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2019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佈，初步核算，全年完成生產總值11589.7億元。至此，國內絕大部分主要大中城市均已亮出2019年GDP家底。
搜狐城市梳理了近年來被定義為一線（4座城市曾經入選）、新一線（20座城市曾經入選）的24座城市自1979年到2019年的GDP數據。這些城市，特別是新一線城市在時代潮流中搏擊爭競，局部排名座次變動不可謂不劇烈。
“得意者”如連年進擊的深圳、蘇州、東莞；“失意者”如每況愈下的瀋陽、大連，以及近年來失落的天津；而一些城市經歷了震盪的四十年，包括處於疫情風暴眼中的武漢、黃海明珠青島、文化名城杭州、千年古都西安。
當然，還有穩紮穩打一步一個腳印的寧波、鄭州、長沙、南京，也有諸如無錫、濟南、廈門、福州、昆明等地GDP排名一直波瀾不驚。但它們都與時代脈搏共躍，現在或曾經躋身新一線，它們並不是沒有故事的城。
歷史如煙雲，城市的興衰裹挾著身處其中的億萬普通人沉沉浮浮。
黃金時代：
從農業縣到新一線的東莞
1978年，國務院頒佈《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廣東率先作出發展來料加工的決定，東莞、南海、順德、番禺、中山作為先行試點縣。
此後40年間，作為改革開放先行者的東莞，從珠江邊的農業縣變身“世界工廠”，以飛騰的GDP為註腳，東莞從廣深之間殺出一條血路。1979年，東莞GDP為6.62億元，不到福州GDP（14.97億）的一半，而昆明（16.59億）、大連（43.8億）、西安（26億）、濟南（26.56億）、瀋陽（49.99億）等城市更是遠遠高於東莞。到2019年，東莞以9482.5億的萬億後備軍身份全面超越上述城市。
視線再回到東莞的1979年。試行發展來料加工產業後，東莞縣迎來港商投資潮。隨之，另一股潮水——東莞逃港潮逐漸消失，早前外逃的東莞人也開始回鄉投資興業。
據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東莞改革開放三十年大事記（1978-2008）》記載，1983年，東莞與外商簽訂“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協議共2021宗，7.1149億美元；新辦企業1030戶，共引進各種機械設備5.6萬多臺（套），價值2381.9萬美元，全縣共收入加工費1.26億美元。而同年，東莞生產總值才13.03億元。隨後，東莞撤縣設市，後又升格為地級市，省屬直管。
港商之後是臺商。1987年，臺灣決定開放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兩岸長達38年之久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次年7月，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進一步促成了臺商投資大陸的第一波浪潮。而在東莞投資的第一波臺商中，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3月。
1992年後，來莞投資的臺商越來越多。據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會統計，協會成員從1993年創會時的360家發展到最高峰時2006年的3530家。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2年，東莞連續7年出口總值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三位，僅次於深滬。
在“三來一補”經濟模式助推下，在外部資金和內地勞動力的支撐下，東莞GDP火箭躥升，一年上一個大臺階。1995年296.45億元，1996年361.98億元，1997年448.92億元，1998年558.44億元，1999年667.86億元，2000年一舉突破800億元，到達821.13億元。隨後的兩年時間，東莞經濟勢如破竹，分別達到993.48億、1189.05億。至此，東莞已將福州、長沙、鄭州、西安、昆明、廈門等新一線城市甩在身後。到2007年，東莞GDP來到了3169.26億元，在一線、新一線城市中排名15。
2008年，曾於1975年任東莞縣委副書記的李近維向媒體總結了東莞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要素：土地與勞動力。在這兩個關鍵要素上，東莞選擇了“沒有風險的來料加工”。改革開放30年間，東莞GDP增長了約500倍，年均增速達18%，成為最大贏家，這個階段是東莞引以為傲的“黃金30年”。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隨著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漲，人民幣大幅升值、政策環境日益嚴格，東莞“三來一補”模式的黃金時期走向終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東莞部分企業逐漸外遷。
東莞進入了艱難的轉型期，以智能製造作為主攻方向，加強產業配套。2013年，國內手機前三甲的華為和OPPO、VIVO手機入駐東莞，這些大型企業落戶不僅帶來千億產值，還帶動了配套企業的崛起。2009年至2015年，是東莞轉型陣痛期，也是GDP短暫的滑落期。
2019年2月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佈，東莞被定位為“集聚高端製造業總部、發展現代服務業於一體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發基地”，正式躋身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
雖然在所有一線、新一線城市中，最近幾年東莞GDP的排名相比巔峰2007年下降了2名，但是在產業升級轉型戰略帶動下，東莞GDP逐年上升，且含金量更高。2019年全市GDP達到9482.5億元，同比增長7.4%，增速高於同期全國（6.1%）、全省（6.2%）平均水平。按這個速度，2020年東莞GDP將突破節點性的1萬億元。
除了東莞擁有不俗的發展速度外，還有兩座城市的也產生了蝶變，它們是深圳和蘇州。
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排名第一的城市，且沒有絲毫緩下腳步的跡象。2019年深圳GDP增量為副省級城市首位，達到2705億元。從1979年的1.96億元，到2019年的26927.09億元，四十年間深圳GDP漲了一萬三千餘倍，從排名墊底到僅次於京滬，躋身一線的速度堪稱一騎絕塵。這是中國經濟神話最好的背書，是屬於南方漁村的“鉑金四十年”。
在千里之外的長三角，蘇州城也擁有堪比莞深的發展史，如果說深莞是鉑金、黃金式發展，那麼蘇州的發展則堪比白金。蘇州GDP從1979年的12位到近年來的穩居第6。一個地級市，在眾多省會城市合圍中突圍而出，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白銀時代：
三座城GDP“纏鬥”四十年
奇蹟不常有，人間難逃運勢。
在改革開放初期，有這麼三座城，它們地理方位不同，經濟體量卻相當。在之後的四十年裡，它們各自使出渾身解數，用不同的發展模式書寫了屬於自己的白銀時代。它們是努力奮進的副省級城市優等生青島、杭州、武漢。
【1979年，武漢、青島領先杭州一個身位】
讓我們先來看看1979年的GDP，武漢和青島分別排在第7位（46.2億元）和第9位（43.6億元），杭州排在第13位（33.52億元）。此時，武漢和青島的經濟總量相當，杭州稍遜一籌。
彼時的青島是和上海、天津並列的三大紡織重鎮，在1979年已經有了“三來一補”訂單。武漢則憑藉中原重鎮的底蘊穩居中部第一大城市。那時的杭州不僅被上海、南京、蘇州等城市甩在身後，甚至比不上南通。如果說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一場長跑的話，那麼，武漢和青島在起跑上要領先一個身位。
【1989年，杭州逆襲超過蘇州、逼近武漢】
10年後的1989年，杭州一路攀升，由第13位來到了第10位（166.29億元），武漢下降兩位來到第9位（168.75億元），而青島則下降三位來到了第12位（159.6億元）。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此時杭州僅僅以0.46億的差距緊追武漢，二者與青島的體量拉開。
杭州的成功主要在於敢為人先，改革開放後，杭州抓住機會引進外資。1988年，國務院批准杭州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隨後，杭州決定對華豐造紙廠等21家國營企業實行“放開經營”改革試點。在彼時東北依靠傳統產業、大國企的情況下，杭州獨闢蹊徑重點發展中小企業，被譽為“中小企業之都”。
1984年5月，武漢被批准為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計劃單列市，這為武漢經濟發展注入新的生機活力。不過，1986-1988年，受全國“經濟過熱”影響，原材料、燃料價格上漲，企業消化能力、承受能力有限，虧損增多。1988年，全市預算內企業虧損總額達7059.4萬元，同比增加18%。
1984年，中央作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決策，青島成為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很快，以海爾、海信、青啤、雙星、澳柯瑪“五朵金花”為代表，青島一批製造業企業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中迅速成長起來。
【1999年，杭州獨佔鰲頭、武漢陷入失落】
10年後的1999年，杭州（1225.27億元）反超武漢（1085.68億元）來到第8位，武漢掉落到第10位，青島不升不降維持在第12位。
此時青島的支柱產業紡織業面臨轉型，青島市統計局關於199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顯示，青島第一產業比重不僅沒有下降，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反而上升了1個百分點。1998年的青島正在經歷轉型的陣痛期，傳統輕工業優勢不再，新興第三產業還在試探期。
杭州則繼續發展個體經濟、中小企業，發力高新技術產業。1990年，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立，1993年，國務院批准杭州設立杭州經濟開發區。
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武漢工業加大改革力度，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實施名牌戰略。武漢工業產業結構實現由鋼鐵、機械、紡織到鋼鐵、汽車、高新技術，到初步形成光電子、鋼鐵及新材料、汽車與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環保等五大產業基地的3次大跨越。這一階段，武漢興改革忍陣痛，為此後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初步基礎。
【2009年，杭州保持領先，青島超過武漢】
讓我們再來看看2009年的GDP，杭州（5111.4億元）和青島（4853.87億元）分別排在第8位和第10位，此時的武漢（4620.86億元）已經跌落到第11位。一直表現穩定的武漢究竟怎麼了？青島又是如何迎頭趕上的呢？
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沿海城市都得到了飛速發展，武漢的發展速度與開放程度遠遠落後於沿海地區的青島和杭州。
青島市統計局關於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顯示，青島一產佔比約5%，二產穩定發展，尤其是海爾、海信等一大批製造業巨頭填補了紡織業留下的空白，此外，三產增長迅速，奧運會後，旅遊業的快速發展也為經濟提供了助力。
通過“打開西湖”等舉措，杭州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超過6成，產業結構迅速優化；通過前瞻性的改革意識、寬容的改革環境，杭州借互聯網實現了彎道超車，培育出阿里巴巴等知名企業，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大數據等產業風生水起，數字經濟連續對全市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
【2019年，武漢強勢復甦上演“王者歸來”】
時間來到了2019年，武漢（16223.21億元）、杭州（15373億元）和青島（11741.31）GDP分別排在第8位、第9位和第15位。三座城市GDP拉開差距。
誰也不曾想到武漢在這一個十年會借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東風”。2008年後，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加速向中西部轉移，使得中西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大加快。在此過程中，中西部的多個強省會城市快速崛起，經濟總量在全國的位次大幅提高。從各個重要指標來看，武漢在中部的競爭力和優勢首屈一指。
2010年，武漢東湖高新區成為繼中關村後中國第二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也是中部地區首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武漢吳家山經濟開發區升級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13年，吳家山經濟開發區更名為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2015年，武漢市被國家定位為“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同時期，武漢開啟大基建時代。
2016年，國家發改委發佈《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明確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6月，國家《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印發，重點佈局三大城市群，將武漢列為超大城市，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
在武漢佈局城市群建設的同時，杭州走向了“小而美”的道路。2009年，杭州提出“服務業優先”發展戰略，2009-2013年，二產佔比下降7個百分點，2013年二產比重僅為42.56%；同期三產比重提高近8個百分點，2011年三產比重首次超過50%，2013年三產比重達到54.33%，文創、電商產業在這個階段加速崛起。
2009年至2013年，杭州市GDP增幅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排名一度退至最後一名。杭州果斷地把經濟發展重點轉移到信息經濟上來。這個階段，二產佔比再度下降，2015年下降到40%以下，2018年僅為33.84%，只有1/3的份額。同期，三產佔比在2016年超過60%，2018年達到近64%，三分天下有其二。
搜狐城市《GDP“縮水”千億，被無錫寧波反超，青島經濟怎麼了？》裡對青島近幾年的發展進行了分析：作為山東經濟引擎和龍頭的青島，製造業在全國發展格局中“缺位”了，主因在於青島和山東一起行差踏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未能抓住製造業轉型的機遇，慢慢錯失了產業升級的機會。
根據青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青島市第二產業佔比已下跌至35.6%，面臨著產業空心化的風險。數據表明，青島經濟正面臨著工業項目儲備不足、後繼乏力的“危險”。
從1979年的武漢、青島領跑，到杭州在90年代的奮勇直追，青島和武漢的經濟倒退又重新加入戰團，三座城市歷經沉浮，座次一再重排。但落後的不會放棄，領先的不會放鬆，過去四十年，它們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是屬於它們的“白銀時代”。
青銅時代：
南京無錫寧波“愛相隨”
如果說武漢、杭州、青島的GDP角逐是大開大合，那麼南京、無錫、寧波三地GDP則是穩紮穩打“共進退”。
縱觀31個省份，“一城獨大”成為普遍現象。比如成都、銀川、武漢、鄭州、西安等，這些城市吸引更多的政策落地、更多的人口彙集，實力遠高於省內其他城市。
但有這麼幾個省份，“一省雙核”乃至“一省雙核多級”卻是其最大特點。入選過一線、新一線城市數量最多的省份是廣東（廣州、深圳、東莞）、江蘇（南京、蘇州、無錫），而浙江（杭州、寧波）、山東（青島、濟南）、福建（福州、廈門）、遼寧（大連、瀋陽）均有過兩城入選。
省內多強的格局常常會導致內鬥不斷。而無錫、寧波則是長三角地區一超多強城市格局中的溫和派，它們不事張揚、腳踏實地。
南京無錫寧波這三地離得不遠，在南京蘇州龍虎鬥的背景下，這三地倒顯出了你儂我儂的互融共榮關係——至少在GDP數據上差距沒有拉開，名次排位也只是小幅波動。
在搜狐城市整理的24個一線、新一線城市從1979年到2019年的GDP排名中，南京、無錫、寧波的GDP持續在中游，大多數年份維持在10-15名之間。值得關注的是，與相對平淡無奇的南京、寧波而言，無錫曾有一段“崢嶸”歲月。
1983年，無錫縣改市獲得獨立建制。無錫的老府城常州則沒那麼幸運，喪失了多個屬縣後，常州市整體經濟指標與無錫、蘇州有了較大差別。
在1983年區劃調整中，蘇州基本保住了傳統勢力範圍，1992年，蘇州爭取到新加坡工業園區落戶。在外資先進的技術經驗與出口加工的巨大利潤下，蘇州理所當然地成為蘇南老大。
而成為蘇南老二的無錫，也搭上了長三角經濟騰飛的快車。1990年代，無錫便已超越南京，成為省內僅次於蘇州的經濟重鎮。數據顯示，1990年，無錫GDP為160.44億元，南京為176.52億元，1991年，無錫為184.81億元，僅落後南京1.36億元。1992年，無錫GDP狂飆至304.05億元，與南京拉開了50多億。
然而，無錫的這一輪逆襲沒能維持太久。2000年代後期，無錫頹勢初顯。2017年無錫GDP破萬億，多少是一件大事，但對於無錫這樣的條件而言，未免有些晚了。
2010年代，無錫一度遭遇了重大的發展危機：從2012年開始，無錫經濟數據大幅滑坡，當年無錫名義增速下滑到10%，2013年下滑到6.6%，最艱難的2014年更是隻有1.7%。無錫GDP增速一度在江蘇13個設區市中墊底，大量企業倒閉。其在一線、新一線城市的GDP排名也迅速從2011年的第10，下滑到2013年的第13。
在官方的表述中，無錫滑坡原因被歸於太湖藍藻事件（2007年）的刺激：在全國矚目的環保壓力下，無錫市外遷了2000多家高汙染傳統企業，而新的高技術產業並未及時更上。
然而，仔細考察不難發現，無錫經濟失落的根本原因並非藍藻事件，而在於無錫市產業政策失誤、過早的動用政府力量強制推動經濟轉型。太湖藍藻的爆發，不過順勢加速了這一進程。
經歷了一段失落歲月後，無錫再次提出產業重心迴歸實體經濟，並在2015年提出升級傳統制造業的產業強市計劃，高調重回製造業。從這之後，無錫才重回正軌。
2019年，南京（預計14050億元）、寧波（11985億元）、無錫（11852.32億元）分列GDP排行榜第11，第12，第14位，兜兜轉轉40年，這三座城市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線。不論是與蘇州“爭鬥”不息的南京，還是被杭州遮蔽光芒的寧波，抑或是經歷起伏的無錫，它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沒有丟掉韌勁，走過了不算驚豔但也算精彩的青銅歲月。
黑鐵時代：
大連瀋陽天津何以至此
空曠的街道，破敗的房屋，荒涼的雜草，黑暗的車間，堆滿了雜物的空間……機器，鋼筋，齒輪，螺絲，這是電影《鋼的琴》裡的場景，也是東北工業時代終結的真實寫照。
從今年年初開始，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正式實施。稍早之前，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國家統計局修訂了2018年地區生產總值並授權各地區統計局公佈，與此同時，2019年各地區生產總值一併公佈。
截至發稿日，31個省份2018年GDP修訂結果均已出爐，2019年各省份及絕大部分主要城市GDP亦相繼公開。15個副省級城市中，2019年GDP超過萬億元的為8個，但這裡面並不包括東北的任何一個城市。
數據顯示，2019年副省級城市的發展分化加劇。其中，深圳、廣州分別實現GDP2.69萬億元和2.36萬億元，保持在副省級城市前兩位。中部的武漢、西部的成都實現GDP1.62萬億元和1.70萬億元；長三角的杭州、南京、寧波實現GDP 1.54萬億元、1.40萬億元和1.20萬億元，均比上年增加超千億。相比之下，東北城市發展水平整體靠後，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的GDP分別為7001.70億元、6470.30億元、5904.10億元和5249.40億元。
以曾經入選新一線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來看，大連，瀋陽分列倒數第4、第2。不光東北，整個北方除北京之外的，只有天津（14104.28億元）、青島（11741.31億元）進入榜單前15名之內，分列第10、第15位。
回到1979年，榜單前15名有6名是北方城市，其中天津以93.01億元高居第三，瀋陽以49.99億元位居第5，青島、大連分列第8、第9位。東北經濟乃至北方經濟何以至此？毫無疑問，這已經是個耳熟能詳的話題。
在東北三省格局中，哈爾濱、長春形成哈長城市群，瀋陽、大連則形成遼中南城市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是閃耀中國的東北城市群。但隨著經濟重心南移，東北經濟則隨著國企改革與工業化紅利消失逐漸沒落。而作為東北最耀眼的雙子星城市，瀋陽和大連也“難逃一劫”。
歷史上瀋陽作為東北的工業重鎮，經濟總量一度排在全國前五，不過後來逐漸滑落，掉出了全國二十強。2018年的數據顯示，瀋陽的GDP為6292.4億元，在東北幾個副省級城市裡面也是最低的。
瀋陽也是闊過的。1993年，瀋陽GDP增速達到最高點47.4%；1994年，大連GDP增速達到最高點62.4%。2008年之前，瀋陽和大連無論是GDP還是增速，都不相上下，可謂“雙胞胎”城市。但2009年，大連完成對瀋陽的反超，成為遼寧經濟第一大城市。
同樣在2008年，瀋陽和大連的經濟增速同時下滑，直到2016年出現分化。2016年，瀋陽經濟大幅縮水，增速更是-5.8%。但大連卻反向增長6.5%，時任市長已提出“築底回暖”的口號。
隨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遼寧“擠水分”實現GDP達22037.88億元，比2015年少了6705.5億元，“縮水”幅度高達23.3%。而瀋陽、大連姍姍來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瀋陽、大連實際GDP為5525.69億元和6810.2億元，相比2015年的7269.2億元和7731.6億元，分別縮水1743.51億元和921.4億元，縮水比例高達23.98%和11.91%。
東北地區曾是中國產業工人、科研人員最集中的區域之一，而今卻飽受人才流失之痛。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0年，東北地區人口淨流出180萬，東三省的人口生育率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甚遠。經濟發展乏力導致人才沒有用武之地，於是人口流出，進一步加劇經濟下滑。東北地區陷入的正是這樣一個怪圈。
如今的東北，尤其是遼寧，急需找到恢復經濟增長的重要砝碼。加大投資力度、加大創新力度，重新把人吸引過來，才是贏得未來的關鍵。
無論是黃金白銀、青銅還是黑鐵，俱往矣。
20城，40年，在這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比賽中，有一直領跑的，也有黯然掉隊的，但更多的是咬牙緊跟的。它們在風口與風浪間搏殺，奮勇爭先地將時代踩在腳下。
數據來源各地統計年鑑
武漢市政府官方網站
《東莞改革開放三十年大事記（1978-2008）》
《“世界工廠”的進與退》
《風口浪尖下的無錫》
《無錫產業結構演變、優化及轉型研究》
《杭州市志1986-2005（第一卷）》
《武漢市志1980-2000（第三卷）》
《探路新經濟的“杭州實踐”》
《瀋陽VS大連 誰能抓住沒落東北中僅存的希望？》
專題策劃 賴顥寧 肖義強
撰稿 肖義強 王春豔 陳亞輝 翟楊
數據蒐集 王春豔
視覺 楊少傑 周雨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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