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聿／文
張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萬曆新政最終也只是成為明王朝滅亡前的一次迴光返照。為了革除弊政、再造中興，他毅然以一身擔天下之重，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公忠體國、嘔心瀝血，綜核名實、事必躬親，終於積勞成疾，五十八歲的年紀溘然長逝。
誰曾想，身體尚留餘溫，清算已然來臨。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不僅有他本人及其家族勢力，更有他為之拼上身家性命的新政改革，以及念念不忘的大明王朝。他所寄予厚望的萬曆皇帝非但沒有成長為明君聖主，反而成了滅亡明朝的罪魁。“明之亡，實在萬曆”，史家自有定論。歷來改革家身後所遭厄運，沉痛未有如居正者，這是人生的大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國家的悲劇。
皇帝的猜忌
萬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的明顯不同是，居正名義上要落實明代開國以來建立的各項規章制度。但他自己恰是違反“祖制”最嚴重的一個。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自行掌控政府，六部直接聽命於皇帝，原本屬於宰相的權力被剝奪了，君主專制自此名副其實。內閣並不是政府的正式機構，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正常情況下，君主強勢，內閣輔臣充其量就當個跟班。機緣時運，居正輔佐的是一個十歲孩童。作為首輔，他雖有宰相實權，卻並不合乎“祖制”，更無宰相之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他無權直接向六部下達政令，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議，也就是“票擬”，待皇帝同意後再傳達給六部，這道程序必不可少。但事實上，居正不僅實際上取得了原本只有宰相才能享有的部分權力，成為真宰相，某種程度上並且成為“假皇帝”。
明清時期，君主獨斷權力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皇帝對於士大夫動輒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是頗為反感的。乾隆就明確表達了不滿，認為“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這足可代表明清帝王的心理。居正素有恢弘宇內、澄清天下之志，而今總攬朝政，一切舉措皆出自其手，皇帝反居無為之地。十餘歲的小皇帝或許會感激他，但成年之後必定感到後怕、擔憂，甚至心生猜忌。萬曆皇帝明知道自己才是居正的主人，但在無法實際支配政權的時候又必須受制於人，甚至對於他的支配者，還必須博取好感。這種極為複雜的矛盾心理，為後來萬曆皇帝對於居正生前身後態度的反覆種下了禍根。
同僚的誤解
居正一生比較受人詬病的是，堂堂朝廷大臣竟與內廷太監沆瀣一氣，玩弄陰謀詭計扳倒恩師高拱不說，還處處袒護這幫閹豎，實在令人不齒。對此，居正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為了能夠推行萬曆新政，什麼手段都可以使上，你們是潔身自好，不願與閹豎為伍，但你們有更好的辦法嗎？沒有！居正在處置朝中政務前，必須向皇帝奏請批准，皇帝年幼，李太后秉政，他作為外臣不便經常出入後宮，只能尋找內廷宦官作為連接他與太后、皇帝的中介。
這個中介就是萬曆皇帝的“大伴”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他是一個在宮廷呆了許多年的老太監，當然具有太監的本性，貪婪刻薄，心狠手辣，畢竟他們不是正常人。但相對於其他太監，馮保應當算是稍微有些政治識見的，在新政問題上，他總體上都能配合居正，也有為明王朝再造中興的願望，這一點最是難能可貴。
居正是務實幹練深通權謀的政治家，絕非迂腐不通世故的書呆子。居正的意思，既然必須用到內廷，與其用一個只知斂財供皇帝取樂的奴才，遠不如讓一個稍微懂點政治的馮保來主持內廷事務。從實際效果看，居正敷衍、遷就、拉攏馮保的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在其當國的十年之中，內閣和司禮監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衝突，有效保障了新政各項舉措的順利實施。或許正因馮保與居正的關係，萬曆在著手清算居正前，先行問了馮保的罪，可見，萬曆也視二人為一體。但這些良苦用心，同僚們又怎能理解？
士林的攻訐
陽明心學發展到後期，空談流弊逐漸顯現，不務實學而好使氣，拘執意氣之爭而不通事理，恰恰走上了程朱理學的覆轍。顧炎武指斥最深，“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清流空談誤國，必然一事無成，居正引為深恨，故而於萬曆三年下令“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空談廢業”。毀書院、禁講學，鉗制輿論，居正因此得罪了讀書人。
心學思想家何心隱駁斥居正禁止講學的政策，並準備上書與他辯論，但湖北巡撫幫了居正的忙，把何心隱杖斃於武昌，只不知這是出於居正的授意，還是下屬體會首輔的難處，自己拿了主意。實在地講，居正此舉有他的考量。俗語云：“築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舉措一件一件出臺，必然觸動多方利益，儒生們不識大體、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務，妄生非議，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居正則急切於看到實際效果，容不得對新政有過多不同的意見。實際上，誠如熊十力所言，居正“雖未自承得力陽明，然識者則知其為善學陽明者也”。居正自己也說：“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這便是陽明“人須在事上磨”的意思。
天下人的指責
“奪情”事件就像一次預演，暗示著居正命運的結局。萬曆五年，居正十九年未見面的父親死了，按禮法，居正該“丁憂”守制，但他內心竟然不願守喪，他心中所憂慮的還是朝廷，如他離開中樞，這剛開啟的萬曆新政恐怕有始無終、難以為繼。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場雙簧戲，應允皇帝“奪情”的旨意，縱然是揹負千古罵名，也在所不惜。
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為先，朝廷歷來提倡以仁孝治天下，當朝首輔居然不守父喪，還算是人嗎？還配當首輔嗎？實則上書反對“奪情”的言官，多是真心為居正著想的人，包括他的門生、同鄉和摯友，他們發自肺腑地勸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奪情”，那麼全天下人就會詆譭他貪戀權位，不顧禮儀廉恥，那時他該如何自處？但居正是鐵了心的，不管這些，門生同鄉的反對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對奪情而遭處罰的五個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認的品質高潔的君子，無一人與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有什麼瓜葛，更沒有人受到指使，他們反對的目的也絕不是要扼殺新政，而是真心為居正考慮。這其中的糾結，真是讓人感慨萬分。雖然從表面上看，“奪情”事件是居正勝利了，但這也成了他一生的汙點，永遠也洗刷不去。
百姓的“沉默”
變法改革在實質上是對利益分配關係的重新調整。不論王安石變法，還是張居正改革，觸犯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資產者利益，普通老百姓在整體上是得到實惠的。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反對的聲音？為什麼都是記載變法改革弊端的文章書籍流傳了下來？深層次看，這裡邊涉及到話語權的問題。王小波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數”命題，認為古往今來存在一個最大的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絕大多數是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相反，還存在另一類人，那就是呂思勉所說的“會開口的、受人注意的階級”。
我們看歷史，特別是研究變法改革，要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掌握話語權能夠通過正常渠道發出聲音的，多是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他們的所謂“怨言”通過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筆可以上達天聽，甚至流芳後世，變法改革導致“民怨沸騰”的“民”，說的就是這些人。這些因循守舊、冥頑不化、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聯起手來扼殺新政，簡直小菜一碟。商鞅被車裂，王安石抑鬱而終，張居正下場慘烈，都不過是歷史現實的一次次再現。 真正得到實惠好處的平民百姓卻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發出自己支持或反對的聲音，他們是連表達支持改革的機會也沒有的。
居正的性格
性格決定命運。羅念生在談古希臘的悲劇時說，悲劇裡沒有什麼病態的或惡劣的人物，悲劇裡的英雄都是高貴的人物；只是他們性格里有某種缺點，才遭遇那可悲的命運。居正的一生是真正英雄式的悲劇，但並不讓人感到悲傷、悲哀，只是感到悲壯，夾帶著一絲悲涼。居正並非聖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道德上亦非完美無瑕，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些都在所難免。致命的是，居正信仰的只是權力，他太迷信權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了，卻沒有意識到，權力既然能夠掌控一切，那麼等到失去權力時又會怎樣呢？眼前的一切只是因為他的存在，如果他不在了，一切都會推倒重來。
權力是把雙刃劍，為了順利推行新政，居正斬獲了近乎絕對的權威，但同時也割傷了他自己，使他沉醉於權力的夢幻之中，無法自拔。萬曆皇帝恩准讓他的兒子作狀元，他想當然地認為那是對他勤勞國事的報答，殊不知這種博取好感的心理頃刻之間就會基於自卑走向反面；同僚們對他百般奉承，吹捧新政給帝國帶來的榮耀，他便以為整個朝堂都與他同樣抱著中興社稷的志向，殊不知他們只是恐懼他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至於那些切身利益受到觸犯的豪強劣紳，他以為全都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了，殊不知他們的內心正積壓著即將熊熊燃燒的烈火，只等他的死掉，便會發起無情的反攻。此時此刻，我們彷彿能夠聽到他們躲在幕後發出的獰笑，真是讓人不寒而慄。
很多事情，居正是明知其不可而為之，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在其生前，必定是已對死後命運有所洞察，故而在與同事官員的書札中每每吐露心聲。如“唯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搖而奪者乎？”“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不復計身為己有”。不管身處何種艱難處境，他總是抱定以身許國的信念，義無反顧，按照既定的目標前行，毫不退縮。“得失譭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吾每讀張居正，未嘗不廢書感嘆：明代養士兩百年，終至於在如此頹廢的時代，造就瞭如此俊傑的人物！
居正死後四十年，東林黨領袖鄒元標拖著曾因反對“奪情”被居正廷杖致殘的雙腿，上疏朝廷為居正恢復名譽。清流們指責他沒有了當年的氣節，並質問：你當年罵居正，今天又為他說話，豈非首鼠兩端？元標感慨道：“為人臣子者，首要為國家計，可不拘小節也。沉浮半生，方知江陵之艱辛。”
這是遲到近半個世紀的理解，更是歷史的弔詭！可惜為時已晚，世間已無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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