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羅生門》被批評為將日本的愚昧和倒退暴露給外國人看，在中國，我也面對了同樣的怒斥，而我用黑澤明來作為我的盾牌。也許20或30年後，中國人將不會再用那種狹隘的眼光來看我的作品。——張藝謀
大概很多人想不到，為中國拿下第一個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作品，會是一個農村題材的電影吧？
1992年8月，《秋菊打官司》上映，在這之前，張藝謀因為《大紅燈籠高高掛》和《菊豆》被禁止公映的事，正處於人生最低谷的狀態。
上面的話，就是他在《時代》週刊上為自己的偶像黑澤明撰文時說的話，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多年後，能夠被重新解讀，被重新定義。
看過了張藝謀在電影題材上的選擇，不得不說，張藝謀的選故事眼光，很毒。
《秋菊打官司》改編自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講述的是“農婦（何碧秋）告村長”的故事。
當我們沉浸在這部電影裡，很容易便能發現張藝謀本身思想上的蛛絲馬跡，而這些，早已經掩蓋了原著裡那個村婦的許多光芒。
對比於原著，秋菊的執拗，遠比何碧秋合情合理，電影情節的設置，也遠比小說深刻。那麼，這部電影到底都做了什麼改編呢？
01、人設變了，直接改變了整個故事的格局
隨著電影進度條往前移，觀眾很容易落入俗套，猜測劇情會是秋菊將村長告倒，村長被撤職為終局，隨著劇情的深入，又覺得會是因為村長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率先給村長低頭，村長也大方跟秋菊夫妻道歉，兩家人和解。
誰曾想，結局完全出乎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
當秋菊在雪地裡追著警車，卻只能遠遠地看著警車的背影越來越小，那無法抹平的茫然不解，籠罩了她。
電影的結局是故事的最大改編之處，而這些也和她被改掉的人設相關。
原著中的何碧秋，只是一個普通的村婦，沒什麼見識，有點無知，甚至在人情世故上，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說的地方，唯一要說的，大概就是很執拗這一點吧。
開篇的“太陽好起來了”和“討個說法”是吸引張藝謀改編的點，可是原著中，當何碧秋說出：“那你就別怪我了”這句明顯帶著“威脅性質”的話，已經完全看不出她和丈夫有錯在先的半點反省，反而理直氣壯，大有不讓村長好過的意思。
小說後面，也確實交代了，何碧秋夫婦對於這個村長的作風習慣，乃至這個村長的上任，都是帶有質疑和不服的。
而在告狀過程中，包括去見嚴局長的部分，人情如何打點，這都是旅館老闆教她的，可見何碧秋在日常的生活中，人情世故這一塊並不到位。
礙於人設決定了故事的走向，故事結局也就相對平庸。
僅僅是在她最後一次告狀後聽到村長被帶走，驗收員過來驗收，她的麥田出了黑子這些事，故事便戛然而止了。
而電影中的秋菊，顯然比何碧秋更有為人處世的智慧和自尊自愛。
電影中的秋菊，一開始就穿著一件大紅衣服，圍巾包著頭，大腹便便的走在市集上，市集裡，人來人往，觀眾一開始甚至都認不出那是鞏俐。
張藝謀此時的電影偷拍方式，讓整部電影的所有人物，都有著不一樣的隨意感。
這裡的她，是一個即將臨盤的孕婦。
當她拿著丈夫的診斷說明去找村長的時候，她的態度，是謙卑有禮，不失本分的。
這個時候的她，能體諒村長的難處，也明白自己家違建不對在先，村長管教村民也不是不可以，但村長不該往她丈夫的命根子上動腳還不覺得有錯。
她要的，只是一個道歉。
秋菊要一個“說法”，是為自己的尊嚴，更是為丈夫的尊嚴，這才是秋菊最終堅持告狀的原因。
結局多了秋菊生孩子的環節，瞬間將整部電影的層次拔高了幾層，讓秋菊和所有戲外的人開始思考，法與情，究竟應該怎麼平衡。
02、情節衝突的原因變了，讓整個故事更接近現實
故事的衝突，是源於村長打了人拒不認錯，上級下來調解的時候，也僅僅是“賠錢了事”，故意羞辱，引起了何碧秋和秋菊堅持不懈的告狀。
但其實，這件事的由頭，是有本質區別的。分析這個由頭，得從故事裡的幾件大事說起。
一是政策的改變。
原著中，講述的是村長帶著村民選了一塊試驗田種植油菜，何碧秋夫妻拒不配合，與村長起了口角，村長是個粗人，對很多事懶得解釋，因而引起何碧秋夫婦的反彈，即便是在後面村長也是嘴硬，只說了一句：既然說不聽，那就用拳頭說話。
簡單粗暴，這樣的人物形象，其實我們在電視劇《大江大河》裡看到過類似的形象，那便是雷東寶，敢闖敢幹，只悶頭做事，不容置疑。
電影裡，將種油菜改成了違建，秋菊夫妻搭了個違建的辣子樓，村長勸不聽，秋菊丈夫和村長起了口角，言語間，多有挑釁和不屑，刺痛了村長心底裡的痛處，這才讓村長以牙還牙下了手。
二是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
張藝謀為什麼將這個“農婦”加上“孕婦”的設定？
電影花絮中提到，是因為鞏俐在片場曾經扮演孕婦的樣子逗樂，張藝謀很有感覺，因而做了這樣的改編。
但往深一點去想，張藝謀為什麼會覺得這樣的改編有感覺？
自然是因為這樣的人設更符合當時的時代特色。
八九十年代，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一度採取計劃生育政策，老一輩的人，尤其是農村鄉下的，為了生個兒子，可謂是各顯神通。
為什麼秋菊對於丈夫下體被踢如此意難平？為什麼村長拒不認錯？為什麼秋菊生了兒子以後，村長這麼重視，嘴巴里明明說不去滿月宴，第二天卻想著把自己收拾齊整？
這一切，都是因為貫穿全片的故事核心
“生兒子”。那個年代，生幾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兒子。
有兒子，才能老有所依，才能有人繼承香火，才能不被村裡人笑話。
偏偏村長老婆生了4個女兒後，就被強制執行計劃生育了，這是村長心裡一直以來的痛。
秋菊丈夫違建在先，言語羞辱在後。“罵他下輩子斷子絕孫，還抱一窩母雞”。
這樣的話，赤裸裸的就是那些年代，封建的農村人對同村裡對沒有兒子的村民的嘲諷，秋菊丈夫的話，聽在村長耳朵裡，更有炫耀之意。
電影裡，村長生下了4個女兒，卻被執行了“計劃生育”，也就是“斷子絕孫”，“抱一窩母雞”了，而秋菊卻馬上臨盤，是不是兒子且不說，畢竟還能再生。
秋菊丈夫這麼一句戳心窩子的話，聽在村長的耳朵裡，面子掛不住，心裡不好受，村長又怎麼能忍？
三是“民告官”的民主化政策執行
當然，我們是在原著中才看到這樣一個名詞，也是在原著中，才明白何碧秋是這個政策的標杆案例，因而何碧秋的案子，能更快速高效的解決。
可電影中，顯然略過了許多，不僅沒提秋菊堅持告官的更多過程，故事也似乎只到法院通知秋菊丈夫拍片子，到了這裡，電影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看似可能的假想結局。
但此刻，我們很容易忽略了張藝謀設定“孕婦”的用意。
秋菊在村長的竭力相助下，順利產子，滿月宴之前，秋菊還特地邀請村長前來，似乎之前的所有隔膜都不在了，村長也是想去的，按照村長家人所說，“他在屋子裡拾掇自己呢”。
可見村長多重視這個孩子。
但秋菊沒有等來村長，只等來警車，村長以“輕傷害”被捕，而秋菊和村長之間的恩怨，並沒有化解。
這才出現了秋菊追警車的畫面，秋菊的本意，只是想要討一個合乎情理的公道，再淺一點講，她想要的就只是村長的一句道歉。
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她的本意和簡單想象，她茫然了，法與情，終究只能選一個。
03、故事背景改了，讓整個告狀的過程有了不同
《萬家訴訟》故事背景在南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何碧秋的村子，被一個水庫隔絕在兩個省界內了。要告狀，只能坐船或者繞遠路。
何碧秋找醫生開的證明是跨省的，在她告狀的過程中，這個事實被反覆提及，似乎無形中，加大了她繼續告狀的難度，同時也增加了這個案件的複雜性。
最直接的一個表現，大概就是何碧秋到了市裡找到嚴局長家的時候，卻因為並沒有看到局長，而將做人情買的東西都給了一個耳朵不靈光的老人家。
之後，何碧秋回到了家，也就沒再出去，索性在家等消息，這裡，是不是也有出行難的考量呢？
電影裡，則是直接將故事放在了陝西農村裡。
張藝謀本身是陝西農民出身，對陝西的民俗風情，有更多的瞭解，對那裡的農村生活習慣，有更多的感受。
雖說在出行上以及告狀所用的狀紙有著地域歸屬的差異，電影裡也刻意簡單化了秋菊的出行方式，但不可否認，部分場景的簡單化，對應人物設定的飽和度，其實有很好的反襯作用。
秋菊一家本就是賣辣子出身，走上告狀路之後，這些辣子就成了她告狀的支撐，而張藝謀在電影裡的寫實拍攝手法，偷拍，搶拍，抓拍，跟拍，所有的人物影像，都是基於相對簡單的故事場景出來的。
加上她孕婦的背景設定，若是再從場景上去加大難度，無疑會讓這個告狀的過程顯得更為艱難，甚至失真。
試想想，一個即將臨盤的孕婦，經得起船舶，車馬的來來回回折騰嗎？
結尾
細想想，張藝謀並沒有真正地運用這個故事，對故事的還原度，並不算高。
如今影視行業中，“超高還原度”成了娛樂觀眾的一個賣點，除了還原，改編者的才華，完全被掩蓋。
而張藝謀的改編，往往是借用故事的框架，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大部分的改編，尤其擅長在細枝末節處“動手腳”。
《秋菊打官司》經過人設，背景，故事衝突等各種改編，也確實給觀眾留下了不少的思考，也讓人對於秋菊的執拗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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