终难免方枘圆凿，徒劳无功而已。
沧海桑田并非虚假，图为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
山经物产囊括多种功能各异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动物又包括异鸟、异兽、异鱼、异蛇、异虫等多个类别，这些动物用今天的眼光看大多充满荒诞色彩，除极少数已辨别的寻常动物之外，大多数动物都像神话生物，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原型。
司马迁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
《山海经》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之作，根本原因就在于文中记录的各种怪鸟异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曾说过：“《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明代胡应麟则直接将其定性为神怪传奇的鼻祖，他在《四部正讹》中说：“《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
怪诞鸟兽在《五藏山经》中比比皆是，但作者叙述时口吻往往出奇平静，与现代读者没有丝毫共鸣。例如，《北山经》中记载：“浑夕之山，无草木，多铜玉。嚻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谁也没见过一个头两个身子的蛇，科学史上也不曾发现过类似的化石，可作者却像见到牛羊家畜一般，丝毫不觉得稀奇，这点非常耐人寻味。其实《山经》作者并非全知全能，也有许多不认识叫不出名字的生物，只能在前面加个“怪”字表示无奈，《北山经》另一段记载：“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树皆无枝，其高百仞，百果树生之。其下多怪蛇。”现代人看来，一头双身的蛇够奇特，完全配得上“怪”，可《山经》作者却认为很普通，而当他介绍怪蛇时，又从不提及长相，读者压根不知道它到底怪在哪。说明作者对怪与不怪有一套独立判断标准，只是我们无从得知而已。
许多人解读山海经思维片面且极端，最终结果跟摸象没什么分别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现象从侧面提示我们，想要真正发掘《山经》奥秘，绝不能以现代视角强行曲解古人认知与行为，必须深入了解《山经》成书的历史文化背景，弄清楚古人的思维特征与表达习惯，想古人之所想，见古人之所见，才能正确解读文字背后的真实含义，继而提炼有价值的线索，为图形的复原添砖加瓦。
如果我们放弃将原文中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与今日地理逐一匹配的执念。将目光与注意力集中在物产分析与考证上，利用传统训诂结合现代科学，有很大机会复原出一张无限近似的《山经古图》。
因此，本人拙作《山海图复原记》将以《五藏山经》为研究对象，搜寻其字里行间的有用线索，利用相关信息的辨析释读，解开失落古图里埋藏的纷繁谜团，还原奇珍异兽与稀有物产的真实面目。神秘面纱揭开之后，你会发现《山海经》根本不是什么难懂的“天书”，它只是一本朴实无华的上古画册，里头种种怪诞的鸟兽虫鱼，既不是远古变异生物，也不是外星科技遗产，恰恰是古人最为司空见惯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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