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讓太子李亨逮著機會，幫助老爹玄宗成功升級為太上皇。
李亨坐上皇位後，卻高興不起來，要想摁死安祿山一夥，需要大把大把的錢，而他，很窮。
當時不僅被迫削減甚至停發官員俸祿，就連賞賜功勞時，都只能用散階來代替錢物，可散階沒多大用，“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即便如此節省開支，軍費依然難以為繼。
這不免讓人疑惑，開元盛世尚未遠去，本應“公私倉廩俱豐實”的大唐，怎麼一遇到安史之亂，就突然窮成這個樣子？
財政捉襟見肘的原因
由於承平日久，唐玄宗君臣縱情於聲色犬馬，陶醉於歌舞昇平，中原武備廢弛，一旦“漁陽鼙鼓動地來”，唐軍望風而潰，戰火從河北向西席捲而來，洛陽、長安相繼陷落。而當時唐朝貯糧最多的糧倉，位於河北、河南、河東、關內四道，且儲存絹布等財物的國庫，亦設在洛陽、長安兩地。
尤其是長安的左藏庫，天寶時“貨幣山積”，玄宗一行人腳底抹油之前，楊國忠曾想將左藏庫燒掉，為此居然動用了千餘人持火把去焚燬，雖最後被玄宗阻止，其財貨之巨，可見一斑。然這些東西，因兩京淪喪，最後統統落入叛軍手中，反而成了資敵之物，唐軍基本是沒撈著一丁點東西。
再者，唐朝中前期，國家賦稅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地，是黃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地區，玄宗曾稱讚說：“大河南北，人戶殷繁，衣食之源，租賦尤廣。”可這些地方恰恰被叛軍給攻佔，此時已經是遍地狼煙，叛軍橫行。
幸虧張巡、許遠率眾死守睢陽（今河南商丘），阻止了叛軍向江淮地區蔓延，成功保住朝廷第二大賦稅重地。 但眾所周知，由於肅宗即於靈武（後移居扶風），因此整個平叛戰爭，唐軍是先集結於西北，而後大致沿著扶風、長安、陝郡、鄴城一路推進。也就是說，唐軍的反攻路線是由西往東逐漸推移。江淮地區與之相隔甚遠，且原本的運送路線，即由淮入汴，再經黃河、渭水轉運西上的路線，已經受到戰亂的阻礙而無法繼續實行了。
而唐朝廷投入平叛的兵力，粗略估計，應當將近有100萬之眾。因為，至德元年（756）六月，哥舒翰兵敗潼關，20萬人馬幾乎全軍覆沒；而乾元元年（758），九個節度使圍攻安慶緒於鄴城，所率步騎兵總數就有60萬。所以完全可以肯定，肅宗必須在短期之內，籌集數以百萬計的錢糧布帛，才能供應空前龐大的軍隊的吃、穿以及賞賜等費用。
國庫、主要糧倉都已經丟失，賦稅重地又一丟一阻，且偶逢猝變，很多地方行政體系已經癱瘓，在這種的情況下，朝廷的財政自然捉襟見肘，入不敷出。
當是時，如何儘快解決財政問題，已經成為關係唐朝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
第五琦登場
肅宗想來想去，其實也沒想出什麼好辦法。幸運的是，他迎來了一個救星——第五琦。
第五琦出生於世代官宦之家，15歲便中明經，這在唐史上是非常少見的。接著，他做過一系列的地方官，有豐富的財政經驗。安史之亂時，第五琦受河北招討使賀蘭進明派遣，前往蜀中奏事，見到玄宗時，趁機自薦，願意承擔設法調取江淮租賦來助軍的重任，表示：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
玄宗非常高興，讓他以監察御史去出任江淮租庸使。當時肅宗早已在靈武登基，但是消息傳送得慢。兩個月後，第五琦在彭原（今甘肅寧縣）見到肅宗，提出了一套徵稅計劃及運送方案。得到允許之後，第五琦跑到江淮地區，徵收了一輪商品稅，並將錢換折成絲帛等比較輕的東西，以方便運輸。然後溯長江、漢水而上，到達洋州（今陝西洋縣），再改陸運，送至扶風。這一路不是逆水行舟，就是陸運，委實是相當辛苦。
江淮租賦運送到漢中時，雖離扶風尚有300多公里，早已在扶風等待的肅宗大鬆了一口氣，甚至信心滿滿地說：“今大眾已集，租庸亦至，當乘兵鋒搗其腹心。”也就是要正面迎戰安史叛軍。
但事實上，這批租賦也僅僅是暫時解決了軍需，平叛戰爭還得接著打，軍需依然是個大窟窿。早在去江淮加徵賦稅時，宰相房琯就曾跳出來反對，說第五琦是楊國忠之流，是聚斂之臣。因為在這種文人看來，除了租庸調之外，另行加徵賦稅，是一種聚斂行為，要不得。《唐會要》卷八十四：
往者楊國忠厚斂，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國家斬一國忠而用一國忠矣，將何以示遠方、歸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自此恩減於舊矣。
房琯雖然迂腐，但明目張膽加徵雜稅這種事情，確實也不是長久之計。第五琦思來想去，使出了一個大招——榷鹽。
榷鹽
所謂榷鹽，就是搞食鹽專賣。政府先把產鹽區嚴格控制起來，同時嚴禁人民生產私鹽和倒賣官鹽，再將生產鹽的鹽戶組織起來，朝廷低價收購他們生產的鹽，然後把鹽稅加入賣價，銷售出去。
說穿了，這其實也是一種租庸調之外的加徵賦稅行為。不過將稅加入售價中，這種收稅方法比較隱蔽，很多百姓只知道鹽價暴漲，卻不明白其中緣由，很好避開了百姓談稅色變的心理，因此並未出現反對的浪潮。史書評價此舉是“民不加賦，而國豐饒”，自然是巧飾之詞，百姓依然被多收了稅，只是許多百姓不明白罷了。
榷鹽的另一優點，是這個稅人人難逃，天下百姓，不管窮人富人，是在籍人口還是“黑市人口”，只要你吃鹽買鹽，就一定會被抽到鹽稅。
有了這些優點，鹽稅又極高，一般是收購價的10倍甚至更高，在實行榷鹽法之前，天寶、至德年間的鹽價，每鬥（6000毫升）才10錢，加鹽後每鬥售價110錢，因此朝廷獲利頗豐，第一年便收到了40萬貫的鹽稅。
要知道，這時候的榷鹽法，尚處於草創階段，就有如此威力。後面再經劉宴改革，更是成為唐朝後期最重要的賦稅來源，多的時候，甚至達到國家稅收的一半以上。
增鑄大錢
隨著戰爭的進行，即使常賦之外有了鹽稅的補充，還是無法供應消耗。第五琦也再無妙法可想，乾元元年（758），他奏請肅宗，請求鑄行“乾元重寶”大錢。
他首先鑄造了以一當十的乾元重寶，也就是1枚乾元重寶，可以換10枚開元通寶。次年，又將乾元重寶加重，改為以一當五十。
三種貨幣在市場上同時流通，極為混亂不說，更為嚴重的是，增鑄大錢的辦法，只是採用人為的鑄幣膨脹政策，確實可以一次性撈取大筆財政資金，代價則是破壞貨幣流通規律，造成“物價騰踴，米鬥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加劇了社會局勢的動亂，所以代宗即位以後，便立即下令廢止。
當然了，肅宗對增鑄大錢目的，非常坦誠，就是缺錢，《全唐文》卷四十二：
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
而出主意的第五琦，是個財政老手，必然知道這麼做的後果。應當是無法可想之下，才出此下策。他依靠榷鹽法，肅宗火速將他提升為宰相，然而鑄大錢造成的通貨膨脹，他難辭其咎，肅宗為平息眾怒，只能貶他去做忠州長史。
無論如何，肅宗正是依靠第五琦這兩板斧，成功解決了缺錢的困境。唐朝廷最終贏得平叛戰爭的勝利，第五琦功莫大焉。所以在肅宗生命的最後一年，又重新啟用第五琦，算是報答他的功勞。《舊唐書》對於第五琦鑄大錢的辦法，評價道：
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
在我看來，這些史臣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味。戰爭，必然會催生出不少權宜之計，無需如此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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