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西部苗族聚居區，有一個名為"茶峒"的古鎮，"茶峒"二字在苗語中的意思是漢人居住的小塊平地。古鎮位於湘黔渝交界的花垣縣，2005年6月，茶峒古鎮更名為"邊城"，原因自然是沈從文的中篇小說《邊城》。
在發展是第一要務的今天，為了促進旅遊業的發展，改下古鎮名本來無可厚非，但不知長眠於故土的沈從文有何感想？其實，與文學結緣是對是錯？與小說為伍快樂與痛苦哪種成份多一些？這可能是建國後幾十年時間裡沈從文反覆思考的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是中國文壇炙手可熱的人物，而新中國成立後，他卻從文壇銷聲匿跡，幾十年後的1988年，瑞典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詢問沈從文是否在世，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其時，沈從文剛離世數月。日後曾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佩爾·韋斯特伯格在2012年回憶稱，他在加入瑞典文學院前，知道沈從文"非常非常接近獲獎，但是他不幸去世了。"九十年代及本世紀初，沈從文的作品再次被熱捧，他的傳奇又一次驚異中國文壇。
1902年，沈從文出生於湘西苗族聚居地——鳳凰縣，原名沈嶽煥，辛亥革命後，湘西基本還是處於封閉的自治狀態，從小沈從文就讀私墊，雖然當時已經廢除科舉，但湘西依然把新學拒之門外，直到沈從文13歲才走進新式學堂，但境況和私塾沒有明顯區別，只是取消體罰和紀律鬆弛很對沈從文的"味口"，於是打架和逃學成了他經常嘗試的"節目"，1916年到1919年間，沈從文先後兩次當兵，而在兩次當兵的間隙，他在其舅父黃巨川（時任沅州警察所長）手下做辦事員，其間他品嚐到了初戀的甜蜜，也感受到被騙掉全家積蓄的痛苦和絕望，他想遠走高飛，但經濟拮据，於是才有了第二次當兵的經歷，四年間，在這個少年的心裡埋下了文學的種子，第一次當兵時他認識了老軍法蕭選青，蕭教他作古詩，並幫他改名"崇文"；在沅州時，他常到七姨夫熊捷三家玩，熊捷三是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熊希齡的弟弟，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詩作文，由於公館藏書較多，沈從文的閱讀量陡增，他對狄更斯的的小說極為讚賞。第二次當兵時，沈從文有幸成為湘西王陳渠珍的秘書，其時他認識了年輕的印刷工頭趙龜武，在趙的開導下，沈從文開始閱讀《改造》和《新潮》以及刊登郁達夫、郭沫若作品的創造社刊物，正是這些經歷使他眼界開闊，並決定去北京讀書，成為一個新型的知識分子。
1920年夏，沈從文到了北京，照他的說法是尋找理想、讀點書，但現實卻是殘酷的，由於沒有系統地接受過新式教育，考了幾次北京的大學都沒有考上，做學者的夢幾近破滅，由於帶的錢有限，不久就陷入了生存困境，當時想回家已沒有路費，由於直奉兩系都在北京招兵，他曾有過第三次當兵的想法，但理想的微光依然支撐著這個陷入絕境的青年，他曾給並不相識的郁達夫去信，希望能得到幫助，郁達夫很感動，到旅館去看他並帶他出去吃飯，當天晚上就寫了一封公開信，同情沈從文的處境，卻嘲笑他的打算。為了生存，他就以打工為生，晚上寫作，當然寫的文章大多不能發表，二十年代初期，孫伏園擔任《晨報副刊》主編，他在編輯部的一次會議上搬出一大摞沈從文的未用稿件，把它連成一長段，後來扭成一團，扔進了紙簍。可能是主編的因素更可能是沈從文的天賦與勤奮，自1924年徐志摩擔任《晨報副刊》主編後，就經常發沈從文的作品了，不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林宰平注意到了沈從文的文章，1925年5月，林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書評，讚賞沈從文的文釆，後來林把沈從文的困境透露給梁啟超，梁啟超就把沈從文引薦給他的朋友熊希齡，後被安排在香山慈幼院擔任圖書館員，直到1926年，沈從文在《現代評論》社裡找到一個錄事職位，才搬回原來的公寓裡，其時，雖然沈從文在文壇小有名氣，但生活依然非常拮据，像樣的衣服穿不起，過冬生不起爐子，晚上用被子裹住雙腿，在昏暗的燈光下，用文字去編織自己文學的夢。就這樣他還得接濟母親和妹妹，同時還要擠出時間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1925年，他結識了胡也頻和丁玲，他的作品有時通過胡也頻在魯迅周作人兄弟辦的《語絲》上發表，而胡也頻的詩作有時通過沈從文及徐志摩的推薦得以發表。
1928年沈從文到了上海，他的交往也日漸廣泛，他同巴金、施蟄存、洪深、邵詢美、葉公超等都有來往，而胡適的幫助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沈從文的命運，1929年，胡適擔任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校長，他請沈從文教文學課和寫作，這可是破天荒的創舉，因為照過去的規矩，教授必須有大學文憑，而沈從文僅有小學文憑，這個決定即使在當今也會掀起軒然大波，不過這也使沈從文進入中等收入階層。
對沈從文而言，他和張兆和之間的傳奇無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沈在上海公學教書時，張兆和便是他的學生，第一次見面，沈從文就喜歡上了這位名門閨秀，沈從文求愛的方式帶著倔強的韌性，就是堅持不懈地寫情書，面對熱情似火的沈從文，張兆和卻沒有感覺，竟把情書交給了胡適，胡適勸沈從文放棄，但沈從文依然執著，情書還是一封接著一封，在二姐張允和的勸說下，張兆和終於妥協，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結婚。
1934年4月，沈從文發表中篇小說《邊城》，很難說這篇小說的創作沒有受到愛情力量的影響，小說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抒情詩般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邊地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顯現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淨，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海內外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川湘交界的茶峒鎮小溪邊，住著老船公和孫女翠翠，他們依賴小船擺渡清苦度日。鎮上有個船總順順，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天保豁達而不拘小節，小兒子儺送文靜而聰穎過人。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遇英俊青年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保喜歡翠翠，並託人提了親，而儺送告訴哥哥，自己兩年前就喜歡上了翠翠。而此時，當地的團總以磨坊為陪嫁，想把女兒嫁給儺送，而儺送寧願一無所有也要娶翠翠，爺爺自然明白翠翠心裡所想，想讓她做出抉擇，兄弟倆決定採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來表達感情，讓翠翠選擇。儺送是唱歌高手，天保自知不如，決定放棄並駕船遠行做生意，碧溪邊只聽到一夜儺送的歌聲，老船伕就去問緣由，才知天保因船失事身亡，順順對老船伕冷淡，也不願意儺送娶翠翠，儺送獨自下桃源去了，老船伕回去後，翠翠問他，他以沉默作答。夜裡閃電雷鳴，大雨如注，爺爺說，翠翠莫怕，翠翠說，不怕，兩人並各自躺在床上聽雷聲雨聲，第二天早上，翠翠起床後發現船已被水沖走，屋後的白塔也沖塌了，翠翠嚇得去找爺爺，卻發現爺爺已在雷聲將息時死去⋯⋯
翠翠依然在渡口默默地等著儺送回來，儺送也許明天就回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
《邊城》的文字比較平實，故事情節沒有過多的跌宕起伏，但我每次閱讀時，分明感受到了作品中所散發出來的詩意，溪流的聲音在靜寂的山間顯得格外真切，就連狗吠聲也襯托出鄉間的恬靜與淡然，《邊城》所表現的是偏僻的鄉村生活，這裡擁有的是淳樸、自然、寧靜，這都是作者著力表現的田園詩意。其次，詩意還表現在人物的性格上，這同自然的詩意相得益彰，翠翠是最完美的的詩意的結晶，她依水而生，傍水成長，"在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她明慧溫柔，體貼乖順，"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的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這些淳樸善良和與世無爭，表現出了與自然景色和諧的人物內在的詩意。
《邊城》是沈從文文學創的巔峰，此後雖然有長篇小說《長河》及散文集《湘行漫記》，但在讀者中都沒有達到《邊城》的熱度，在沈從文的創作生涯中，二十年代是初創階段，三十年代是其鄉土文學為主的創作高產期。三十年代後期，其文學創作的熱情開始減退，出版的作品並不多，但其對自己作品的不滿倒給他的創作帶來新的深度，其小說明顯帶有現代思想性小說的色彩，其作品由於受到喬伊斯、福克納等人的影響，寫作的主題也越來越抽象，他在寫作的高度上雖有創新，但早期現實主義的鋒芒已經逐漸喪失，四十年代，他曾試圖在鄉土文學中運用現代思想性小說的技巧，達到可讀性與藝術性的融合，但他嘗試尚未開始，他就喪失了小說創作的權利。
沈從文文學創作的戛然而止，同其倔強的性格有關，也同新中國誕生前後外界對他作品鋪天蓋地的批判有關，這個從湘西苗族聚居區走出來的漢族知識分子，倔強地認為文學不應該同政治為伍，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這為他在五十年代的遭遇埋下了伏筆。另外他雖然對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作家深惡痛絕，斥責他們是法西斯分子，然而他並沒有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他不想捲入政治漩渦，但單純做局外人並不容易，左翼作家指責他怯懦膽小，最終被定性為"反動文人"，這使他感到十分委屈，他曾說過，"基於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對新的政治主張有過懷疑，但從來不曾與之為敵"，這可能是他曾選擇自殺以證明清白和之後選擇沉默的主因。
在三十年代的北京，由於胡適的從政、徐志摩的遇難、周作人的投敵等因素，沈從文自然成為文壇領袖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往往舉足輕重，他對郭沫若作品的文學批評，曾在文學界激起不小的波瀾，他指出郭沫若的小說創作是失敗的，不適合寫小說，說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輕人更完全更好"，1931年沈從文發表《論中國創作小說》，在論及郭沫若、郁達夫和張資平的小說時，沈從文說："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面是無多大成就的，三人中是最壞的一個，郭沫若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其實他根本沒有想到，在十七年後的北京，郭沫若卻將成為新政府中文化界的最高領導，1948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兩篇批判沈從文的文章，一篇稱他為"清客文丐""奴才主義者"，另一篇說他的作品頹廢色情，是"桃紅色文藝""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這些文字刺痛了沈從文，他說自己即使"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放下。"1949年初，在郭沫若的授意下，北京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打倒新日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可以想像一下，作為北大教授的沈從文看到這一標語時的心情。1949年2月28日，在絕望與憂傷之中，他用剃刀劃破脖頸和兩腕脈管，又喝了煤油，意圖自戕，幸虧他的親戚發現並及時送醫，才挽回性命，這似乎是他面對新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孤獨與無助的無奈抉擇，出院後他的北大課程被取消，後被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任職，在故宮午門前給了他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此後多年他的工作就是為博物館的陳列品貼標籤，接待公眾參觀。
雖然沈從文的後半生也出版過多部著作，如《中國服飾研究》、《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等，但這些和文學無關，和想象力無關，和詩意無關，他離開文壇，一頭扎進古紙堆，用沉默回應著一切批判和譴責。
如果當年沈從文對郭沫若小說的評論沒有如此尖銳、犀利（這可能是他的一貫風格，他對恩人徐志摩、聞一多的文學批評也毫不留情面），如果郭沫若能大度些，也許沈從文的文學之路不會如此狹窄如此崎嶇，以致於在其盛年之時就走到了盡頭，如果給他足夠的創作空間，他的鄉土文學與現代思想性小說的融合可能會結出意外的碩果。但現實沒有假如，沈從文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基本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諸多作品中，這是中國文學的驕傲，更是中國文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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