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让太子李亨逮着机会，帮助老爹玄宗成功升级为太上皇。
李亨坐上皇位后，却高兴不起来，要想摁死安禄山一伙，需要大把大把的钱，而他，很穷。
当时不仅被迫削减甚至停发官员俸禄，就连赏赐功劳时，都只能用散阶来代替钱物，可散阶没多大用，“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即便如此节省开支，军费依然难以为继。
这不免让人疑惑，开元盛世尚未远去，本应“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怎么一遇到安史之乱，就突然穷成这个样子？
财政捉襟见肘的原因
由于承平日久，唐玄宗君臣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中原武备废弛，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唐军望风而溃，战火从河北向西席卷而来，洛阳、长安相继陷落。而当时唐朝贮粮最多的粮仓，位于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且储存绢布等财物的国库，亦设在洛阳、长安两地。
尤其是长安的左藏库，天宝时“货币山积”，玄宗一行人脚底抹油之前，杨国忠曾想将左藏库烧掉，为此居然动用了千余人持火把去焚毁，虽最后被玄宗阻止，其财货之巨，可见一斑。然这些东西，因两京沦丧，最后统统落入叛军手中，反而成了资敌之物，唐军基本是没捞着一丁点东西。
再者，唐朝中前期，国家赋税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地，是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地区，玄宗曾称赞说：“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可这些地方恰恰被叛军给攻占，此时已经是遍地狼烟，叛军横行。
幸亏张巡、许远率众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阻止了叛军向江淮地区蔓延，成功保住朝廷第二大赋税重地。 但众所周知，由于肃宗即于灵武（后移居扶风），因此整个平叛战争，唐军是先集结于西北，而后大致沿着扶风、长安、陕郡、邺城一路推进。也就是说，唐军的反攻路线是由西往东逐渐推移。江淮地区与之相隔甚远，且原本的运送路线，即由淮入汴，再经黄河、渭水转运西上的路线，已经受到战乱的阻碍而无法继续实行了。
而唐朝廷投入平叛的兵力，粗略估计，应当将近有100万之众。因为，至德元年（756）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20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而乾元元年（758），九个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于邺城，所率步骑兵总数就有60万。所以完全可以肯定，肃宗必须在短期之内，筹集数以百万计的钱粮布帛，才能供应空前庞大的军队的吃、穿以及赏赐等费用。
国库、主要粮仓都已经丢失，赋税重地又一丢一阻，且偶逢猝变，很多地方行政体系已经瘫痪，在这种的情况下，朝廷的财政自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当是时，如何尽快解决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唐朝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
第五琦登场
肃宗想来想去，其实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幸运的是，他迎来了一个救星——第五琦。
第五琦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15岁便中明经，这在唐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接着，他做过一系列的地方官，有丰富的财政经验。安史之乱时，第五琦受河北招讨使贺兰进明派遣，前往蜀中奏事，见到玄宗时，趁机自荐，愿意承担设法调取江淮租赋来助军的重任，表示：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
玄宗非常高兴，让他以监察御史去出任江淮租庸使。当时肃宗早已在灵武登基，但是消息传送得慢。两个月后，第五琦在彭原（今甘肃宁县）见到肃宗，提出了一套征税计划及运送方案。得到允许之后，第五琦跑到江淮地区，征收了一轮商品税，并将钱换折成丝帛等比较轻的东西，以方便运输。然后溯长江、汉水而上，到达洋州（今陕西洋县），再改陆运，送至扶风。这一路不是逆水行舟，就是陆运，委实是相当辛苦。
江淮租赋运送到汉中时，虽离扶风尚有300多公里，早已在扶风等待的肃宗大松了一口气，甚至信心满满地说：“今大众已集，租庸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也就是要正面迎战安史叛军。
但事实上，这批租赋也仅仅是暂时解决了军需，平叛战争还得接着打，军需依然是个大窟窿。早在去江淮加征赋税时，宰相房琯就曾跳出来反对，说第五琦是杨国忠之流，是聚敛之臣。因为在这种文人看来，除了租庸调之外，另行加征赋税，是一种聚敛行为，要不得。《唐会要》卷八十四：
往者杨国忠厚敛，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国家斩一国忠而用一国忠矣，将何以示远方、归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自此恩减于旧矣。
房琯虽然迂腐，但明目张胆加征杂税这种事情，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第五琦思来想去，使出了一个大招——榷盐。
榷盐
所谓榷盐，就是搞食盐专卖。政府先把产盐区严格控制起来，同时严禁人民生产私盐和倒卖官盐，再将生产盐的盐户组织起来，朝廷低价收购他们生产的盐，然后把盐税加入卖价，销售出去。
说穿了，这其实也是一种租庸调之外的加征赋税行为。不过将税加入售价中，这种收税方法比较隐蔽，很多百姓只知道盐价暴涨，却不明白其中缘由，很好避开了百姓谈税色变的心理，因此并未出现反对的浪潮。史书评价此举是“民不加赋，而国丰饶”，自然是巧饰之词，百姓依然被多收了税，只是许多百姓不明白罢了。
榷盐的另一优点，是这个税人人难逃，天下百姓，不管穷人富人，是在籍人口还是“黑市人口”，只要你吃盐买盐，就一定会被抽到盐税。
有了这些优点，盐税又极高，一般是收购价的10倍甚至更高，在实行榷盐法之前，天宝、至德年间的盐价，每斗（6000毫升）才10钱，加盐后每斗售价110钱，因此朝廷获利颇丰，第一年便收到了40万贯的盐税。
要知道，这时候的榷盐法，尚处于草创阶段，就有如此威力。后面再经刘宴改革，更是成为唐朝后期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
增铸大钱
随着战争的进行，即使常赋之外有了盐税的补充，还是无法供应消耗。第五琦也再无妙法可想，乾元元年（758），他奏请肃宗，请求铸行“乾元重宝”大钱。
他首先铸造了以一当十的乾元重宝，也就是1枚乾元重宝，可以换10枚开元通宝。次年，又将乾元重宝加重，改为以一当五十。
三种货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极为混乱不说，更为严重的是，增铸大钱的办法，只是采用人为的铸币膨胀政策，确实可以一次性捞取大笔财政资金，代价则是破坏货币流通规律，造成“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乱，所以代宗即位以后，便立即下令废止。
当然了，肃宗对增铸大钱目的，非常坦诚，就是缺钱，《全唐文》卷四十二：
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
而出主意的第五琦，是个财政老手，必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应当是无法可想之下，才出此下策。他依靠榷盐法，肃宗火速将他提升为宰相，然而铸大钱造成的通货膨胀，他难辞其咎，肃宗为平息众怒，只能贬他去做忠州长史。
无论如何，肃宗正是依靠第五琦这两板斧，成功解决了缺钱的困境。唐朝廷最终赢得平叛战争的胜利，第五琦功莫大焉。所以在肃宗生命的最后一年，又重新启用第五琦，算是报答他的功劳。《旧唐书》对于第五琦铸大钱的办法，评价道：
然铸钱变法，物贵身危，其何陋哉！
在我看来，这些史臣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战争，必然会催生出不少权宜之计，无需如此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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