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有媒體近日報道稱，總部位於倫敦的新保守主義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日前發佈所謂研究報告，攻擊中國“瞞報疫情信息”“違反《國際衛生條例》，對新冠病毒擴散負有責任”，聲稱國際社會應介入調查，以向中國“索要賠償”。
這一論調荒謬至極。中國以巨大犧牲為代價，為全球疫情防控築起第一道防線，爭取了寶貴時間；中方及時發佈疫情信息，毫無保留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這些都是國際社會公認並普遍稱讚的事實。所謂對中國“追責索賠”的論調毫無道理，更毫無道德。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締約國有義務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分享信息。從2019年12月27日中國湖北省一家醫院首次上報3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到12月31日向世衛組織駐華辦事處通報、2020年1月3日完成正式上報程序；從1月7日分離出新冠病毒、12日將病毒全基因組序列與世衛組織分享，到每天發佈最新數據，與各國分享相關信息和經驗，中方通報新冠疫情信息的快速、公開、透明有目共睹，很多疫情防控舉措甚至遠遠超出《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正如世衛組織指出的，中國在履行國際義務方面為全球樹立了新的標杆。試問，西方一些人依據什麼樣的國際法，要對中國“追責”？
疫情面前，全人類都是受害者。歷史上，從未出現因公共衛生事件對特定國家和民族“索賠”的先例，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在全球範圍煽動針對特定族群的仇恨浪潮，人為製造歷史悲劇。西方一些人叫囂要對中國“追責索賠”，實質是一種種族主義操作，突破了道德底線。有外國網友譏諷道：“真是笑話。既這樣，那我們應該向誰收取流感發生的費用？”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凱瑞•布朗指出，拋出“追責索賠”無稽之談的亨利•傑克遜學會，“是個出了名的右翼組織，特別熱衷於攻擊”。以其為代表的英國一些右翼學者，出於政治私利和意識形態偏見，陷入了動輒要求“賠款”的“炮艦外交”迷思。他們也許忘了，當今世界，“叢林法則”早已讓位於國際公義，“日不落帝國”也早已玩不動當年那套舊把戲了！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一些右翼政客正或明或暗地策應這些右翼學者，忙著為當局的無序應對尋找“替罪羊”。
3月底，英國內閣辦公廳大臣邁克爾•戈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儘管中國及時報告了首例病例，但“來自中國的報告並沒有清楚地說明病毒的規模、特質和傳染性”。戈夫刻意忽視了一個事實：新冠病毒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對其病毒屬性、傳播原理及危害性進行科學審慎的評估都需要一定時間。
英國《獨立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戈夫此舉，不過是想將英國無法提供足夠抗體檢測試劑盒的責任甩給中國。英國自由民主黨代理領導人埃德•戴維也駁斥了戈夫這一說法，認為他不應為當前局勢尋求“無力的藉口”。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表示：“在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我們就知道疫情會到來，中國疫情所傳遞出的信息非常清楚。”
其實，真要說起英國政府疫情應對不力的深層原因，那還得回溯到保守黨自身。上世紀80年代初，正是保守黨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政策包”裡釋放出來，其核心主張之一便是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根據英國“國王基金會”統計，在過去三十年，僅英格蘭的NHS醫院病床總數就削減了超過50%，降至約14.1萬張；2017年，英國全境每千人所擁有的病床數僅為2.5，幾乎在歐洲主要發達國家中墊底，相比之下，德法兩國的這一數據分別為8和6。
英國並不缺先進的醫護技術，但醫療資源短缺以及對中國發布信息的漠視，嚴重製約了英國社會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真正應該檢討的，應是那些鼓吹不當政策的右翼學者和保守黨政客。
值得警惕的是，以喬什•霍利為代表的一些美國國會議員，近來推動議案，聲稱要啟動所謂對中國疫情處置方法的“國際調查”，要求中國進行賠償。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也汙衊中國掩蓋疫情信息。可以看出，這些右翼政客相互策應形成的一股跨大西洋“暗流”，正有目的、有計劃地不斷把髒水往中國身上潑，加大“甩鍋”力度。
當前，全球確診人數已突破120萬，其中美國確診人數超過36萬，英國首相約翰遜因症狀加重進入重症監護室。在全球抗疫的緊急時刻，歐美個別組織與一些政客充滿種族主義的政治操作與“甩鍋”行為，暴露出醜陋的強盜嘴臉，對國際防疫合作造成越來越大的干擾。面對疫情在歐美擴散蔓延，真正該被追責的，應該是他們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國際銳評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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