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

本書是一部微觀歷史，在以雷明遠為中心的故事中，我力圖也向讀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風土、社會、組織、管理、經濟、政治，等等。可以負責任地對讀者說，雖然我在本書中注入了文學式的深描，但是所有的故事和描寫，都是有出處的。對自然生態的描述，更多來自我 自己親身的體驗。成都周圍的許多鄉場，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都去過，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為“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在成都平原的鄉村安家落戶，在竹林下的茅屋中，在煤油燈下，度過了許多日日夜夜。沒有想到，這些親身的經驗，在幾十年後，居然成 為我撰寫本書的第一手資料。

在本書中，我嘗試把文學式的描寫和嚴謹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併力圖在兩者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在講述故事的來龍去脈的同時，我儘量詳細地給出資料的來源。讀者朋友從本書的註釋中，不但可以找到資料出處，也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閱讀書目或知識背景。

歷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觀和微觀（甚至更細的劃分，例如中觀）的視野。有一句英語俗語：“魔鬼在細節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歷史的時候，細節經常可以給我們展示不同的面相。猶如觀察一個生命體，從外觀看大局固然是必須，但是對內部機體的認識、細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經常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正常的機體，但是通過對血液的解析、顯微鏡下對細胞的觀察，卻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過去我們討論 1949 年“大轉折”的時候，基本都侷限在解放軍對大城市的接管，對新政權怎樣控制鄉村並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權來到四川之前，幾乎控制了農村社會，本書從袍哥的覆滅展示了共產黨如何深入鄉村的過程。

我對袍哥的興趣，開始於 1980 年代，並持之以恆地收集有關的記載。在 1993 年出版的關於長江上游的社會史《跨出封閉的世界》中， 我對這個組織有一個比較初步的描述，後來在《街頭文化》一書中， 我討論了袍哥和街頭政治的關係，在《茶館》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 “吃講茶”在地方權力和控制中的作用。

本書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資料，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沈寶媛1949 年在成都郊區一個叫“望鎮”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調查報告（見附錄 3）。沈寶媛的這篇報告在 1946 年作為她的畢業論文完成以後，雖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論文的目錄中，但再也沒有人提到過。直到大約十年前四川大學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學查閱資料時，看到這篇論文，她知道我一直關注袍哥的文獻，便給我複印了一份。當時我正集中精力進行 20 世紀成都茶館和公共生活的研究，雖然覺得這份資料非常有用，但究竟應該怎麼使用也沒有進行認真思考。這樣，這份資料在我的書架上擱置了近十年之久。

2014 年初夏，在我第二本關於茶館的英文書稿交給出版社以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課題，認真閱讀從 1980年代以來我收集的關於袍哥的各種資料，包括沈寶媛的這篇調查報告，並開始起草論文《鄉村秘密社會的多種敘事——1940 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讀》，準備參加 該年 10 月在四川大學召開的“地方的近代史：州縣士庶的思想與生活” 學術討論會。在這篇論文中，我是把沈寶媛的報告作為五種關於袍哥 的文本——檔案、社會學調查、小說、回憶錄和文史資料——之一， 來考察和使用的。

這年夏天，我作為華東師範大學的紫江講座教授，給思勉人文高 等研究院講授“新文化史”的討論課，課上指導學生閱讀了《屠貓記》《馬丁·蓋爾歸來》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在指導研究生閱讀這 些經典著作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微觀歷史在中國研究中還沒有 任何作品問世的問題。或許有幾本書可以算是初具微觀史的研究取向， 羅威廉（William Rowe）的《紅雨》從一個縣的角度，寫 700 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鄉紳劉大鵬的日記作為基本資料，勾畫他作為儒生、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各種身份 的生活。另外，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開微觀眼光研究中國歷史之先河。該書寫於 1970 年代。微觀史在西方還沒有興起，雖然在意大利和法國已有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還沒有譯成英文。史景遷的寫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觀史學的方法。這本書從寫地震開始，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然災害怎樣影響到人們的生活以及生態的變化，婦女的生活，寡婦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還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於資料，史景遷到最後一章才寫到王氏。從嚴格意義上說來，它還不算真正的微觀史。

微觀歷史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得到發展，一是方法論的問題，正如我在一篇討論“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說的，中國的史學傳統過於講究宏大敘事，歷史學家認為要討論關係國計民生的大題目，研究才有意義。二是資料的缺乏，中國沒有像歐洲宗教裁判所那樣的系統資料，再加上戰亂，關於地方社會和社會生活的詳細資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國的史學傳統注重國家、帝王和精英的記錄，一般民眾往往被忽略了。因此，我們今天試圖重建過去的基層社會和生活，面臨著相當的困難。

當我反覆閱讀和分析沈寶媛的調查報告的時候，特別是接觸到我們對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細節的時候，我開始逐步感覺到，我可以以這個報告為基礎，參閱其他檔案、個人回憶、官方文件、私人記錄、報刊 資料等，寫一本微觀歷史的著作。因此，我決定把開展多年的關於袍哥 研究的一個比較宏大的題目《袍哥：一個秘密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暫時擱置下來，先完成這本規模較小的著作，這便是目前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由於袍哥問題已經在我心裡面醞釀了 30 多年，因此這個微觀史的計劃進展非常順利。英文書稿給斯坦福大學出 版社後，首輪便通過了外審，幾乎不需要任何大的修改，這是我所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最順利的一本。

為了更有效地將沈寶媛的報告作為歷史資料來使用，我希望對調查者和所調查的地方有更多瞭解，特別是她文中的“望鎮”實際是什麼 地方，是我最關切的問題。如果能夠找到她本人，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迎刃而解，說不定還可以瞭解到沒有寫入報告的關於雷明遠及其家庭的細節。不過我對此也並不抱太大希望，畢竟已經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2014 年夏天，我開始了尋找沈寶媛的努力。當然，搜尋是從互聯網開始的，令人欣慰的是，在網絡新聞報道中，我發現她竟然是中國圖書館學奠基人沈祖榮先生的女兒，她的家族還在中山大學設立了獎學金。媒體報道中沈寶媛最後的露面是 2012 年出席獎學金的頒獎儀式。後來，我從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沈祖榮先生傳記的作者程煥文教授的博客裡，瞭解到他和沈寶媛有聯繫，還在 2001 年訪問過沈祖榮的故居。通過程教授博客上留下的地址，我給程教授前後發了兩封電郵，但是兩個星期沒有迴音。我心裡面有一種緊迫感，按年齡算，沈寶媛應該至少 90 歲了，我覺得不能消極等待。

我立刻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朋友麻國慶教授聯繫，希望他幫助聯繫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覆。7 月 27 日，程教授發來電郵，告訴我沈老太太家裡的電話號碼。又經歷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東莞，並從她女兒那裡拿到了電話號碼。7 月 28 日上午9 點左右，我打電話到東莞，終於能夠有機會和沈女士直接交談，我懷著很大的期盼，也有一點緊張。但結果令人失望，整個通話時間可能最多兩三分鐘，在我表明致電的意圖後，從口氣上看，老人並不願意就此事被打擾：“我現在年老體弱，記憶力急劇衰退，已經完全記不得 過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誤你的時間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強 求。對此我感到深深的遺憾：如果我在十年前開始撰寫本書，情況將 完全不同，我將有可能直接聽到沈老太太對往事的回憶，無疑將使這本書更全面、豐滿，收集到更多的信息，為本書賦予更鮮活的色彩。

當然，我也沒有完全死心。8 月 13 日，我又打電話給沈寶媛的女兒，希望瞭解她的媽媽是否講過當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夠有所斬獲，也多少能彌補沈老太太記憶力衰退的遺憾。……也就是說，1945 年夏天，她到“望鎮”考察的時候才 21歲。我又請她幫忙向沈老太太請教：一，是否記得進行調查的真實地點？二，是否記得雷明遠的真實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遠在 1949 年以後的情況？另外，關於這次調查的任何其他資料或事情我都有興趣。但均無下文。

看來，無法通過沈寶媛及其家屬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實，我對這個結果還是有一定準備的。不要說 90 歲的老人，就是我自己這個年齡，對幾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經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於從文本——也就是沈寶媛於七十年前寫下的報告——出發，展開對雷明遠其人、他的家庭和 1940 年代川西袍哥組織的考察。