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经营平台数、交易额、待还金额等各项数据均勾画出个体网络借贷（P2P）从萌芽、繁荣、爆发式增长到暴雷的全过程。为何当初立志为普惠金融作贡献的P2P创业者最终黯然离场？为何针对P2P的监管效果不佳？未来的金融创新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借鉴？
4月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在《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战略合作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中表示，P2P发源于资金端、资产端的矛盾，在异化中走向末路。但数字技术和金融相结合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未来，金融服务需明确“牌”“财”“才”三大准入门槛，完善“识别创新的制度”，并配备相应的规划和业务指引。
发展：资金端与资产端的矛盾
沈艳指出，个体网络借贷发展的最大背景，是“资金端与资产端的矛盾”。资金端，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已接近欧洲总人口数，多元化投资、理财诉求上升。资产端，由于个体借贷的风控成本高，正规金融服务不愿涉足相关领域，导致“70%以上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无法获得足够或恰当的金融服务”。
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被用来管控信用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并以更低的成本连接借贷双方。国际实践层面，纯线上、由借贷双方商定风险的网上借贷于2005年应运而生。
放眼国内，我国数据收集传输技术进一步发展，移动终端在更大范围内普及，人民理财需求持续旺盛，高等教育的长足进步为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储备，产业结构在全球供应链背景下不断提升……沈艳认为，在技术、设备、钱、人、场景五方面因素的加持下，个人网络借贷发展已呈“万事俱备”之势。
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2012年，有150家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该数值在2015年升至3433家，达到顶峰。在此期间，互联网金融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各地通过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等举措，旨在推动个人网络借贷业务的商业可持续，并以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利率市场化。
异化：平台担保衍生出的“庞氏骗局”
在沈艳看来，我国发展P2P和英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六点不同：征信体系不尽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健全、个体投资人抗风险能力低、统计体系不完善、监管法规未建立和信用意识薄弱。因此，随着大批平台的涌入，“原本美好的故事开始变味、异化”了。
沈艳指出，由于直接融资是小众市场，“投资人习惯于刚兑，不愿承担成本风险”。因此，以红岭创投为代表的机构开始尝试平台担保，为投资者做“拆标”，通过搭配高中低风险来分散风险。但在执行过程中，小额分散投资衍变出自动投标和滚动募资形式；“原本应该由投资人和借款人各自分担的风险，最后变成了一个信用中介的模式”。
沈艳坦言，随着入场的平台越来越多，轻风控、多头借贷、以上市为导向的文化盛行，“很多平台实际上已经异化成‘庞氏骗局’”。
监管层面，2015年7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了之前的监管空白。但其被市场理解为“相关部门鼓励发展，只要备案即可”。2016至2018年，尽管“一个意见三个指引”的监管框架已成型，但行业内部仍然认为“市场有希望”，新入局平台持续涌入。
2018年6月，监管再次宣布备案延期，市场风向发生转变。此后，资金流出、多地取缔、整个市场开始处于衰落状态。
复盘：趋势不变 门槛准入 制度指引
流年叹掷，未来可期。沈艳指出，P2P的故事发展尽管没有回头路，但仍能够说明一些趋势、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数字技术和金融相结合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切不可因噎废食。沈艳提到，此次疫情期间，数字金融发挥了“灾害稳定器”作用，互联网金融在“防止小微企业现金流中断”方面仍能发挥一定作用。
其次，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在本质上都是金融，不是技术；因此，都需要明确“牌”“财”“才”三大准入门槛。具体而言，金融服务需要持牌、实缴资本金、完善人才培养和资格认证。其中，人才既需要了解国家发展大势，也需要储备足够的金融知识和技术。
再次，沈艳指出，新时代需要“识别创新的制度”。其一，要避免盲目求“新”，加大对适用性的研判。其二，用监管试点、监管沙盒帮助识别创新。其三，要发展穿透式监管、科技监管以管理创新。其四，媒体等需要多渠道充分讨论创新优劣，提高信息透明度。
最后，沈艳提到，发展金融新业态需要配备相应的规划和业务指引，思考“最缺什么”“最适合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哪些风险”等问题。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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