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 張雙長
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 孫浩
央行數字貨幣對於貨幣政策是否有影響以及帶來何種影響，微觀上取決於央行數字貨幣業務屬性的具體設計，中觀上受制於金融體系結構，宏觀上依賴於貨幣金融環境。
從長期演進視角來觀察，數字時代的中央銀行貨幣應適應數字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同時滿足中央銀行對於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職能需求。
數字貨幣的引入可以豐富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箱，數字貨幣利率未來或可成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並在給定條件下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增強貨幣政策傳導的靈敏度，進一步助推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的轉型。
01
數字時代的中央銀行貨幣
央行數字貨幣研究一定程度折射出貨幣金融體系兩端的趨勢性變化：一方面，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貨幣形態與內涵都發生了重要改變，人們對於貨幣與支付的需求也朝著更加開放、即時、分佈式的方向演化；另一方面，本輪金融危機以來中央銀行在宏觀金融管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央銀行貨幣在未來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作用也需要及時審視與探究。
目前，國際上許多央行和央行間組織都正在開展央行數字貨幣研究。為了更清晰地對央行數字貨幣進行描述和區隔，國際清算銀行（2018）根據貨幣的主要屬性提出了一個四元組，即 M=（I,F,A,T）。
其中：I：發行機構（是否中央銀行）；F：貨幣形態（數字或實物）；A：可獲取性（廣泛或受限）；T：實現技術（基於賬戶或基於價值）。
對於中央銀行貨幣來說，根據四元組的分類，現金是中央銀行發行的實物貨幣，所有社會主體均可自由獲取，採取基於價值的方式實現，即 C=（中央銀行，實物，廣泛，基於價值）。準備金是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化貨幣，只允許指定金融機構獲取，採取基於賬戶的形式實現，即 R=（中央銀行，數字，受限，基於賬戶）。
央行數字貨幣是由中央銀行以數字形態發行的貨幣，其 I 與 F 特徵是確定的，但 A 與 T 等兩項特徵會根據具體設計要素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例如，在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中就將央行數字貨幣根據可獲取性，分為只限用於大額支付場景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和廣泛可得的通用型央行數字貨幣。
當然，央行數字貨幣的主要屬性不限於以上四項，研究中還提出了諸如可用性、匿名性、支付機制、附息水平以及取用限制等重要屬性。
02
央行數字貨幣的政策涵義
本質上看，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中央銀行貨幣（現金和準備金）具有一定的共性，均為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當前現實的基礎貨幣由現金和準備金兩部分組成，即 MB=C+R。如果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基礎貨幣的構成將會發生變化，由現金、準備金和央行數字貨幣三部分組成，即 MB=C+R+D。
所以也有研究將央行數字貨幣稱為「數字基礎貨幣」。作為基礎貨幣的央行數字貨幣，其利率和數量理論上都可以作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
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央行貨幣也存在諸多差異，關鍵體現在央行數字貨幣的兩個屬性上：一是是否可以附息；二是可獲取性的選擇。
現實中實物現金可以視作附零利率的貨幣（當然，考慮到持有現金的成本，現金的實際利率可能為負），如果存款利率低於零，人們就會選擇持有現金，而不會存款，因此才有了所謂「零利率下限」問題。
準備金也是如此，超額準備金利率是銀行間存款的利率下限，並常被用作央行利率走廊的下限。假設數字貨幣可以附息，其利率為正時，對能夠獲取數字貨幣的市場主體而言，銀行（包括中央銀行）對其的存款利率必須高於數字貨幣利率，否則就不會存款；而對數字貨幣徵收負利率時，
由於數字貨幣的利率可以遠低於現金持有成本，從而會使存款利率比現金時代下的存款利率更低。換言之，在數字時代下，央行可以通過調整數字貨幣利率水平，直接對各類業務的利率產生影響。
與準備金不同的是，央行數字貨幣可能會被非銀行機構和居民部門廣泛獲取與使用。實際上當前央行是通過向金融中介發行央行貨幣，並藉助信貸渠道派生出廣義貨幣，這個過程要依賴銀行體系的中介作用，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也會因此受到一定的影響。
如果央行數字貨幣被非機構和居民部門廣泛持有，數字貨幣利率不僅會成為貨幣市場利率走廊的下限銀行，也會成為零售存款端的利率下限。理論上央行還可以通過一定的技術與制度安排，調整數字貨幣發行總量及其期限結構、發行對象等要素，從而對實體經濟主體的投融資決策產生影響，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當然，如果數字貨幣的設計屬性不同，上述兩方面的貨幣政策涵義也就會有所差異。在基礎模式下，央行也許只能調整數字貨幣的發行總量來影響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化，而難以直接調控數字貨幣的發行結構以實現結構性目標，這與當前的貨幣政策調控實現方式大體類似。
考慮到改變現有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和貨幣政策工具箱的創新，可能不僅影響貨幣政策制定及其傳導效率，還會對金融穩定、金融體系結構等產生較大影響，需要中央銀行做審慎研究，仔細評估。
03
央行數字貨幣與利率政策創新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隨著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實踐的不斷髮展演進，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進行了金融宏觀調控改革，逐步放棄了對利率、信貸管制，轉型為以價格型為主的市場化間接調控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央行主要調控短期利率，並通過由短及長、從貨幣市場到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的利率傳導渠道，間接影響和調節市場總需求。
其中，央行的政策利率體系是其價格型調控框架的核心。作為宣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指標，不同央行的政策利率有所區別，有的央行還會同時宣佈一組利率作為政策利率。例如，美聯儲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作為政策利率；而歐央行則將主要再融資利率作為政策利率，同時還會宣佈邊際貸款利率和常備存款便利利率，作為利率走廊的上下限。
在數字貨幣時代，現行的政策利率體系可能進一步完善和豐富。
一是利率走廊下限效力將增強。若對數字貨幣付息且其利率高於走廊下限時，銀行將直接持有數字貨幣，而不再將剩餘的貨幣存入央行，也不會以低於數字貨幣利率的利率水平融出貨幣，從而使數字貨幣利率取代存款便利（或超額準備金）利率成為利率走廊下限。
因此，數字貨幣利率將成為央行政策利率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利率走廊更具約束力。這對於近年來已經轉向「地板系統」（Floor System，即貨幣市場利率接近走廊下限）的英格蘭銀行、歐央行等意義尤為重要。例如，若歐央行的數字貨幣利率高於目前為負的存款便利利率，則很可能導致其地板系統失效，貨幣市場利率整體上升。
這一效應主要取決於央行數字貨幣利率與利率走廊下限的比較，而與是否限定央行數字貨幣的使用範圍無關，即使對於僅限用於大額支付場景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也是適用的。
二是央行貨幣供給規模可能擴大。若引入的央行數字貨幣可以被非銀行機構和居民部門廣泛獲取與使用，由於增加了非銀行部門對數字貨幣的需求，整個市場的貨幣需求曲線將向右移動。
在此情況下，央行為實現利率調控目標，必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增加基礎貨幣供給規模。若央行繼續維持原來的貨幣供給數量，或者新增的貨幣供給不能滿足非銀行部門的需求，則銀行間市場利率將會上升，從而偏離央行的調控目標。
三是政策利率可能會具有結構性調整功能。若央行可直接與非銀行機構及居民部門開展數字貨幣存貸款等業務，央行就可以對數字貨幣發行的期限、對象進行選擇，並對不同發行期限和對象實施差異化的數字貨幣利率，從而實現結構性調整的目標。
例如，若央行希望降低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時，就可以增加對小微企業的數字貨幣投放，或者直接降低對其提供數字貨幣貸款的利率。當市場利率傳導不足或受損時，央行也可直接投放或吸收中長期的數字貨幣，並確定不同期限數字貨幣的利率，從而起到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
當然，貨幣政策主要還是總量性政策，實施結構性調整可能帶來市場扭曲等風險。為避免這一問題，一些學者提出了數字貨幣市場化拍賣機制，這是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採用這一機制確定數字貨幣數量、利率的具體方式及其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都值得進一步研究論證。
04
央行數字貨幣與利率傳導機制
理論上，央行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實際利率渠道、現金流渠道、信貸渠道、匯率渠道、預期/信號渠道等傳導至實體經濟。由於實際利率渠道和現金流渠道取決於經濟主體的跨期偏好和邊際消費傾向等實際變量，與其持有的貨幣種類無關，引入央行數字貨幣理論上影響不大。
從信貸渠道看，央行數字貨幣的出現和應用會增強央行利率政策向信貸市場的傳導。特別是假設央行可對數字貨幣付息，且央行可與非銀行機構及居民部門直接交易的條件下，央行利率政策傳導的過程將被縮短，可能不再完全依賴於由銀行間貨幣市場向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的傳導，而是直接可以影響零售端的存貸款利率，從而提高利率傳導效率。
一方面，由於央行向非銀行部門提供了一種外部競爭性的選擇，銀行存款利率必須高於數字貨幣利率以及央行為非銀行部門提供的存款利率，才可能留住存款，否則非銀行部門將轉向持有數字貨幣。
因此，銀行的存款利率必須迅速跟進央行的貨幣政策，這將直接影響銀行的存款成本，並對其貸款利率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數字貨幣使得銀行面臨強有力的外部競爭，不僅中央銀行可以直接向非銀行部門提供信貸，非銀行部門之間也能互相提供信貸，這將迫使銀行貸款利率本身也必須快速對央行的利率政策做出反應，利率傳導更為直接。
而從央行的角度看，當央行希望提高融資便利、降低融資成本時，也可以直接增加對非銀行部門的數字貨幣供給或者降低數字貨幣利率，而不再需要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然後寄希望於金融體系將這部分流動性轉移給非金融部門，這有利於減少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打破貨幣政策傳導的梗阻。
從匯率渠道看，在數字貨幣時代下，市場利率對於貨幣政策調整更加敏感，匯率的變動將可能加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會更大。而從預期/信號渠道看，由於市場預期和對政策信號的反應，取決於央行貨幣政策的清晰度和可信度，數字貨幣可能使央行決策更加透明，但也可能增加央行政策信號的複雜程度，因此數字貨幣對這一傳導渠道的影響效果可能較為有限。
綜上所述，引入央行數字貨幣將會主要通過信貸等渠道，增強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效率。但這也意味著，相同力度的調整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因此應該更加謹慎地進行貨幣政策調控，避免對市場產生過大的影響。
總的來看，數字貨幣利率未來或可能成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也會增強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近年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逐步向價格型為主轉型，以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為核心、常備借貸便利利率和超額準備金利率分別為上下限的政策利率體系和走廊機制初步形成，利率傳導機制也日益健全。未來若引入央行數字貨幣，可能會對央行的利率調控和傳導機制產生重要影響。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最近的傑克遜 ● 霍爾（Jackson Hole）年會講話中重溫了關於貨幣政策的一段名言：「不確定性不僅是貨幣政策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徵，而且是這一領域的決定性特徵。」鑑此，本文對央行數字貨幣與利率政策創新話題做了初步暢想，但很多理論上的問題還需要仔細研究、審慎論證，從而為數字時代下的貨幣政策調控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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